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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求是书院剩余了两进院落。从外观看，这个书院与他处不同，是典型的庙宇建筑结构。其实求是书院正如廖寿丰在奏折中所言，求是书院本就是建在一座寺庙旁边，而这件事情的实际操办人，就是杭州市长林启，正是他找到了这个地方。从格局上讲，求是书院的正前方已经被围墙隔在了外面，只能从侧方的甬道走到正门前。大门口悬挂着求是书院的匾额，然而门旁的两根立柱上刻的却是佛语。 三块白板，不明用途 门的右前方立着省级文保牌，而旁边则斜坚着求是书院说明牌，此牌上面写着：“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是今浙江大学的前身。院址原为普慈寺，寺大殿为书院办公室，教室和宿舍设在殿后东西两斋。……”于是我先走到侧边去看以前的教室，然而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块绿地。 荒园里的如意形池塘 在绿地的正中，砌有如意型的一个池塘，池塘已经干涸，四周长满了杂树，遍地是枯叶。走在这松软的枯叶之上，感觉身处一处古代的废园，这样的荒芜感深契我心。从池塘的侧方转到了大殿的后墙，这里也同样是枯叶满地，而锈迹斑斑的铁栏杆却更为增加了这里的荒废感。
厚厚的落叶 其实我在这里是想找到求是书院的藏书楼。关于本院有藏书楼之事在《浙江大学简史》中有记载：“书院还设有藏书楼，供学生课余阅读。当时林启指定学生必读书籍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严复翻译的赫胥黎（T.Huxley）《天演论》等。而陶拙存的《求己录》等书也列为必读书目。”既然单独有书楼，可见当年求是书院的藏书量不小，但我眼前所见除了一片荒地，已经看不到任何建筑，书楼显然已经不存在了，但原藏的书去了哪里呢？ 也不明白地上的琉璃柱有何用 我在“浙大考研网”上还真找到了这批书的归宿，此网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浙江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源”，此文发表于2015年5月27日，该篇文章的第一段话是：“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原杭州大学图书馆）位于西溪校区，前身是始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藏书楼。现有馆舍面积15240平方米，图书、报刊库17个，阅览室10个，专业研究室5个，阅览座位800多个，是西溪校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雅致 我觉得这段话似乎有语病，因为文中称西溪校区的浙大文理分馆就是当年的求是藏书楼，而西溪距大学路有很远的一段路，显然当时的求是书院藏书楼不大可能建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猜测可能是求是书院变为浙大之后，本校又在西溪盖了新校区，就把藏书楼的书也搬到了那里，并且将新校区里建起的图书馆仍称为“求是书院藏书楼”。看来我有必要找到熟人前往浙大西溪校区一看，以落实我的这个猜测。
梁柱 1901年，清政府准备实行新政，同年9月下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廖寿丰接到了这个指令后，在当年的11月就把求是书院更名为“求是大学堂”。转年的1902年，又将求是大学堂改名为“浙江大学堂”。又过了一年，这个学堂又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到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此办法的第14条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于是本校又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到了1927年，本校又改名为“浙江大学”。如此推论起来，求是书院即是浙江大学的前身。
