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野心家”？ 孙中山先生在《民权主义》中说：
自古以来，有大志之人多想做皇帝。象刘邦见秦皇出外，便曰：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亦曰：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绝。 的确，中国从来不缺像刘邦与项羽这样的野心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野心家刘邦所打下的汉家天下，也没能摆脱被“野心家”谋夺的命运。《三国演义》中那一群野心勃勃的军阀豪强所谋夺的，正是刘家天下。 三国故事起于东汉末年，当时宦官擅权，国家四分五裂，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央政府的昏聩与腐败，在于皇帝的的懦弱与无能。 这就是“三国”难局的基本原因。 小说一开头写道：
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 其实，祸根早已埋下。检视一下东汉近200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刘邦的子孙们很不争气。不妨罗列一下光武中兴之后的那些皇帝们： 汉和帝10岁即位，在位18年，刚懂事就死了； 这些可怜的皇帝，有的登基时还在吃奶，有的龙椅尚未坐热就死了。最可怜的是殇帝与冲帝，吃奶的时候登基，还没断奶就死了。即便以现代政治眼光看，领导人的频繁更换也会给国家带来消极影响，更何况在那个一人独断乾纲的皇权时代，更何况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孩童？如此频繁和儿戏般的政权交接，究竟埋下了多少祸根？
在大一统的专制国家，一旦中央政府的权力旁落或失控，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就难以避免。一个皇帝倒下去，千万个皇帝站起来。有人说三国时代“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确乎如此。曹操有句狂妄的话：“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颇为自负，其雄睨天下之状跃然纸上。但曹操说的是实情。正如王朗骂诸葛亮时所说：
曩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横。降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逆，傕、汜继虐；袁术僭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 在脍炙人口的“煮酒论英雄”一节中，曹操对天下英雄来了个大起底。这些人到底算不算英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少在曹操眼里，多半都是“狗熊”。不过要说他们是野心家，想必没有任何异议。请看： ……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操曰：“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操曰：“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玄德曰：“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益州刘璋，张鲁韩遂，包括这张狂的曹操和装傻的刘备，哪一个不是野心家？但要说英雄，则未必。在曹操看来，英雄的第一个要件，便是“胸怀大志”，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说白了，就是要有将天下纳入囊中的野心。刘璋拒守西川，力图自保，对外扩张的野心还不够宏大，便被曹操嘲弄为“守户之犬”。若刘璋之辈算是“守户之犬”，普天下的人物在曹操眼中又算个什么东西？ “志在图王”，这是《三国演义》中各种冲突的总根源。 当然，“图王”是有层次之分的。曹操、袁绍、刘备这样的人，图的是雄霸天下；而更多的豪强们，则是拥兵自重，割据数州，独霸一方。
在野心家的“第一梯队”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董卓、袁绍、曹操和刘备这些人。这些野心家的性格、言行各个不同，小说所赋予的感情色彩也彼此有异。总体说，董卓是个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独夫民贼，作者对他是恨不食肉寝皮，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袁绍四世三公，出身高贵，但贵而不高，奸而不雄，是个优柔寡断、不辨忠奸的昏庸之人。作品对他既有嘲弄，又有哀叹，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态度有点暧昧；而曹操，既是权奸，又是枭雄，虽然缺德，却智慧充盈，作者既爱又恨，又厌恶又欣赏，态度很复杂。唯独刘备，是《三国演义》极力包装和弘扬的人物，这位集雄心、道义、仁爱于一身的英明之主，才是作者心中最伟大的君王 。 董卓是《三国演义》中率先以“野心家”形象登场的人物。他在小说中所占篇幅不多，集中在前10回。第一回写董卓大败于黄巾军，刘关张出手相救。