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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的报告文学。在全部农村儿童中，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 农民工来了，冒着生命危险来了！ 然而，农民工来到城市，却只能行走在城市的边缘！ 他们在城市从事着最脏、最重的活儿，那是城市人所不想不愿或不屑于做的。在嘈杂的灰尘飞扬的建筑工地运沙子、搬砖头、建网架；在斗大的小卖店里做搬运工；在繁忙的纺织厂，手脚麻利却又机械地剪接线头；丢下自己的孩子去别人家里照顾别人的孩子；在污水横流的深巷里，帮小吃店涮洗盘子端碗端菜。 2006年秋天，有一段时间，隔壁单位装修施工，我们就目睹了那些农民工的生活。 高高的大楼下，一片空地，炎热的夏季里，突然就用油毡搭建了一个大棚，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农民工在此施工。那段时间，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到农民工忙碌的身影。他们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拉砖，拉水泥，挑白灰，很少见到他们闲着。中午的时候，从楼顶看下去，他们都坐在树荫里，端着饭盆吃饭，偶尔还能看到农民工赤裸着上身，站在水龙头旁，用毛巾接水，擦洗身子，而水龙头的水常常时断时续。有一次，一个农民工在身上涂好了肥皂，却没水了，他就用毛巾把身上的肥皂沫擦干净，穿上满是泥浆的衣服走了。有一次加班，大概是接近晚上11点钟，我们从下面走过，看到一个男人，光着上身，在风口乘凉。我们特别留意了他们住的棚子，站在棚门口我们就闻到一阵浓浓的汗臭味道。棚子里有几张用木板搭的床铺，没有蚊帐，床板上放着又脏又旧的褥子和衣服，棚子一角是脏兮兮的灶台，上面坐着水壶，水壶正吐着热气。一盏昏黄的灯挂在棚子里，灯光下面几个年轻人，正把头凑在一起，眼睛对着一台7寸大小的黑白电视，没有电扇，其中一个小伙子不停地扇动着一张报纸，而蚊虫太多，他们不得不在头上裹一块大大的黑布。 那一刻，我们的心很酸。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生活竟然有那么大的差别。更让我们吃惊的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有多苦，而是那么长时间，每一次见到我们，他们都用一种怯怯的目光迅速地扫一眼，然后立即朝向别处，木然地垂下头。他们没和楼上的人说过一句干活以外的话。真的就是一个世界，两种存在。 的确是这样，他们在城市，却是城市的边缘，忘不了也改不了的是：他们是农民。而大部分城市人始终都无法接受他们，就因为他们是泥土里长大的。这些城里人忘记了他们原本也来自农村，至少他们的爷爷或他们的祖先原本也是农民。泥土本来是农民的高贵，现在却成了他们的伤口！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处于封闭和落后环境中的农民的落差越来越大。泥土赋予他们的淳朴、厚道、本分在城市里变成彻底的粗俗、无知、愚昧、丑陋、肮脏，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那是农村与城市的碰撞，是原始与现代的冲突。他们落到城市的最底层，成为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肌肉，沧桑的脸庞，粗糙的手掌，深沉的眼睛，凡是泥土烙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都成了城市人看低他们的原因。随地吐浓浓的痰，随处抽劣质的烟，满口脏话，有些恶心的笑声，散发着汗臭的体味，盲流一样的神态，成群结队地出行，指指点点的动作，口无遮拦的恶搞，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大白天在城市的立交桥下、体育场边撒尿。 我们就曾看到过那种情形，撒尿的人对着一堵墙，脑袋不停地东张西望，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经过，他也没有停止那令人作呕的行为。更有甚者，有的农民跑进城市，人性也发生了扭曲，成了强盗，成了贼…… 可以说，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是现代城市不能容忍的，在城市里表现为劣根，而他们短期内不会为城市改掉这些劣根，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太少，文化水平过低。于是，他们只能成为城市里最卑贱的弱势阶层，遭到城市人的鄙视。 有一次，我们去餐厅吃饭，刚停下车子，就看到几个穿西服的男人和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女人在殴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被打的是个农民工，他正双手抱着头，蜷缩着身体，几双黑色的皮鞋和一双高跟鞋狠狠地乱踢在他身上。