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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洪汉鼎，1938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原籍湖南长沙。1951年至1956年在江苏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师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1961年毕业。现为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在德国已整整两个月了，今天可以说是我这次短期访德的一个高潮：会见当代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哲学诠释学的创始人，现今已一百零一岁的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 )教授。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系盖尔德撤策在上个月已与伽达默尔教授电话联系，说我是从北京远道来专访他的，我是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的中文译者，近二十年来一直在专研他的哲学诠释学。伽达默尔非常高兴，在电话里说他可以在6月11日与我们谈两个小时，啊！一位百岁的老人能作两个小时的谈话，我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为了作充分的准备，我和盖尔德撤策教授于6月10日上午十一点钟起程。从杜塞尔多夫到海德堡近四百多公里。途经科布伦茨，这是德国中部自然风光最美的地区。为了便于欣赏，我们离开高速公路，沿着莱茵河畔小道行驶，中午在著名的旅游胜地博帕镇吃饭。下午大约5 点钟到了海德堡。旅馆安顿后，我们就先去海德堡观光。18年前我曾到过海德堡，它给我的印象是一条老步行街、一座古宫殿、一架古桥、一个古老大学、一条哲学家之路以及始终是阴雨绵绵的天气。今天这一切似乎又历历在目。在微微细雨中我们参观了古宫殿。这座宫殿在18世纪初被法国入侵者摧毁，只剩下一些残砖废瓦。据说后来席勒也主张摧毁这种代表封建专制的建筑，说革命派必须毁灭这座宫殿。德国与法国的关系是这样微妙，以致今天法国人仍说尼采是偶而讲德语的法国革命派。18年前我初访这里时，这里是一片阴暗的瓦砾废墟，可是这次已整涮一新，有些地方看上去似乎新砌的。 第二天上午又是阴雨绵绵，为了能顺利进行这次会见，我们先去海德堡大学勘探地形。海德堡大学座落在古老步行街的右侧，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大学，在斯宾诺莎时代就很著名，斯宾诺莎曾被德国国王邀请来海德堡大学担任教授，只是因为他害怕讲课是否能有充分自由而谢绝。据盖尔德撤策教授说，斯宾诺莎这种疑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大学生在德国专制者看来是危险的，因此大学当时都不设在大城市，而是在小城市，例如海德堡、爱尔兰根等，就是为了防范。说来奇怪，我本以为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是个古老的哲学源地，不仅以前有黑格尔这样伟大的哲学家，而且今天也有伽达默尔这样世界闻名教授坐镇，一定教授颇多、讲座很多，可是一看课程表只有3个讲座，我不得颇有感触地说，海德堡的哲学黄金时代可能已过去了。我们从二楼台往下走到一层，终于在一个角落找到了伽达默尔的办公室。伽达默尔虽然在1968年已经退休，但大学仍保留这间办公室给他。他办公室的隔壁就是现在海德堡哲学系的主角布白勒教授的办公室。 下午天空放晴了，太阳徐徐跃射。大约四点钟，我们按预约到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伽达默尔办公室门口，按铃后,他的女秘书开了门，这是一间大约20平方的房间，一进门我就看见一位老者正在伏案写什么，当我们进去后，他抬起头微笑地与我们打了一下招呼，请我们等一下，他马上写完就与我们谈话。整个办公室除了他的书桌和一套沙发放在中间外，四周书架和地上都堆满了书。沙发已很旧了，显然已伴随了主人度过了数十余年。两分钟后，当女秘书从伽达默尔接过他签了字的文件并走出房间后，伽达默尔从书桌旁徐徐站了起来，有些微颤地柱着双杖走到沙发前，我想撑扶他一下，他说不要，他自己能坐下。我首先向伽达默尔作了自我介绍，并告知他在十年前我们在波恩一次海德格尔研讨会上见过面，他似乎已忘记了，当我拿出我最近出版的《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解读》并指出其中印的一张当时我与他拍的照片时，他笑了说：“对，对，我记起来了，当时我们正在餐桌上吃饭。”