谁知道董卓这狗东西不懂知恩图报，问三人现居何职，玄德一曰“白衣”，董卓便报以白眼。这是个粗鄙无理的家伙。此后他率兵闯入京师，收罗英勇善战的吕布为爪牙，肆无忌惮，废旧主，立汉献帝，专断朝政，不仅“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威福无比”，而且绞死唐妃，鸩杀少帝，奸淫宫女，夜宿龙床。他挟持献帝迁都长安，尽驱洛阳百姓，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 夺人粮食；面对政敌降卒，卓命于座前或断其足，或凿其眼，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总之, 在罗贯中笔下, 董卓欺天罔地，灭国弑君，秽乱宫禁，残害生灵，上欺天子，下虐生灵，形同禽兽，恶贯满盈，人神共愤。被杀死后,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 与其他野心家比，董卓信奉的，只有强力与蛮力。在政治上，他无视“民为邦本”的古训，他的逻辑是“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与儒家的“仁政”理念背道而驰；在道德上，董卓不知廉耻，践踏道义，不知敬畏，为所欲为；在能力上，董卓虽然狡诈，但又粗劣浅薄，与其权欲完全不成正比。 董卓是个纯粹的“恶”，是“恶”的化身，不仅突破了政治伦理的底线，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也突破了人性的底线。这一点，将他与吕布一比，就很明显了。吕布也是一个被否定的人，但小说在表现吕布残暴无义的同时，偶尔也有人性的自然流露。吕布至少还能算是个“人”，比如他对貂蝉一见钟情，甚至为了那一瞬间的“触电”铤而走险，这样的吕布总算还能让人感到一丝人的生机与气息。而董卓，同样是对待貂蝉，只有放肆的淫欲和粗暴的占有。在董卓眼里，貂蝉与天下人一样，都是他的工具和玩物。 董卓不仅“恶”，而且对“恶”不加丝毫掩饰，他代表了最野蛮、粗鄙和强横的邪恶势力。这样的人能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为所欲为，足以说明这个时代的混乱与堕落。
袁绍是“官渡之战”前最有实力的野心家。他出身世家，家族显赫，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势力很大。年少时血气方刚，对国家有担当精神，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高贵与气势。“十常侍”专权乱政，袁绍力主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董卓之乱，废少帝，立陈留王。在群臣惶恐不知所措时，惟有袁绍挺身而出，斥责董卓谋反，几乎与董卓刀剑相并，见情势不妙才悬节于东门，奔冀州而去。 小说这样描写： 中军校尉袁绍身出曰：“今上即位未几，并无失德。汝欲废嫡立庶，非反而何？”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视我之剑不利否？”袁绍亦拔剑曰：“汝剑利，吾剑未尝不利！”两个在筵上对敌。
袁绍据有冀州、青州、幽州、并州之地，带甲百万，广有钱粮，声震天下。但是，随着势力和事业的不断扩张，袁绍在人格上的缺陷和才智上的匮乏，也逐渐显露出来，并且给他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灾祸。 其实，早在对抗“十常侍”专权之时，袁绍已经暴露了其政治上的幼稚和浅薄。何进要尽诛宦官，太后不允。当时身为司隶校尉的袁绍便向何进进言：“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建议被何进采纳，结果引狼入室，诛了宦官，却引来了更加邪恶和强悍的董卓。
相比之下，作为典军校尉的曹操一开始就比袁绍高明。他主张用强力手腕解决宦官专权，但坚决反对让地方豪强势力引军入京，可惜何进听不进去。做了盟主后的袁绍，更是胸无大志，不思进兵；办事不公，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偏袒袁术；为一个传国玉玺，与盟军先锋孙坚闹翻，几乎火并，终使各路诸侯各怀异心，作鸟兽散。 曹操评价袁绍曰：
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
曹操与袁绍曾同朝为官，同举义旗，在诛杀“十常侍”和抗击董卓的战斗中，并肩战斗。曹操的感受和判断，该算是知人之论了。袁绍缺乏政治大局观、敏感性和决断力，不能掂量轻重，往往因小而失大，注定成不了大事。 在用人问题上，袁绍心胸狭隘，昏招迭出。他手下的谋士田丰、沮授、许攸等人都是干练之辈，在军国大事上屡有良谋，终因袁绍的无端猜忌及优柔寡断而无所作为。更有甚者，偏信奸人谗佞之言，杀害忠良，直接导致了许攸的叛变和乌巢失守，终误军国大事。 袁绍私心很重，任人唯亲。他坐镇冀州, 让长子袁谭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出守幽州，外甥高干出守并州。而袁谭、袁熙、高干等都是些无能之辈，不堪其任。又溺爱后妻刘氏所生幼子袁尚，并立袁尚为嗣，导致两兄弟兵戎相见，自相残杀，直接导致了袁氏家族的彻底灭亡。 袁绍一生，少壮时有胆略，敢作为；及至做了盟主，则贪求名誉，贪图私利，逐渐沦为庸碌之辈。他的帝王之路之所以梦断乌巢，除了对手曹操超级强大，也因为自己性格和才具上的欠缺。 在小说中，袁绍被赋予了一些与他的野心家身份不符的气质与情调。小说描写刘备谋士孙乾求救于袁绍，以解曹操之围：
