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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约翰·凯奇上演了他的两部惊世之作——《4分33秒》和在黑山大学举行的集体行为艺术，开始声名大噪。 “4分33秒”是一段虚无的演奏时间，但设计得有板有眼：演奏家走上台，在钢琴前坐下，打开琴盖，静坐，过了33秒，关上琴盖又迅速打开，静坐，过了2分40秒，再次关上琴盖又迅速打开，仍静坐，再过了1分20秒之后，演奏结束。虽然在当时已见怪不怪的纽约，人们的反应还是如预料中一样异常激烈。观众在前33秒保持安静，在之后的2分40秒开始礼貌得低声嘀咕，最后的1分20秒是“绝对的热闹”，响起一波一波的愤怒喧哗，然后闹翻了天。大部分现场观众的反应是被耍弄，上当了，有一小部分冷眼旁观，还有更小部分似乎有些领悟。从来没有玩世揶揄的行为波及到庄重的音乐厅里，即使在约翰·凯奇之后也没有发生过。演出的轰动效应令《4分33秒》成为二十世纪一首难得的众所周知的音乐作品。在如今的回顾中，《4分33秒》早已是“二十世纪的文化里程碑”了。 黑山大学的集体行为艺术是二十世纪行为艺术的“开山之作”。虽然与音乐并无干系却也是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往面对各种潮流、运动、激变，音乐界的反映往往冷静地有些滞后，在经过了一段距离的审视和思索之后才不慌不忙地去靠近那些潮流、运动和激变，从早期的文艺复兴、巴洛克运动一直到近代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等，都是如此。由于是音乐家凯奇倡导了这次“黑山事件”，使音乐的先锋性丝毫不落后于其他艺术门类。黑山的作品是这样：观众坐成四组三角形，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杯子，大卫·图多在弹钢琴，罗伯特·罗森伯格在拨弄留声机，康宁汉及一些舞者在空隙处舞蹈，凯奇站在梯子上演讲。演出将结束时，所有的杯子都被倒入咖啡，然后，罗森伯格早期的几幅叫做“白上加白”的画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 这样的艺术意图在今天已不再费解，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两者没有绝对的界限，也没有绝对的标准。艺术家不仅要摧毁从前的艺术标准，还要提醒你：只要你愿意，人生可以是一场盛大的演出。 其中，凯奇的演讲值得注意。他在讲什么？根据当时一位女学生的记录，凯奇讲的是黄憵希运禅师。他说： “禅宗里无所谓善与恶，美与丑。人在自然中的行为行动是一种凝混不分、不分权利阶层事件的复杂体……艺术不应该从生活中分出来，应该视为一种生活的行为。生活，整体生命，包括期间的意外，机遇元素，多元变化，混乱和一些刹那的美。艺术与生活唯一相异处是：在生活里，欣赏是被动的，如聆听鸟儿、瀑布、机器的混合声，而在艺术里，创作者和聆听者都要自发的参与。” 他在讲禅宗。从上述演讲中还可发现，这个有关生活与艺术的辨证观的行为艺术显然构思自禅宗精神。除了在行为艺术中演讲，凯奇还有许多著名的演讲，比如《关于某事的演讲》、《关于一无所有的演讲》，他的演讲不知所云，他说“我无话可说而我正说着，这就是我所需要的诗意”，这样的演讲本身也成了一种行为艺术，连他的朋友都忍无可忍，对他说：“John，我深爱你，但是我一分钟也不能多呆在这里”。凯奇的说法真有点禅宗“行解”的意思，答非所问，而他相信，慧者会破颜微笑。 在《4分33秒》之前，凯奇是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电子音乐实验艺术家。作有《想象的风景》、《第一结构》等作品，因为把钉子、螺帽、橡皮条、破布等等绑在钢琴上创作“预制钢琴”作品而小有名气，上过一些不大不小的杂志报纸，被认为“不是作曲家，而是发明家”。1945年，凯奇正遭受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危机，创作停滞不前，妻子要与他离婚，与好友卡宁汉过从甚密，导致外界怀疑他的性取向。一切混乱不堪。那首为预制钢琴所作的六乐章作品——《危险的夜》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频临精神崩溃的挣扎。他听从朋友劝告去看心理医生，但无济于事。不久之后，凯奇遇上了一个印度女孩吉塔，吉塔对他说，在印度，“音乐应该是让思想变得冷静和安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感知神的影响。” 对于凯奇的音乐创作和此时不平静的内心，这就像一剂良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他写了一首四乐章的管弦乐曲《四季》，他在总谱上写道“试图表现印度关于四季的传统观点：寂静（冬）、创造（春）、储藏（夏）、衰亡（秋）”。观察宇宙与四季气象的变化让心智清明、灵魂清寂。古老东方哲学中的情感、宿命、轮回和对永恒的神秘探寻指引着他，他强烈地感觉到古老文明背后无穷宽广的心怀与智慧，和人世中进退游离的从容。凯奇在此之后告别了他的预制钢琴时代。 四五十年代，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到美国各地讲学。