周围围着几个农民工，呆呆地站着，不敢出声。打完人之后，那个女人向地上的农民工不屑地啐了一口浓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个农民工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女人露在外面的洁白的肩膀，没想到却招来如此毒打。 作为城市人，我们当时感到很惭愧。后来一想，可能那个女人要发泄的不仅仅是被碰肩膀的愤怒，而是经历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心中蓄积着一股由来已久的怨气。城里人都说在他们眼里农民工的素质低下，破坏了城市文明的形象，可是，农民工真的就是城市的一块疤痕吗？就算是一块疤痕，那么，造成这块疤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很是值得人们去思考的。 在繁忙的都市，有谁在意过那无数的角落中，无数的建筑工地上，大量的体力型工厂里，农民工挥汗如雨的忙碌身影？我们亲眼见过他们拉紧裸露的肌肉，背起一扎钢筋，推动几百公斤的货车；亲眼看见他们在几十层楼高的建筑网架上，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地来回行走；亲眼见过他们顶着烈日，挑起两筐沉甸甸的砖头。他们真的很像农村的牛，忠诚的老黄牛，这些牛被赶到没有泥土和草的城市，都是廉价的劳动力。而城市飞速地发展，庞大的公共基础建设和商业建筑建设，以及低层次的服务业，已经极度地依赖他们。他们是建设者、生产者，更像是为别人抚育婴儿的雌鸟，当雏鸟破壳而出，它们就得飞走。同样，房子建设好，城市更大、更美的时候，他们也就走了，那房子不是他们的，城市也不是他们的，他们能带走的只有一点微薄的工钱，或者一张带着体温的有血渍的欠条。 他们只是看着城市的汽车和美女而两眼迷茫的老牛。他们不属于城市，但是为城市默默地付出，他们的身躯和肌肉已经成为城市的骨架。有人说中国的农民是最可爱的，中国的农民也是最老实的，这是真的。中国农民这个骨架坚硬、忠诚，能吃得苦，能耐得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群体，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 因此，请城市的人们多宽容一些，也请城市对他们仁慈一些，不只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或言语上的，更多的我们要从心灵上，从城市的文化上去接纳他们，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在城市里真正有一种家的感觉。 2006年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曾经利用闲暇的时间和楼下的农民工聊过天。我们了解到，他们是长沙市近郊宁乡县农村来的，工期大概四个月，完成后，他们每人可以拿到3000块。我问到一个中年男人，问他为什么出来打工。他的回答很简单：赚钱。问其他的人，他们也都是同样的回答：赚钱！多么实在的一些人，实在得有些沉重。我追问他们赚钱为了什么？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中年男人说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一个年轻人说为了盖房子，盖房子是为了娶老婆；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干脆回答赚钱就是为了赚钱，这个世界“有钱就是大爷”。 我们和那个中年男人聊得更多，知道他的老婆也在工地上，每天负责做饭。他们家里有两个孩子，儿子上初中，女儿在读小学，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这个农民工朋友说，两个孩子跟着老母亲生活。我问他出来以后家里怎么办？他只是笑，显得很无奈，他妻子的眼睛却红了。 农民工已经走出来很多年，社会也关注了很多年。从最早的全国关注城市流浪人员的“孙志刚事件”，到中央三令五申地要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着实让人揪心。农民工问题是长久的历史过程，需要关注，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然而，静下心来思考，在“农民工带来了什么”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又浮现出来。这个问题似乎长久地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农民工走了，农民工留下了什么？” 事实上，农民走出去了，农村好起来了。好起来的农村却同样伤了。 农民工走后的农村发出了另一声更加沉重的叹息！ 若想更全面地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了解农民走后农村的现状，那么最好去农村走走！ 