于是玄德修书一封，遣孙乾至河北。乾乃先见田丰，具言其事，求其引进。丰即引孙乾入见绍，呈上书信。只见绍形容憔悴，衣冠不整，丰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绍曰：“我将死矣！”丰曰：“主公何出此言？”绍曰：“吾生五子，惟最幼者极快吾意。今患疥疮，命已垂绝，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丰曰：“今曹操东征刘玄德，许昌空虚。若以义兵乘虚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万民，此不易得之机会也。惟明公裁之！”绍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丰曰：“何恍惚之有？”绍曰：“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异，倘有疏虞，吾命休矣。遂决意不肯发兵。” 面对大好军机，他因小儿患癣疥之疾拒不发兵，坐失良机。作为一个政治家，实在是个不能原谅的失误。就是因此次失误，刘关张三兄弟失散，关公不得不降了曹操。以人性的眼光看，袁绍对亲子的怜爱，可算感人至深，不仅“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而且连呼“我将死矣”，其真挚之状，足以感人。《三国演义》写爱子病痛或丧子之痛的有几处，但像袁绍这样发乎真情而见之于外的，罕有。可惜的是，战争、政治与人性是相悖的，于此也可看出袁氏政治上失败的某些端倪。 对袁绍，《三国演义》常有恨铁不成钢的嘲讽、怜悯与同情。而对曹操，小说的态度更为复杂。原因在于，曹操本就是个复杂的人，很难用一串褒义词或一串贬义词来评价他。曹操有两副嘴脸，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如忠君与欺君、诚实与诡谲、仁慈与残暴、义气与不义、爱才与忌才、多智与愚蠢、超级自信与多疑善变、勇敢与胆怯、大公与利己等。有时候，他义正词严，有时候口是心非；有时候慷慨激昂，有时候色厉内荏。这正是曹操双重人格的鲜活体现。 如何理解这些矛盾呢？ 其实，这些所谓的“矛盾”在曹操那里一点也不矛盾。曹操是个追求“事功”的人，他将“成事”放在第一位，而将“做人”放在第二位。他的“为人”变化多端，但追求“事功”的原则，却贯彻始终，前后如一。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将“做人”奉为人生的圭臬，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首先必须是人格道德上的典范。正是这一点，使曹操成了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一个另类与异数。曹操一心一意追求事功，将想做的事情做成，这是曹操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无视一切政治、道德与人伦的限制，无视别人的感受，无视别人的褒贬，无所不用其极，完全超乎常人的预料和想象，因人而异，因时而异，随机应变。同样是对待降将，有的定斩不饶，有的则宽怀大度，这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是统一的，统一在这个人能不能被曹操使用，用了是否合算。至于舆论如何评价（他可以泰然自若的调侃陈琳的檄文），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宣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是否合乎古圣先贤的教诲（如“以孝治天下”），那不是他考虑的事情，至少不是他考虑的主要问题。 曹操身上的那些忽黑忽白、亦正亦邪的矛盾，只是他言行在表象上的矛盾。作为一个自主、自负和专断的人，曹操的性格、观念和行事方式都很明确，而且始终坚定如一。 曹操是个典型的权奸，掌权、擅权和弄权是他的嗜好；曹操是奸雄，他雄才大略，志向高远，目光超群，智谋过人，他将这些宝贵的才智都挥霍在抢夺和玩弄权力上，以实现自己吞天之野心。在这一点上，曹操与董卓并无二致。区别在于曹操的胸怀远比董卓宽广，眼光远比董卓长远，智谋远比董卓精准而有效。对于政治、道德与人伦的律令，董曹二人都是蔑视的，但董卓只知道践踏蹂躏，而曹操却是富有智慧的加以利用。结果，董卓天怨人怒，众叛亲离，而曹操却欺天罔地，潇洒自如，进退有据。摆脱了各种律令和教条的枷锁，曹操反而获得了常人难以拥有的行动自由。比如孝道。曹操主张“以孝治天下”，并以此号令天下。陈宫临死前，就曾以此激将曹操。 小说这样写道： 操曰：“今日之事，当如何？”宫大声曰：“今日有死而已。”操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宫曰：“吾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于明公耳！吾身既被擒，请即就戮，并无挂念！”操有留恋之意，宫径步下楼，左右牵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宫并不回顾，操谓从者曰：“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怠慢者斩!” 显然，陈宫的激将起了作用，看起来曹操落入了陈宫设计的圈套：你若杀了我的老母妻子，就宣告了你“以孝治天下”的虚伪。