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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一篇原标题《北京制定交通拥堵费方案，专家：治堵核心是减汽车数量》文章中说，北京市已制定“交通拥堵收费”方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衍用对中国网记者表示，若收取拥堵费再执行限号，会引起民众反感。治堵核心是减少汽车保有量，将数字控制在基本不太拥挤的状态。他提出，汽车数量过多是造成道路拥堵的根源。“购买车辆成本低，使得北京拥有汽车的人数较多，导致城市车辆激增。”他建议提高车价、进一步缩小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中国网5月30日） 小学生都知道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直接原因是车辆太多，车多了自然就堵，没有车或车少当然就不可能产生拥堵，这么浅显的道理，竟然被专家教授发现了，被一眼识破了，真不简单，到底人家是专家、是教授，尤其他们有资格更有机会向政府建言献策。这不，因为突然发现北京“汽车数量过多是造成道路拥堵的根源”，继而研究出“购买车辆成本低，使得北京拥有汽车的人数较多，导致城市车辆激增。”的科研成果，于是乎，“提高车价、进一步缩小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的建议也就横空出世。也难怪，以前城市管理者们很多政策出台，都伴随着“涨价”等所谓的经济手段，换句话说，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是以那些可怜的人民群众买单的方式解决。专家总是投政府所好，政府也恰恰需要这么一些“砖家叫兽”在关键时候站出来叫上几声。其实我觉得教授的建议还是太含蓄了，或者说研究得不透彻，造汽车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涨价由不得政府控制，得由市场决定，而油价是政府定价，不久前为了减少雾霾保护环境，油价已经不再实行与原油挂钩调价机制了，教授应该进一步建议如果将汽柴油涨价到每升100元或更高，立马第二天就没有几个市民再开车出门了，一切OK。 不过估计这次北京的那些城市管理者决策者们不会那么傻，也不会被教授这种近乎愚蠢的建议所动。比教授聪明的领导们早就发现交通拥堵的原因是北京车太多了，只是发现这么多年实施单双限号政策似乎也没有明显的改变日益拥堵的交通形势，所以现在北京的领导们更关心的是“与国际接轨”来趁机以解决交通拥堵的名义，向北京众多的车主们收取“拥堵费”，因为洋人也有收的嘛，洋人能收，我为毛不能收？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次准备出台向市民收取“拥堵费”又是一次典型的由市民买单的公共政策，当然也是一次典型的“与国际接鬼”。人家洋鬼子的各种民生政策、福利政策，从来就不去接轨，但只要是向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的政策，很快就“接鬼”了，北京人民有福了，估计明年开始又有“拥堵费”这么一项生活指标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标准，羡慕死了。 当然有意思的是那位提出用“汽车涨价”来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教授好象同样也不乐意“与国际接轨”，并有条件的反对收取“拥堵费”，他提出“若收取拥堵费再执行限号，会引起民众反感”，言下之意政府收了“拥堵费”就不要再限号，否则就不能收这个费。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估摸着是教授同志自己有车而且可能不止一辆车，“拥堵费”一开，当然也损害了专家自己的利益，反对是必须的，切身利益嘛，至于汽车涨价，只是限制大多数一般工薪阶层的购买欲望，并不太影响专家教授们的购买能力，何况他们已经有车有牌。果然是教授级的专家，智商不一般。不过教授建议汽车涨价，恐怕那些造车的商家也不会领情，你这不是害他们吗？车商现在降价竞争都是变着法子，日子难过呵，有钱人再贵的车也买得起，不在乎你涨价，真正竞争激烈的市场恰恰是那些一般工薪阶层吧，教授不应该不知道。 话说回来，交通拥堵几乎成了世界各国各大城市的通病，当然发展中的中国同样严重，到处都交通拥堵基本上成了人们的普遍切身的感受，而人口众多、资源扎堆的首都北京，更是被堵得触目惊心，不但交通拥堵，其尾气排放带来的空气污染同样触目惊心，政府是应该想想法子解决了。但一方面发达国家更多先进的经验值得借鉴，另一方面政府更多的思路应该是象大禹治水一样，宜疏而不是堵，疏通是关键，而不是为治堵而制堵。比如北京现在正在实施的建设城市副中心进行行政及社会资源分流，比如日本，汽车保有量够多吧，但日本人上下班大多数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而非开车，关键是要建立建全更完善和便捷的公共交通，为市民提供足够方便便宜的出行方式，这或许需要政府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进行投入，但总比遇到问题就想到从市民口袋里掏钱要好，政府的公共财政，本来就应该更多的倾向于民生建设，而不是没有止境的三公消费或者彰显政绩的形象工程。 至于教授所谓提高车价来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建议，纯属砖家叫兽级的中国式笑话，不能当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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