他的课受到各行艺术家的关注，凯奇是旁听中唯一的音乐家。铃木大拙早年当过英文教师，后专心与佛学大师参禅悟道，1897年铃木移居美国后，专心翻译中国禅宗典籍以及老子的《道德经》。铃木即不是和尚，也不是禅宗学者，倒更像一位神学家。铃木试图将禅宗与宗教及西方思想相联系，“他最主要的目标是人道主义，他认为禅能够舒缓现代生活中的紧张、填补精神空虚”。铃木的课和禅义幽玄的讲授方式都让凯奇着迷。如果要深究，“填补精神空虚”并不是禅学要义。由此，凯奇是否深入领会了东方哲学思想倒也值得怀疑。音乐学家余丹红在《放耳听世界——约翰·凯奇传》中摘录了《关于一无所有的演讲》中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让我们相信凯奇并非故弄玄虚，禅学在他的音乐中不只是个装饰品——他说，“假如你让它去，它自己会好。你不必去做……假如把世界从我们肩上移开，它也不会掉下去。责任在哪里？”宿命并非是放弃，而是回归，回到生命初创时的天然状态，才会理解它的清新活力与真正使命，那些在人性欲念与自我膨胀中被遗忘被轻易丢弃的本心，成为我们将被世界吞没那一瞬间的唯一救赎。那么，偶然即命运。 之后凯奇的兴趣由预制钢琴转向了偶然音乐和机遇音乐。1951年，他的学生送了他一本英译本的中国古籍《易经》。凯奇对其中八八六十四卦的中国古代占卜法很感兴趣。命运包含了太多的偶然，或许偶然就意味着选择，自然界的一双巨大的翻云覆雨手，牵引它的万物苍生。人类的意志被它阴差阳错地善意捉弄，或许融入自然，笑忘自我，终能释然。凯奇的道家美学思想逐渐走向深入。《变化的音乐》是根据《易经》的求卦方法，用抛数万次的硬币才完成的作品。这个作品以创作方式来暗示变化的永恒和命运的无常。在这一年中他的作曲一直跟随着《易经》的暗示。《想象的风景第四号》是为十二台收音机而作，要求十二台收音机同时响起。“通过无声的运用，各种声音结果的区别可以清晰地展现”。在那个时候，凯奇开始时不时地提到“无声”。凯奇的新作品叫《万千事物》，后来他解释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禅宗思想中，“万”代表无限，他发现了禅的原则，“就是迎着意念，把自己的思维打开”。更重要的是“通过抛硬币可以约束自我主义，并使之无法影响我的创作。” 在黑山大学的“行为艺术”之后，凯奇来到哈佛大学。哈佛有一个音响学实验室，可以吸掉百分之99.8的声波，真正的无声！当凯奇进入这间屋子，他分明听见两种清晰的声音，“一个是连贯的高音，另一个是有节奏的低音”，后来实验室的工程师告诉他，其中的高音是神经系统的声音，低音由血液循环产生。凯奇由此明白了声音的相对论。他说：“要打开我们的耳朵，必须好好地理解无声”。在此之后，他萌生出创作一首《无声的演奏者》的作品，这就是后来的《四分三十三秒》的雏形。 一首无声的《4分33秒》需要凯奇一生的创作思想来解释。因为虚无并不是“空”，“无”中生出比“有”更复杂更倏忽的意念流动。 以上凯奇对东方哲学的学习过程并不能简单说明《4分33秒》的音乐价值。从凯奇的自学与思考历程来看，他主要受到中国的道家学派和禅宗的影响。西方在上个世纪兴起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热烈崇拜，其重要原因就像铃木大拙说的那样，能够“舒缓现代生活中的紧张、填补精神空虚”。前半个世纪战争与经济萧条的双重阴影，后半个世纪进入信息时代高速运转的猛烈冲击，人类需要在一个世纪中承受之前几个世纪世故变迁的总和，开始发现人类才智创造的文明已经让自身来不及消受。在人为的世界中，肉体却总还是要跟随着自然的节拍律动。中国的老庄哲学、日本的禅宗、印度的佛学、瑜珈等等古老文化在西方主要是因为具有调节身体与社会外界的平衡功能而受到热烈欢迎，甚至成为时尚，特别是在美国：作为一个缺乏历史背景的移民国家，即对于古老的文化分外好奇，又有现代化大国的热情兼容精神。 所谓的“无声”“无为”只是道家学派提供的一种超然物外中的自我发现的结论，并非是刻意的标榜，将它看作一种成熟的心态、一种对待成败胜负的健康心理只是现代人的活学活用，并非老庄本意。在“无声”与“无为”的背后，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早已识破了人的权力与意志构成的“眼障心囚”，从事物的固有观念中跳脱，融入自然，融入大地，才会获得鲜活的本质体验，才会获得天高云疏的广阔视野。在《道德经》中的大量象征性的例举，以反诘、甚至戏谑的方式嘲讽固有观念对人的束缚，只是为了回归本原——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世上有太多似是而非的人、事物和念头，本无定数。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上也提出了一种创造性的人格。 铃木大拙认为西方人不可能真正懂得东方的思维。那么如果约翰·凯奇真正懂得了，或许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吧。凯奇与东方哲学似乎真的很有缘分。不仅是在早年精神危机时遭遇了印度哲学，在他晚年身体不济的时候，关节炎、胃病、疼痛几乎将他击溃，此时，他再一次遭遇到东方养生之道，一个日本非职业医生提供的《易经》阴阳均衡原则挽救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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