但换个角度看，曹操何尝不是利用了陈宫所说的孝道呢？我杀你，因为你是我的政治对手，何况你自己也求一死，杀了你岂不是成全了你？你死后我养你父母，不正好体现了我曹丞相的宽怀大度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传统美德，曹操赡养陈宫老母妻子的行为，为他赢得了许多尊重，赢得了更多的人心。不要说他的一干下属随员，就是读者，也会因此举而对曹操产生钦佩之心。 曹父被杀之后，曹操对“孝道”的利用真是炉火纯青，天衣无缝。父亲遭戮，曹操的伤感和愤怒不难理解，但作为野心家，曹操非常智慧地利用了家门的不幸，为抢夺觊觎已久的徐州，找到了义正词严的理由。表面看，曹操攻伐徐州是为父报仇，其实他算的是政治账，他对徐州早就垂涎三尺了。在徐州屠城中，曹操的杀戮行径，完全暴露了其“孝道”的自私和虚伪： （曹操）切齿曰：“陶谦纵兵杀吾父，此仇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军，洗荡徐州，方雪吾恨！”遂起军杀奔徐州来。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以雪父仇。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 在攻伐杀戮中，曹操何曾想过有多少父母因他而丧生，有多少孩子因他而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他杀害孔融的时候，连人家两个不懂事的孩子都要一并诛灭，还奢谈什么“以孝治天下”？ 在招揽徐庶的事件中，曹操也娴熟地利用了孝道。他劫持了徐母，将徐母作为诱饵，逼迫徐庶离开刘备，北上为自己效力。孝道是曹操手中的利剑，剑指之处，便是他的利益。 恰恰在这些地方，刘备显示出一个真英雄的品质。请看小说中孙乾与刘备的对话： 孙乾密谓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尽知我军中虚实。今若使归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见元直不去，必斩其母。元直知母死，必为母报仇，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此番对话，刘备的真诚与仁德得到了自然的流露。从军国大事看，孙乾的分析颇有道理。若是换做曹操、董卓和吕布，他们会怎样对待徐庶呢？但刘备秉着“坚决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的做人原则，让徐庶归了曹营。当然，刘备的仁德也得到了回报，徐庶发誓终身不献一计，他说到也做到了。 显然，宣扬“以孝治天下”的曹操，与劫人之母的曹操，是同一个曹操；为父报仇的曹操与杀戮天下无数父亲的曹操，也是同一个曹操。杀与不杀，孝与不孝，其实都服从于曹操实现野心的实际需要。 曹操让人生厌，让人恐惧，源于此；曹操运筹帷幄，逢凶化吉，也与此相关；曹操的智谋、胆识、胸怀、气魄，与此都有关系。 正是如此，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的曹操，手下会集了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程昱、刘晔、司马懿等，可谓人才济济；他赦免了陈琳，因为陈琳确为人才；连许攸这敌营的谋士也来投奔他，为他献策。但同样是这个曹操，却也杀了孔融、祢衡、杨修、荀彧，软禁了徐庶。其实，才不才，用不用，杀不杀，都取决于曹操的实际需要。在曹操眼里，没有“人”，只有“人才”，人才与鹰犬、走狗何异？都是工具罢了。当一个人沦为纯粹的工具时，杀或不杀，都取决于主子的需要了。 曹操既惨无人道，有时候又富有人情味。他“割发代首”；征服了袁绍之后，减免北方的赋税；他信任张辽这样的降将；义释关羽，三哭郭嘉，两祭典韦，厚葬袁绍等，都超越了一般人的狭隘与苛刻。但也是这个曹操，残暴无度，极端冷酷。在废除董承集团时，他发现御医吉平要毒害自己，便处以酷刑。 操问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有九指。”平曰:“嚼以为誓，誓杀国贼。”操叫取刀来，截去其九指，曰：“一发截了，叫你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贼，有舌可以骂贼！”操令割其舌。 后吉平撞阶而死。董承、吉平一案，各家大小共七百余人被杀。为了斩草除根，曹操带剑入宫，弑董承之妹董贵妃。此时贵妃已怀孕五月，皇帝为之求情，也没能让曹操心软。曹操之残暴，竟能如此。 关于曹操，毛宗岗的评点最到位：
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 而愿为曹候，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 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不能制禄山，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韩侂胄不能贬秦桧，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 曹操不仅是奸雄，而且是“奇人”，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奇在何处？奇就奇在别人办不成的好事，他都办成了；别人作不到的坏事，也也作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