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的农村，最好去安徽的农村。安徽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标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运动，到90年代风风火火的“减轻农民负担”，在每一次农村的变革中，安徽农村都站在风口浪尖上，浓缩了全局的特征，走得深、行得远。 同样，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迁徙运动中，安徽依然是全国的典型。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也为了调查中青年农民走后，农村状况，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2005年春节前夕，我们几个同事组成调查小组奔赴安徽。之所以选择春节，主要是想了解农民工回家的情况。中国人的传统是“回家过年”，这是一种特殊的情结，无论穷人，富人，甚至流浪汉，都会成群结队，像候鸟一样，赶在春节回家。而远远在外漂泊打工的农民们，也终于可以暂时逃离城市，回归乡土，此时的农村才是完整的农村。这个特殊的时间也可以更好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2005年2月8日，大年二十九，从长沙开往郑州的2154次列车，我们买了几张座位票。这样的安排是经过缜密考虑的：首先，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安徽北部的萧县，那里离中国的交通枢纽江苏省徐州市很近，而从长沙到徐州没有直达列车；其次，这是一趟双层慢车，装的人多，价格也相对便宜，长沙回北方的农民工大部分都会选择这趟火车；另外，这趟火车直达河南省郑州，河南是中国农民工输出的另外一个大省；最后，我们没有买卧铺票，而是买座票，就是为了与农民工近距离接触，体会他们的艰辛。 下午三点半，距离火车发车还有两个小时，我们早早赶到候车厅，已经是人山人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中国之所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春运”，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多，众多的人们春节前回家，春节后外出，造就了这一人类运输史上的奇观，而这些流动的人群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是学生，另外一个则正是农民工。大年二十九，学生高峰期早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有农民工。 候车厅里，人声鼎沸，臭气熏天，几排候车椅子上，放着大大小小的肿胀的蛇皮袋，捆绑起来的散发着尿骚味道的被子和毯子，又黄又旧的肮脏的、鼓鼓的旅行包，甚至扁担、铁棍、铁钩、木桶、篮子、草垫，杂乱地放在地上。农民工则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头发蓬松干燥，眼睛充满血丝，目光暗淡，衣服脏臭，破旧的皮鞋上落满灰尘，带着的水杯有水壶大，盖子里还夹了一层油腻的塑料纸，里面盛着浓黑的茶叶水。他们有的站着东张西望，有的在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有的脱了鞋子垫在屁股下打牌，有的干脆就把鞋子枕到头下呼呼大睡，仿佛落魄的乞丐。 2154列车是长沙站首发车，因此乘客可以在火车发车前30分钟进站。接近5点的时候整个候车厅突然躁动起来，仿佛听到了无声的命令，农民工纷纷从地上、椅子上站起来，把包裹、扁担一股脑地放到身上，背靠背、肩碰肩地往检票口挤，我们几个被夹在中间，很快出了一身大汗。 这个时候，火车站的小喇叭响起：交10块钱可以提前进站，并且还有人帮助拿行李！ 这个消息让人群更加躁动。一些衣着光鲜的人不愿意夹在农民工中间，于是掏钱先走人，提前进站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在候车厅的人却不见少。我们旁边的几个农民工已经不耐烦了。原来他们的票没有座位，而且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个大包，听他们口音是河南人。他们决定交钱提前进站！我很纳闷：平时省吃俭用的农民工怎么会为此掏10块钱？仔细一想明白过来：他们怕不能登上年前的最后一班车，回不了家。 “回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回家的道路，10块钱在那一刻花是那么值得。 一个农民工立刻就跳过一排候车椅，跑到提前上车的队伍里，另外几个人把包裹从人群头顶扔给他，之后也纷纷跳过去。因为他们胡乱插队，还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但是，他们用力地挣开了工作人员的手，直奔提前进站的入口，甚至差点撞倒本来排在最前面的妇女。