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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通长的教室，前低后高，呈阶梯型，俗称阶梯教室，老师正在用电脑讲授高等数学，坐在下面的我两眼目呆，怎么听不懂，好像我们没学到，纳闷中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顿时睡意全无，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那轰轰烈烈的中学年代…… 1969年正是“文革”最乱时期，时值秋季初中招生，小学毕业考试已取消，学生按住地分，一条繁华的中大街贯穿 宝应的南北，成为分界线，街东的上宝中，街西的上“五七”中学。幸运的我住堂子巷，理所当然的上了宝中。 此时的宝中，虽然是全县最好的学校，但校园已满目苍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宣传标语、红卫兵造反队、“工宣队”、“贫宣队”接管了上层建筑，“臭老九“下放到宝中农场去改造，即使是正在教学的老师，也是朝不保夕提心吊胆。我的班主任孙秀琳老师是50年代第一批英语女大学生，初一第一学期还在，到了下学期已换人了。那时真想不通，这么和蔼可亲的老师怎么就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去学习班劳动了呢？教课的老师越来越少，只好把三个班并在一起在阶梯教室上大课。那时中苏关系恶化，学校也军事化，按部队编制，一个年级有三个连，连下面有2-3个排，学校是团，学校东面的大操场四周全是学生挖的战壕，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阶梯教室在学校东南隅，和我们教室在一排，青砖洋瓦（机制大瓦），门朝北，平时空荡荡的，只放两张乒乓球桌，现在一下子热闹起来。每逢上大课，学生自带板凳，朝肩上一扛，活像样板戏《红灯记》中“铲刀磨剪子”的，在校园里吆喝成一条声。在指定的地点按排就坐，下课后，各归原位，几个连轮流上课。教室人多通风差，空气污浊，叽叽喳喳，讲话声不决于耳。由于板凳腿不牢，时常在讲课期间歪倒，而引起哄堂大笑，不排除还有些恶作剧。 那时老师讲课如履薄冰，生怕有闪失，被戴上宣传“封资修”的帽子。语文课以样板戏、毛主席诗词以及两报一刊社论为主。潘大白老师满腹经文，只能照本宣科，但讲到毛主席诗词时眉飞色舞。《沁园春?雪》是我最难忘的一课，从词牌名开始，再到诗人的内心境界，整整一课，全阶梯教室鸦雀无声，同学们才初次了解韵律。下课铃声响过，但同学们都不愿离开，反映出对知识的渴望，希望老师再继续讲，可是还有下一批上课的同学在外面等，最后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送走了老师。 没有理化课，只有《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教化学的卢老师不务正业，哪里缺老师就补上。他讲课的风格风趣诙谐，寓教于乐，时常引起课堂同学大笑，深受喜欢。记得有一次上课，讲到什么是分子，他把朝南的窗户打开，外面浇菜的臭味飘了进来，他说这就是分子在运动，同学们在大笑中掌握了知识。那时的实验室早就被挪为他用，为让同学们更直观的了解天体运动，太阳、地球、月亮三者的关系，他偷偷的从实验室翻到了教学模型带到课堂，让大家动手转动模型，了解地球运动的轨迹，确实耳目一新，后来听说他被二“宣队”的领导狠狠一批。 大家最怕上的是政治课，内容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两报一刊”社论，老师只顾读报，同学们听的枯燥无味，课堂纪律特差，有看小画书的，有交头接耳讲话的，更甚的是在同学背后用纸条贴“乌龟”的，而引发哄堂大笑，教室里简直象个鸭子吵场。而老师偶尔制止一下，还是埋头读报，还没有到下课，已传来板凳的挪动声，个个象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迫不及待的要飞出去。 英语老师关进牛棚，俄语老师来顶。一百多个学生在一起学英语，想象而知是一个什么情景。英语讲究口型和板书，可是后面的同学是听不到也看不到的，而闹出多少笑话，大家是英语汉语化，如同菜花甜妈唱外国歌一样，在英语下面注汉语，但也引来了麻烦。一天又上英语课，而教导主任来了，给大家上堂政治课。只见他神色严肃，说发现“反标”。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年代，不亚于深水炸弹，涉世不深的同学们人人自危。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扫地的同学拾得一张纸，上面把“毛主席万岁”标成汉语为“弄你武千面包”。被查的同学写了检查书，就不了了之。但对那个同学的幼小心灵造成了伤害，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初中没有毕业退学了。想想真可惜，该死的文字狱。 老师越教越少，去阶梯教室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还渴望去，毕竟还能学到一些知识，而平时在教室里不是写大批判稿就是自学“两报一刊”，写心得笔记，还要批斗自己的老师，在幼稚的心灵留下深深的印痕，虚度了两年半的光阴。 岁月无痕，往事如烟。原来的阶梯教室早已荡然无存，那个年代也云消雾散，留给人们只是不尽的回忆，毕竟是一代人在那里度过最珍贵的中学时光。 作者系宝应县人民法院梁永胜 本文发布于宝应生活网，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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