资料展 重新回到正门，大殿有前廊正中摆放着一个落地插瓶，上面书写着前言。在其侧方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孔子身着官服的拓片。按照历史资料记载，这里应该安放的是孔子和皇帝的牌位。1936年5月18日，本校毕业生蒋梦麟又回到了这里，而那时的蒋已经是教育界的名人，他曾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还当过教育部部长，这次他回到求是书院，是来参加竺可桢任浙大校长补行的宣誓典礼。 似乎是砖砚 在这个典礼上，他有一段讲话，其中提到：“现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大部是求是书院原址，兄弟在此读过书，还记得这礼堂上，安放了两个牌位，一是‘至圣先师孔子’，一个即是‘皇帝万岁万万岁’”。而今这两个牌位我却未曾看到，哪怕是复制品也没有，仅在一处墙角摆着一些老式的桌椅，显示着当年的办公场景。只是每个桌子上摆放的瓷笔架太过低廉。
角落里的桌椅 穿过前厅进入大殿，里面面积之大超乎想象。从结构看，大殿仍然是当年的式样，包括地面的方砖所磨出的痕迹依然故旧。唯一的新式装置是在大殿正中靠前的位置，坚起了三块白布，看上去像投影仪的屏幕。我望了望大殿上方的梁柱，却没有投影仪器，看来这是个装饰物，但他有着怎样的寓意，我却不能解读。大殿正中的地面上，也坚着几根玻璃柱，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在大殿的不同角落还有一些展台，里面摆放着一些旧的平装书以及旧油灯，同时还有一台迷你手动打字机。二十余年前，我练打字时就是用的这种机器，今再见此物颇感亲切，手指忍不住地在抽动，可惜隔着玻璃罩，无法亲触那熟悉的金属键。
熟悉的手动打字机 在大殿四围的墙上挂着一些有机玻璃材质的展板，第一块展板的题目就是“林启办学”，看来本院把廖寿丰视为领导，而林启则看为实际的创办人。其实回溯历史，似乎最早提出创办新学的当地人应当是汪康年。这位汪康年本是张之洞的幕僚，而后他在上海参加了强学会，主张变法图强，他曾提出：“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变法。”
柱础 光绪二十一年夏，他回到了故乡杭州，与朋友陈汉第等人商议，想在浙江创办新式书院。他们折腾一番，最终未能如愿。而第二年的二月，林启从衢州调任杭州知府，而廖寿丰也在同年调任浙江巡抚，汪康年和陈汉第通过关系找到这些昔日领导，在他们的游说下，这两位省长和市长才去参观了育英义塾，而后他们才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所新式书院。
杭州知府林启 书院建成之后，那个时候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光绪二十四年，皇帝同意派学生出国留洋。在此之前，求是书院已经派了四位学生，另外还有浙江武备学堂的四位学生，这八人共同前往日本留学，成为了各省派往日本留学最早的一批人，因此求是书院的这个举措被后世誉之为“开了中国留日运动的先河”。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本校的学生蒋百里等人组织了励志社，发表文章抨击时政，而后事情弄大，于是求是书院将蒋百里等18人派往日本留学，以此避开清廷的追捕。
陈独秀上了展板 第二块展板的题目为“从求是书院到浙江高等学堂的部分学生”，学生中所列的第一位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但是陈独秀是否毕业于本校，在其他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但浙大认为他是本校的学生，那就应该没有问题。我在第三块展板上还看到了“敷文讲学之庐碑”，此碑也是我本趟的寻访目标。
在这里意外看到了“敷文讲学之庐碑” 关于此碑，展板上写着“杭州府中学堂于1901年由养正书塾改称，1911年改称浙江官立第一中学堂。安定学堂（今杭州第七中学前身）于1902年由杭籍商人胡趾祥独资创办，为杭州最早由国人自办的私立中学堂……”今天上午吴主任就带我来到了第七中学，经过一番交涉，终于走进了正在考试的校区，然而在学校内把各个角落看了一遍，都未曾找到此碑，没想到却在这里看到了该碑的照片。
民国时颁发的毕业证书 在第七中学寻找一番没有结果，于是走回门口继续向保安了解详情，他却说本校已经改了名称。问到这里的历史遗迹，其中一位保安想了想说，第七中学前校长对该校极有感情，死后留下遗嘱，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埋在本校的花坛里。这位保安还特意把我领到了那个花坛前，我在里面张望一番，没有看到任何痕迹。但这位前校长对他所办之校有着如此的深情，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浙江大学没有忘掉求是书院，这也正显现出该校的有识之士仍然记着当年的创建者。传统的未曾断绝，由求是书院的这个旧址做出了很好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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