他们欢喜地交了10元钱，急切地跑进站台。 五点钟，入站口准时放行，农民工们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下子涌出去，扛着包裹，飞奔冲向站台。我们没想到，拿那么多东西，他们还可以跑那么快，竟然带出一阵风来，而那阵势仿佛战争，仿佛逃荒。 等我们好不容易地登到车上时，车里已经挤满了人。门口坐着几个农民工，旁边堆满包裹，他们坐在包裹上，有几个甚至铺几张报纸，睡到地上，楼梯上也坐满农民工，行李几乎堵死台阶。我们的座位在上层，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爬到楼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我们嚷了好几声，才有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挪动他的蛇皮袋，并站到楼梯的一旁，主动给我们让路。我们向他道谢，他却表情木然，看样子他很累了，庆幸自己终于赶上了回家的车。我们刚走过去，他又一屁股坐到台阶上，依靠着行李，沉重地合上眼睛。 走到楼上，我们又遇到难题，我们的座位在车厢中间，但是，从车门进去，走道里挤满人，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他们没有座，紧挨着身子地站着或者坐到地上，几乎连落脚的空间都没有。从车门到座位大约只10米左右，这10米是怎么过去的，实在是痛苦。整个车厢里，乱糟糟一片，空气燥热、憋闷，有人抽烟，有孩子在哭，有人背着包裹找座位，有人则焦急地寻找放包裹的地方，虽然没有多少空间，但是刚上车，来回走动的人很多，我们只有举着行李挪动，碰到一个人就要说声“让一下”，半天却没有反应，我们很急躁。最后终于到达座位旁边时，我们几个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筋疲力尽的我们发现座位上居然坐着几个农民工，我们在他们身边站了好一会儿，他们装作看不见。我们说座位是我们的，他们看我们一眼，仍旧坐着，直到我们拿出火车票，他们才很不情愿地让出座位。等我们放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架被杂乱的行李堆得结结实实。想让他们挪动行李，依旧是没有人回应。没办法，一个同事，站到座位上，想搬动其中的一个包裹，不想却扭伤了腰，他以为包裹很轻，猛地一拉，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站立不稳，差点摔下来。我们其中一人只有将包塞到座位底下，刚把手伸进去，就碰到一根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根铁棍，手当时就流出血来，我们哭笑不得。心想：怎么会有人拿着铁棍上车？后来知道，那竟是挑东西用的。 李家和是坐在我们对面的农民工，巧合的是，他是安徽萧县人，40岁，读过几年书，有些文化素养。他体格精瘦，面容黝黑，五官精致，仿佛刀削。“一个美男子”，我们当时想，“如果他生在城市，肯定是的。” 他很瘦，却很有力，他站起来，把一个蛇皮袋拉了出来，塞到座位下，然后将我们的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去。 就在那个时候，火车开动了！ 车身轧过铁轨的瞬间，所有的农民工一下子都跃起来，有的非常放肆地甩掉鞋子，有的畅快地抽烟，有的旁若无人地将腥臭的脚丫踩到座位上。 火车轰隆隆地开出长沙城。 旅途中很少有农民工和我们说话，唯一和我们说话的是李家和。 他很腼腆，爱笑，笑起来，嘴微微倾斜。我们了解到，他在老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妻子，家里还有一个母亲，今年八十岁，两个哥哥：大哥李家良，二哥李家善同他一样长期在外打工。 他出来打工已经四年多，赚钱供儿子和女儿读书。他谦逊地告诉我们，他的姐姐李碧华的两个儿子，大哥李家良的女儿、儿子都是大学生出身，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二哥李家良的大儿子就在长沙读大学，二儿子在安徽省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三。他说他的爷爷和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坚决要求一定要让下一辈的子孙走出农村，不要再像先辈一样，守着黄土和太阳，无知无趣地过一生。对此，他有很大压力。令他欣慰的是女儿和儿子都很争气，成绩十分突出，下年两个孩子都要考高中了，他希望他们可以考进省重点中学。 谈话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条命就是为那两个小的活的！” 李家和原本是煤矿工人，在全国上下实施裁员简政时期，他下岗了。下岗后在农村守了几年，地方穷，发现没有出路，不得不和村里众多的人一样外出打工。这四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过新疆、大连、浙江、芜湖、广州，现在又是长沙，做的工种是搭建建筑网架。