我首先按照中国传统探问他的起居情况，说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都想知道他的长寿秘诀。他说他每天11点就寝，早晨7点钟起床，每星期一下午四点必到办公室工作两个多小时。惟一的长寿秘诀就是50年来未看过医生，尽管已柱拐杖好几十年。他将他的健康归功于他的做化学家的父亲。他说他父亲在他小时候就通过实验告诉他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的危险，以致他从那时起就未吃过任何化学的药物，也从未去医院看过病。我回忆十年前在波恩与他见面时，他当时食欲很好，不仅饮了许多酒，而且也吃了很多肉，我尽管比他年轻四十多岁，食量却比他差多了，我说这可能是他长寿的要方，他立即笑了，他说他酒量确实不小。 因为我是中国人，一回忆起他的父亲，他就讲到他的父亲早先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友好关系。当时在他父亲的大学实验室里有一些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他父亲经常邀请他们到他家作客，尤其是新年。这些亚洲人逢年过节总是送他家一些中国绸缎，这种东西在当时欧洲很贵，伽达默尔笑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以后，尽管当时德国人衣着困难，可是我们全家却穿着绸缎衣服”。
首先，伽达默尔告诉我们，他一直在不断地读书，并且也不断在写作，他说他最近正在写一篇论文，题目是“语言与讲话”（Sprache und Sprechen)，内容主要是赋予讲话和倾听以优越性，倾听讲话犹如欣赏或享受谈话的“语言旋律”（Sprachmelodie）。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在波恩研讨会上伽达默尔作了“论希腊人”的主报告，他的语言就是一种音乐的享受。伽达默尔说语言之美在于声音，假如我们能理解地倾听一种语言的声音，那么这是非常美的。“虽然我们德国语言与您们中国语言相比，我不知道它是否美，但我认为德国语言的音乐性很强，语言的音乐性表现在我们的诗里”。他说他有时忘记一些词汇，但他能通过婉言表达掩盖这种忘却，以致没有人知道。我们说，忘记属于生命，有许多累赘被抛弃了，因而可能集中注意本质的东西，这得到他的完全赞同。鉴于伽达默尔重声音和听觉，盖尔德撤策教授建议我用中国语言朗读一首中国的诗，当我读一首李太白的“两岸猿声蹄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伽达默尔仔细听后并缓慢地点着头说，“可惜理解不了。不过，我必须多次、经常和您在一起，以便使自己习惯这种音调”。但当盖尔德撤策教授介绍中国文字的形象特征时，伽达默尔强调说，以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到德国为了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因而必须学习德语，但今天似乎没有必要，因为他感到，远东科学今天的发展已有可能使西方人感到学习中国语言的必要，他说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学习英文一样。这种预感的根据可能是由于中国语言的形象性。正如今天世界交往最密集的地方，如交通、旅游胜地，经常都使用形象标志，以便不通语言的旅游者都能迅速地理解一样，相对于西方发音语言，中国的独立于声音的形象语言有某种优点，将来可能更容易使人理解，另外，现今的中国人口是十几亿，在互联网上占了那样多位置，如果不懂中文，网上将近一半的东西对于西方人就犹如一本未开启的书。当伽达默尔翻阅我们送给他的雷克拉姆出版的《中国哲学的基础》中有的中文字样时，他立即说这不是“写的”，而是“画的”，这种情况正如在西方书信中由作者手笔的特征而“诠释学地”得出的超出单纯意见的东西。 当我们问起他是否受到他的有名望父亲的权威和声誉的影响时，他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一点。他说他父亲原本想让他学习自然科学，可是他却选择了文学和语言学。不过，他父亲并未立即反对他，相反给他提供了他的丰富的藏书馆，让他通过书再次考虑他的意愿。他记得当时他不顾父亲的警告，选择了两本尼采的书，因为他感到该书的语言太美了，只是他从未把尼采看作哲学家。 海德格尔 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哲学上来。伽达默尔首先强调了他的老师保罗·拉托普在马堡对他的深刻影响，认为自己的思想很多得益于他。