他们家是木工世家，他的木工活很精细，但是在外面找不到这种活计，所以做了建筑工人。 他告诉我们，他原来有“恐高症”，刚一开始，爬到网架上就头晕，甚至想哭，半天不敢动，晚上还做噩梦。现在他早已经适应网架上的生活，钢架就像脚底下城市的马路一样宽。 李家和告诉我们，他的确从网架上摔下来一次。 那是2003年冬天，李家和在芜湖的建筑工地上从四层楼高的建筑网架上跌落下来。他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小雨天，工头觉得可以出工，大家便各自忙碌。在四楼的网架上扛一根钢管时，他脚底突然打滑，钢管一下子落下去，紧跟着他的身体也失去重心，向后倾斜，他伸手想抓住网架，但为时已晚，他像一片黄叶一样，飘零而下。他说当时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恐惧，眼前一片漆黑。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 事故发生后，工头很惊慌，看到李家和没事，又脸色一变，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随后，李家和一个人跑去医院。医生说他扭了腰，左手无名指骨头断裂，建议留院观察一周。李家和死活不肯，因为医院的费用太贵，而一周时间，他可以做很多事，能赚200块钱。他让医生给无名指做了简单处理，用药棉、纱布和一根竹片固定住，防止骨头变形，然后回到工地的帐篷。休息了三天，他坐不住了，他怕拿不到工钱，于是拖着疼痛的腰和断了骨头的手指，上了网架。后来，感觉干活不方便，他把手上的纱布拆除，结果无名指骨头错位，造成手指从中间向里极度弯曲，关节处有一又硬又亮的疙瘩，落下终身残疾。 我们和李家和在嘈杂的车厢内聊天。火车在大地的暗夜里，低沉地呻吟。过年！回家！那一夜，火车上的人一夜无眠。 夜深的时候，我们请李家和嚼槟榔！李家和笑着拒绝了。 他从又黑又脏的旅行包里拿出一只装着白开水的水杯，一块用油纸包着的饼，吃一口饼，喝一口白开水，嘴巴塞得鼓鼓的，对着我们笑。 吃完饼，整个下半夜他几乎没吃别的东西。只在凌晨四点左右，小心地从旅行包里，掏出一袋包装良好的沙琪玛，捏出一块，吃了两口，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那是他买给儿子的，他舍不得吃！我们让他吃我们带的东西，他死活不肯。 天亮的时候，郑州到了，转乘陇海线上的一辆火车。2月9日，大年三十，接近中午1点，我们到达徐州。 徐州，自古以来是交通要冲，汉文化中心，地处苏鲁豫皖交界。我们在徐州市找到一辆车，决定请李家和当向导。他十分高兴，因为可以免费坐我们的车。下午3点，我们几个人和李家和一起，开车驶向李家和的家乡——安徽北部与江苏连接的萧县永固镇。 汽车很快开出喧闹喜庆的徐州市区，在宽阔的公路上飞驰，公路两旁是北中国特有的笔直的白杨树，远处是无边无际的麦田，更远处青灰色的山峦连接着天际。偶尔汽车经过一个小镇或者村庄，总能看到繁忙的人群，听到响亮的鞭炮声。 李家和告诉我们这里还属江苏，江苏北部的农村和安徽北部很相似，但是相对富裕。这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安徽与江苏的差别。 汽车突然颠簸起来，紧接着是持续不断的剧烈颠簸，车速不得不放慢下来。 李家和兴奋地说：到我们县界了！ 对于我们三个外来人，这突如其来的颠簸，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一些东西。它叫贫穷，又叫落后。那一个接点，隔开两种生活！ 汽车继续行驶，中间走过一段安徽省的省道，然后开进乡间公路，狭窄的公路上坑坑洼洼。李家和说这条公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公路沿着一条河流蔓延，河流上有几座村庄，隔着萧索的树木远远地望去，房屋拥挤在一起，仿佛古老的遗迹。很快一道山峦出现在东方，李家和告诉我们他的家就在山脚下。 下午5点，我们到达李家和家所在的村子。时隔一年半的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准确地在调查手记中找到那个村庄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当我们走下车，有一种酸楚猛烈地撞击着我们的眼睛；这个存在深入骨髓——农民，农村！我们左顾右盼，空空荡荡。迎接我们的是寒风凛冽和无力的狗叫。傍晚的阳光，斜斜的照耀，没有温度，只有影子。那个村庄赤条条地摆在面前，让我们有些畏惧。” 村口聚集着人群，老人、孩子、妇女，穿着厚厚的棉衣，手缩在袖筒里，脸孔冻得通红，嘴唇发青，但是眼睛里写满焦急。 这些人都是在等外出的亲人回家。 我们和李家和一起从人群中走过去，引起一阵骚动，紧接着骚动归于平静。突然，一个孩子从后面追上来，拉住李家和的手。那是他的儿子。李家和走的时候儿子只到他胸口，而现在快到他的肩头了。儿子的声带也变了，音色变得低沉，还有他想不到的是儿子脸上印着一块暗红的疤痕，而他走的时候儿子的脸是光滑的，那是儿子前不久和人打架时留下的。 李家和看着儿子，又悲又喜，眼里噙着泪水。他的大手拉住儿子的小手，儿子幸福地笑着，露出焦黄的牙齿。 儿子笑起来很像李家和，嘴斜斜的。 我们送了小家伙一个小礼物——一支钢笔，他一开始不敢要，抬头看他爸爸。李家和点头示意可以，他才欢欣地接过，接过礼物他不忘记对我们说声谢谢。 跟着李家和，我们在村子里走了一圈。这个村子是狭长的，往上延伸，越来越高，一直到山上，一条主道，贯穿整个村子。主道上铺满黄土，道路两旁布满破败的房屋，麦垛、楼板、瓦砾堆、臭水坑。道路越往上越难走，到了村中央，已经全是石头。而最尾端的人家完全住在山上的一片枣林里，那里已经没有道路和村庄的概念。 因为是大年三十，村子里很热闹。家家屋顶飘着炊烟，弥散着浓浓的香气，炮竹声不绝于耳，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在路上追逐嬉闹。男人们满面红光地走街串巷，老人们也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女人们则大多在家里忙碌。这段时间的农村是最欢乐的了，外出的男人女人都回家过年，孩子有了父母，老人有了儿女，丈夫有了妻子，妻子有了丈夫。 这一刻我们能感受到乡村的温馨和快乐，那种温馨和快乐在经历一年的煎熬、残缺与守望之后到来，程度加倍。 我们见到村长黄敬华。据他介绍，村里外出打工人员大概占到全村人口的30%，占青壮年人口的60%，在这其中，只有男人出去的占到67%，夫妻双双出去打工的比例相对较小，接近27%。这是典型的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村庄，其中留守儿童大约150人，占全村儿童的54%左右。 随后我们在村子里安顿下来，准备住一周的时间。一周内我们计划到周边各个村子做些调查。 当天晚上，我们由村干部陪同，分组到部分农民家中，就农民工过年的情况进行访问。小小村落里的访问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托尔斯泰所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和村长首先到了李家和家。他们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水果、瓜子和热水，厨房里燉着鸡和排骨，散发浓浓的香味。看见我们到来，一家人立刻起身，热情地招呼我们吃东西。两个孩子懂事地给我们搬来椅子。看得出他们很幸福，当电视里播放冯巩的小品时，都乐得合不拢嘴。但是，当我们不合时宜地问及李家和什么时候走时，一家人的情绪立刻变得低落起来，两个孩子明显表现出很烦躁，甚至仇视我们的神情。 只有李家和无奈地笑着和我们说话。 我们来到村民侯震宇的家中，他是两天前从新疆赶回来的，带回来7000块钱。他正在和老父亲、几个兄弟、侄子们喝酒，兄弟和侄子们，也都是年前从遥远的工地赶回来的。酒桌上摆满鸡鱼肉蛋，他们酒兴正浓，脸上红红的，有些醉意。饭桌旁，家里的老母亲和其他女人，以及孩子聚在一起，边看电视，边看他们喝酒，在他们心里，这喝酒的场面应该比电视更好看！ 听说我们是外地来的，侯震宇立即说了一声“不容易”。他坚持要敬我们一杯酒，我们笑着喝了。酒很辣，也很甜！喝完酒，他给我们每人夹一块肥大的猪肉，嚼着猪肉，很香。他们是幸福的，幸福洋溢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当我们走出他家很远的地方还能听到他们的笑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村民李晓欧的家。李晓欧今年38岁，妻子田爱兰，两个儿子一个读初中，一个上小学。我们到达李晓欧家时，他家的门紧关着，屋子里黑洞洞的，隔着窗户看见电视微微的光亮。我们敲了几次门，门都没开，门口的狗对着我们直叫。最后，在老村长的劝说下，我们终于进去了。开门的是田爱兰，我们提议她把灯打开，她不理睬我们，还是村长打开了电灯。屋子很冷，又脏又乱，靠墙放着炉子，炉子上坐着水壶，墙被炉火熏得乌黑。我们走进里面屋子，屋里的气氛很压抑，两个儿子正在一起看电视，电视机很旧，黑白的。一家人表情木讷，只是看，不说话。我们和田爱兰说话，她不搭理。于是我们问她的大儿子：“爸爸呢？”他爱理不理地说：“打工去了。”两个孩子躲避我们的目光，显得很委屈。看我们没有离开的意思，田爱兰说出事情的原由。原来李晓欧今年没有回家过年。李晓欧一年前到浙江打工，给当地建设桥梁，年底却没有回来，而且已经三个月没有音讯，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田爱兰说话时，眼睛就红了。 正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她的邻居过来了，让田爱兰接电话。电话竟是李晓欧打来的。田爱兰和两个孩子立刻跑到邻居家，我们也跟了过去。 田爱兰拿起话筒，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张口就骂：“你这个狗日的，你死哪里去了，也不打个电话？死活总要给个信。”身边两个孩子也跟着哭了。电话那头的李晓欧声音沉重。原来他还在浙江！他也想回家，可是因为要不到工钱，没钱买车票；同时要不到钱，他也觉得没脸回家。