对于海德格尔，他说是在他以后一些年认识的。他笑着说，这人对他评价并不高。记得开始时，海德格尔认为他的希腊语不好，伽达默尔说他后来就努力学习希腊语，以致海德格尔最后注意到，在他们共同研究古代语言特别是希腊语时，他要比海德格尔强，因而在这方面把他接受为对话伙伴。伽达默尔说，海德格尔看事的方式是很生动形象的（anschaulich)，但对诗的解释却不好。伽达默尔强调说：“虽然海德格尔非常善于思考，在这方面我也许是不及他的。但是海德格尔是太着重于概念，尽管他也几乎不使用词，但对于诗或语言的音乐方面他没有感觉，在这方面我可能超过他。” 由语言的音乐我们讲到了尼采，众所周知，尼采对德国语言的音乐性深有感觉。不过伽达默尔似乎不象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评价并不高，他不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当盖尔德撤策教授讲到今天尼采特别受到法国人的青睬，一位法国作家甚至说尼采真正是一位偶然使用德语的法国思想家时，伽达默尔小声地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海德格尔曾说过，尼采把他弄坏了（kaputtgemacht)”。这可能是晚期海德格尔为他自己不光彩行为作辩护。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伽达默尔说，没有人，甚至他自己，在那时代能理解海氏与纳粹主义交往的“愚蠢”。伽达默尔说他自己就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实践智慧。我们很想知道，海德格尔在哲学上是否带有一种“帝国主义的”(imperialistische)态度，伽达默尔思考一会后说：“情况可能是这样”。这是否应归功于海德格尔的虚荣心，即把自己视为指导当时知识分子运动并也许使他们更改方向的站在顶端的思想家——当海德格尔明白他不可能做到这时，他立即放弃了这一抱负，我们很想知道伽达默尔对此的看法。但伽达默尔不想与海德格尔发生矛盾。他只是解释海德格尔的态度乃出自他的“农民气质”（Bauerntum），这种气质使他具有了许多纳粹意识形态观点。但伽达默尔同时还强调说，这种海德格尔式的农民气质以后并未阻止他发展其对思考（Denken）与指示（Zeigen）的哲学天赋。另外，伽达默尔也满意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重新进行思考，他说，海德格尔后来非常担心“人们会因为他卷入纳粹主义而认为他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在这方面我帮助了他，以致他最后对我很感激”。 伽达默尔这样向我们解释海德格尔，他首先而且从早期就开始被宗教问题折磨着。在这方面他从未能摆脱天主教教养的烙印。尽管他在马堡与布尔特曼——这是一位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和解神话学家——进行争论过（盖尔德撤策教授说这是宗教派别之争），但这并未使他成功。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海德格尔以后转向诗乃出自于这种宗教光环。海德格尔最喜欢的诗人是荷尔德林，而这位诗人就预感到一种神性的向度。一提起荷尔德林，伽达默尔就说：“歌德和席勒，所有人都知道，而荷尔德林在当时就无人认识，可是今天由于海德格尔的推荐，荷尔德林成了红人。”对于海德格尔对诗的解释，伽达默尔并不赞许，他说：“他的那些解释并不对”，它们太远地返回到海德格尔现象学思想工作的背后。这主要是由于海德格尔对于德国语言的旋律缺乏感觉，而这种语言曲调则是伽达默尔的旨趣所在。伽达默尔还告诉我们，在海德格尔死前不久他曾经探望过海德格尔，当时海德格尔病得很厉害，显得很苍白和软弱。伽达默尔说：“以前我总是不能与海德格尔作一种真正的对话，因为他有这样一种特点，即他不希望他的对话者预先猜到他的观点，他要强迫他的对话者一点一点地跟随他的思想发展。但我总是担心跑到他的规迹之外去，而且他也不想作这样的对话。所以我们总是似乎处于一种敌对的关系之中，尽管我们彼此都非常尊敬对方”。但在这最后一次拜访里，海德格尔却想与他对话，因而这次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对话，只可惜是最后的一次而且是短暂的一次。 关于语言知识，伽达默尔告知我们，他精通并阅读西欧所有由拉丁语发展而来的语言。当然他也掌握古希腊语。不过，伽达默尔遗憾地说，他从未学习过东欧语言，这种语言是从古希腊文衍生而来的，因此斯拉夫世界对他始终是封闭的。他沙发旁有一套《真理与方法》俄文译本，他说可惜他不懂俄语。在谈到语言的作用时，伽达默尔再次重复语言的生命在于讲话，他说他过去有一深刻经验，即真理的显示并不在于课本中，而在于与学生的生动活泼的交谈中。