在这个大年三十，万家团聚的晚上，他只能和另外几个没有拿到工钱的工友一起躲在漏风的帐篷里，和工友们凑钱买一张电话卡，轮流往家里打电话。田爱兰责问他为什么不早打电话通知一声，李晓欧说长途话费太贵，反正三十晚上要打电话，就一起打一次够了。这个李晓欧，难道就不知道家人急吗？李晓欧在电话里反复问：“家里可好？孩子可好？春节有没有买肉？千万不要太省钱，一定要把年过好。”他又说：“等拿到工钱就寄回家，给两个孩子上学用。”他要求儿子们听电话，又怕话说得太长，话费太贵，他让两个儿子一起听电话。两个孩子刚把头伸到电话筒上，喊了声“爸”，就哭得说不出话了。那情景真让人心碎。 一个男人，春节要躲在帐篷里，眺望家的方向；一个家庭，春节少一个人；妻子没有丈夫，孩子没有父亲！多买些肉！买再多的肉都无法弥补这种残缺。 这一家人注定过不了一个舒服年。 调查中我们还见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情况。 黄求平，男，25岁，两年前结婚不久和妻子一起到深圳打工，将当时只有一岁的女儿交给母亲照顾，为了赚钱，甚至省火车费，他们中间没有回过家。今年春节夫妻两个实在熬不住了，黄求平买了一张车票，让妻子回家看看孩子。他说他的“工作”很忙，脱不了身。妻子死活不愿意，非要和他一起回来，最后他下了好大决心买了两张车票。回到家里，快三岁的女儿，已经会走，会跑，会说话。本来，难得的团圆，一家人应该很高兴的。但是，女儿却不认识他们，不和他们说话，不和他们亲近，躲着他们，任凭奶奶怎么解释，父母怎么拿好吃的东西哄她，她就是不和父母说话，到最后甚至哭起来。两口子很无奈，吃肉不香，看春节联欢晚会也不笑。黄求平一直不甘心地对我们说：“回来这一趟，要少赚好多钱呢。”据说，春节他如果留在深圳，可以赚上几百块钱。 刘桂和，女，35岁，丈夫前年打工，意外死亡，工地赔了1000块钱。两个孩子正在读初中，家里周转困难。去年她也到浙江打工，在服装作坊接线头，两个孩子交给同村的姐姐照料。我们看到她的第一眼，不敢相信她才30多岁：头发白了一半，脸上镌刻着深深的皱纹，双眼凹陷、颧骨突出、手掌粗糙、皮肤松弛、背也驼了。我们到时，她和两个孩子边看电视边包饺子，她做饺子皮，两个孩子包饺子。虽然家里很苦，屋子空荡荡的，家具几乎也都卖掉了，但一家人很幸福，看样子似乎忘记了两年前的悲伤，守着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他们还是会发出难得的笑声。只是刘桂和不愿意向我们提及丈夫的事情，更不愿回答两个孩子留守姐姐家里的事情。 这个家是残缺的，不是因为丈夫死了；这个家残缺，因为活着的刘桂和出门在外。 春节她一定会赶回来，跟孩子们一起过。她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春节我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太可怜了。”她所说的可怜，我们能真切地体会到。小儿子脖子上，至今有一块粉红的伤疤，像只蝴蝶，村里的人都知道这块伤疤，戏称它为“项链”，那是去年小儿子在姐姐家里，从桌子上取热水时烫伤的。 而外出打工的张百顺没有回来，并且永远地不再回来。 张百顺，在山西太原打工，半年前走的，前几天还一筹莫展地给妻子林菊花打电话，说弄不到车票，可能回不去了。当天早上，林菊花却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张百顺高兴地告诉她自己就要上车了，估计天黑可以到家。在张百顺家，我们只见到他的儿子、女儿和母亲，屋子里摆满一桌丰盛的饭菜，饭菜都凉了。孩子喋喋不休地对奶奶唠叨：“怎么爸爸还不回来？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 林菊花见天都黑了那么长时间，丈夫还不回来，焦急地去村口张望。 我们赶到村口。村口的风很大，吹在脸上犹如刀割，桥头亮着一盏手提灯，一道光柱射进黑暗里。灯后面一个黑影坐立不安地张望，那是林菊花。从林菊花口中，我们得知，张百顺在山西挖煤，走半年多了，一个月有1000多的收入，已经向家里寄了5000块。而林菊花脚有残疾，走路不太方便，做不了重活，只能在家里做些家务和农田里的小活计，全家老小就依仗张百顺一人。 我们和村主任陪她等了20多分钟，黑黑的原野上没有任何动静。夜空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远远地可以看见城镇上空升起美丽的焰火。我们同事小李的手脸已经要冻僵了，不停地放到嘴边，呼气取暖。 许久许久，我们和老村长返回村里，而林菊花死活不肯走。 大年初三那天，一个噩耗在村子里炸开：张百顺死了。因为回家心切，他挤上一辆超载的大巴，原本只能装下60人的车子被塞进148个人，床上、床下、行李架上满满的都是赶着回家的农民工，结果严重超载的大巴在路上翻进水里，他被活活淹死了。 随着他死亡的消息到达林菊花手里的是上车前他寄出的两千块钱。 与张百顺相比，李伟力可能算幸运的，因为他只是断了一条腿——尽管这种幸运很残忍。 李伟力，45岁，在大连建筑工地打工。春节前一个月，他突然接到父亲死亡的消息。父亲是突发脑出血而辞世的。发病的那天早上，母亲起来做饭，饭做好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可是家里的老头子还没起来，平常老人起得很早，因为家里养了几只羊，他每天都要早起喂那些畜生。母亲很生气，大声叫父亲，父亲却不搭理。母亲掀开父亲盖在脸上的被头，看见父亲的脸红红的，母亲对着父亲的耳朵叫，父亲还是不搭理，于是用手抽打他的脸颊，依旧没反应。母亲突然害怕起来，到处找人，但是李伟力和哥哥都不在家，家里只有一群女人，最后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父亲才被送往医院。但是为时已晚，父亲就此撒手而去。 接到父亲的死讯，李伟力当即向工地请假，提出提前结束年前的活，年后再来，最重要的是他要拿到一年的工资，但是工头说临近年关才能发工资。李伟力被难住了，躲到角落里流泪。 最终，他没有回家为父亲送终。 就在父亲死后的第十天，李伟力突然被头顶落下的一筐砖头砸断了腿！在工地寒冷的地铺上养了十多天的伤，他终于拿到了8000块钱，拖着一条残腿，在年前回到老家。我们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裹着厚厚的石膏和纱布。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伟力刚回来时，几个儿子见到他苍老、颓废的神情和那条腿，都心疼极了，纷纷说：爸以后不要再打工了！上初一的小儿子甚至哭成了泪人。可是李伟力却对我们说：“不出去？不出去拿什么养活他们，拿什么供他们读书？腿好了还是要出去的。”李伟力还告诉我们，回来后，他就拖着残腿去了父亲的坟地，给父亲烧了些纸钱，磕了三个头，他说：“俺爹的坟地风水很好，下辈子会是个富人的命。”说着说着他流下眼泪。 那天，我们很晚才睡，躺到被子里，突然感觉到北中国的农村很冷。深夜里，无数的鞭炮断断续续地响起，是撕裂，更是期待；是向往，更是祝愿。 我们冷着、醒着、思考着：真实比最高明的剧作家都更有才华；真相比最经典的戏剧都更具有戏剧性；一个小小的村庄凝固了中国农村那么多的幸与不幸。即便是那些幸运的人，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幸的。面对这种真实的乡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有一种贫穷连接泪水； 有一种落后盛满残忍； 有一种伤痛令人心碎。 用一年的漂泊，酝酿一张沉甸甸的火车票，开启一天的回归，做一回自己。一天以后又用另一张火车票，开启新一年的漂泊，酝酿下一次沉重的回归！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也是真实的语言，像生锈的金属，没有声音、没有色彩，就是坚硬的一坨，压着时代的腋窝；就像一块破损的镜子里的镜像，真实地浓缩着一切苍白。 春节后，我们在萧县永固镇待了六天。六天里就我们的课题奔走了周边近十几个村庄，调查成果十分显著。与调查结果同时压在我们心口上的是整个农村的伤口，伤口古老、深沉，含着浑浊的眼泪。那些东西适合用钢刀雕刻到石头上，而我们只能用颤抖的手写到调查手记里： 这个村子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村子坐落在山窝里，像一个孩子。而石头是这个村子的图腾！村子里到处是石头，石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石头本来象征力量，石头在这里却代表贫瘠。 农民要离开农村！已经被绝大部分人接受了，因为他们的天空在城市！ 可是我们未曾想到，他们离开得那样急，即使想到，也没能力猜测到那种速度和冲击力。 大年初一，在当地的传统里是一个遭人忌讳的日子：不能动针，不准出门。可是就在这一天，很多人已经踏出家门。在附近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纷纷轻装出行，提着旅行包，戴上手套，装些食物，或者是开摩托车，或者是走路到几里之外搭公共汽车，仿佛走亲访友，悄无声息，不着痕迹。但是谁想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家人全部出来送行，嘱咐路上千万小心，到了一定打个电话，那样的滋味或许只有转身走的刹那才能体会。而初一只是开始，仅仅是开始，是前奏。 从初二到初五，村庄遭遇了一场掠夺！ 这几天村庄多了几十分贝的声响，是哭声； 村庄也多了几十公升的液体，是眼泪。 因为害怕晚了工期，到外面找不到活做，绝大部分出远门的农民工在这几天都离开了家。 穿上最耐脏的旧棉衣，扛起翻新的被褥，背着沉甸甸的蛇皮袋，拎着水杯，怀里揣着一张滚烫的火车票，痛苦抑或潇洒地丢下：“好好照顾孩子”，“好好看着咱娘”，“好好读书”，“在家好好的”，甚至更简单的一句“我走了”！不善言辞的他们此刻都用各自的方式向村子说“再见”，然后转身三五结伴地坐上喷着浓浓黑烟的机动三轮车或者拖拉机，轧过乡村的黄土路，扬起一条长长的尘土，开出村口的小桥，开出曾经日夜劳作过的麦田，开向更远的远方。 在远去的背影身后，是孩子的哭声，是男人或者女人的眼泪，是老人的嗟叹，是无奈，是依恋，是某种割不断却又触不到的岩石抑或流水一样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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