他过去在研讨班之后，常和学生们去咖啡馆或酒巴，他说，这时我们摆脱了一切形式（ohne alle Formen)而自由地谈话，其中我们大家都获益甚多，有学生甚至说，最好的知识是在研讨班之后得到的。 我这时提出一个问题：“您怎样看待诠释学之未来？”伽达默尔声音清晰地说：“诠释学需要一种幻想力或想象力（Phantasie），这是确实的”。他说，在我们这个充满科学技术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一种诗的想象力，或者说一种诗（Gedicht）或诗文化。他从很远的地方讲起，因为他概括地证明现代世界及其数理自然科学和技术最终归因于希腊文化以及对其哲学和科学的诠释学应用。他说：“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要从远东找寻养料”。他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他的预测，二百年内人们确实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享一切。另一方面，诠释学还必须探讨更原始的东西，譬如“埃及的东西”，这种东西曾经如此深远地对希腊发生影响，柏拉图在《蒂迈奥篇》里如此恳切地（透彻地）描述了一位希腊人拜访埃及：“我们知道什么，以及我们怎样能更好经验它？”。这怎样与阿拉伯东西联系呢？阿拉伯文化及其观念是由希腊文化创造的，但长期对西方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伽达默尔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对欧洲和西方的语言-诠释学视域的地区狭窄性表示不满，并主张我们应学习他种文化的语言和知识。他遗憾地说，“可惜对于我来说，太迟了！”，但他希望新的一代能诠释学地开放，开启或准备学习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对于世界的未来，伽达默尔说，“我是悲观主义者”。尽管未来的可能性可能有多种思考和希望，但人类的未来却是不堪设想的，对之他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他说：“对未来的思考尽管现在还不能作最终地思考，但一旦我们考虑到人手中那么大的破坏能力，人类种族（der Rasse Mensch）不自己消灭自己的机会就很小”，他忧虑地指出：“世界的末日是人自己造成的！” 如果它不是原子能，以及人们还能够实际控制未来的原子战争，那么它就是化学毒剂，由于这种毒剂，不仅人类而且这个行星上的所有生命都将被消灭。 最后我们谈到《伽达默尔全集》的中文翻译工作。当然，他很高兴他的著作能译成中文，不过当他得知中国现在还没有把康德和黑格尔全集翻完，他感到遗憾。他说他不敢妄想，在康德和黑格尔全集中译本尚未出版前，一个当代德国哲学家的全集有可能出版。不过他答应马上为他著作中译本写一序言。最后他友好地送给我这位《真理与方法》的翻译者一套新版的著作全集以及一本新出版的《诠释学、美学、实践哲学——对话中的伽达默尔》，并分别在书上题了词：“一次来自远方和老相识的访问”和“一次富有真诚亲密关系的罕见的访问”。当我提出希望在海德堡他身边有一研究机会，他立即表示支持，并希望我尽快能来。 时间已是6点1刻。在告别时，盖尔德撤策教授引用了《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一句话，伽达默尔教授说“对！正是这样”。我说很希望他能到中国，这位老人会心地笑了并幽默地说“您想害我吗？”不过他并不拒绝，他将考虑此事，如果中国政府能为他提供一架专机的话。当我告别与他握手告别时，他马上说：“我们不久又会再见！” 2001年6月底于杜塞尔多夫 该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5日，第5版，原名《世纪哲人寄望东方》。题目系编者自行调整。感谢洪汉鼎先生惠赐文稿。 【知止推荐】本读书会秉承“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自觉，将本读书会同仁以为精彩之学术文章、演讲文字（或主动发掘，或外界推荐）经由推文的形式与本读书会同仁及对学术、求知向有兴趣之人士共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愿与天下有识者共勉。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789003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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