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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妇同穴与夫妇之别
(一)夫妇同穴
政治史、思想史之外，两宋时代的日常生活史，是最教人以为亲切的故事。饮酒、烹茶、焚香、抚琴、作画，士大夫引领的诸般韵事，流风浸润于后世而成为人们艳羡的近古时代风雅之渊薮。蔚为宋诗风格的所谓“以文为诗”，也每每在“平易”的标的之下以对生活细节的关注而留下动人的记述。
比如关于“五伦”之一的夫妇，诗笔虽然很少表现浪漫的情爱，却多以真情之眷恋而令人动容。比如梅尧臣《悼亡三首》之一:“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嗣后又有《泪》、《秋日舟中有感》、《书哀》，都是抒写挥之不去的伤恸。及至续娶之际，依然“喜今复悲昔”，“惯呼犹口误”，亡妻且依然是梦中幻影，——“自我再婚来，二年不入梦，昨宵见颜色，中夕生悲痛”。以此再读苏洵《祭亡妻文》，所云“安镇之乡，里名可龙，隶武阳县，在州北东。有蟠其丘，惟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骨肉归土，魂无不之。我归旧庐，无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更可解得其中所寓之深情。陈师道《别三子》诗句有“夫妇死同穴”，南宋任渊注云:“《大车》诗曰:‘穀则异室，死则同穴。’后山虽用此语，而其意则谓夫妇生常别离，至死方获同穴，此所以可悲也。”任渊，川人也，此句所注很能得陈诗本意。《大车》，见《诗·王风》。穀，生也;穴，圹也。其下一句是“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约誓之辞，如闻其声”苏轼《书温公志文异圹之语》:“《诗》云:穀则异室，死则同穴。古今之葬皆为一室，独蜀人为一坟而异藏，其间为通道，高不及肩，广不容人。生者之室，谓之寿堂，以偶人被甲执戈，谓之寿神以守之，而以石瓮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则去之。轼先夫人之葬也，先君为寿室。其后先君之葬，欧阳公志其墓，而司马君实追为先夫人墓志，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垅而异圹。君实性谦，以为己之文不敢与欧阳公之文同藏也。东汉寿张侯樊宏，遗令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子孙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光武善之，以书示百官。盖古亦有是也，然不为通道，又非诗人同穴之义，故蜀人之葬最为得礼也。”这一节叙事，为作者所了解的“蜀人之葬”，云“最为得礼”，不如说最得人情虽然形成风俗之后，不免多有程式化的成分，但风俗之下，总是以厚实绵长的人情为底色。
(二)夫妇之别
就表现内容和装饰纹样而言，泸州宋墓石刻与其他地区的宋金时代墓葬艺术多很相似，不过墓葬壁画常常采用通景式的画面，石刻则以单幅为主，然而用心处，雕工甚或不输绘笔。只是泸州博物馆藏宋墓石刻，多来自征集，它因此失了原本在墓葬中的位置，也因此丢失了许多重要信息，于是我们不得不依据其他墓葬的情况，来解读石刻图像内容以及其中的含义，藉以拼接曾经有过的生活场景，复原已经逝去的故事。
通观南宋中期前后四川盆地及黔北一带大致同风的石室墓，两室并列的夫妻合葬墓中，不仅为夫、妇分别安排了不同的空间，而且两个墓室的装饰图案也每每各有不同。如四川彭山南宋虞公著夫妇墓，系两室并列的合葬墓，相邻的两个侧壁间距一米多，而未共用一壁。东室墓主人为虞公著，系雍国公虞允文之子，入葬年代为宝庆二年。西室墓主人是虞妻留氏，丞相卫公留正之女，安葬于庆元六年东室的棺室门柱东西两侧各有浮雕武士像，西室的棺室门柱两侧也各有武士像，不过雕刻为女性。
又如四川广元宋代石室墓，此为夫妻分室的合葬墓，两室之间以墙相隔。由出土的两方买地券可知东室墓主人名杜光世，入葬年代在南宋庆元元年;西室为杜妻弋氏，乃先营此圹，卒后方合葬。东室墓门两边内侧的立石分别雕刻武士，西室墓门两边也分别雕刻武士，而与前举虞公著夫妇墓情况相同，西室浮雕亦为女性。
此外一例，是贵州遵义深溪镇播州土司杨粲夫妇合葬墓。杨粲为播州十三世土司，南宋嘉泰初年袭播州沿边安抚使，当政四十余年。墓葬营建于南宋理宗时期，为大型双室夫妇合葬墓，两室南北并列，后室有过道相通。南面墓主人杨粲，北面墓主人杨粲妻。女室前后室之间的立柱内侧为女官，一人捧奁，一人奉巾。后室壁龛龙头椅上坐着女主人，分立两侧的女官一持凉伞，一奉注碗。台基上的一对力士均为女性(图1)。
再如四川华蓥南宋安丙墓地的一号墓和二号墓。一号墓主人为福国夫人李氏，后室后壁内龛石刻为家伎合乐中的“妇人启门”;二号墓主人为安丙，墓葬后室后壁内龛为端坐于椅子上的主人，侍女立在两边，其中一人手捧漱盂。(图2)
以上几组实例表现出来的夫、妇墓室装饰之别，或为墓室卫士、或为抬棺力士、或为启门侍从的性别之异，当是出自一种共同的设计理念。男女墓室门侧性别各异的武士，应非《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所云用以镇墓的“当圹”、“当野”，而是前引苏轼《书温公志文异圹之语》中说到的“生者之室，谓之寿堂，以偶人被甲执戈，谓之寿神以守之。”坡公云“偶人”，即今之所谓“陶俑“，易之以石雕，含义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可以认为，不论男女，墓室门侧擐甲持兵的卫士，均为与“寿神”意义相同的神将。如此，守护女主人墓室的戎装女性，自然是女神将(图3)。
既为神将，一身妆束以及掌握之兵器，自可不拘泥于当世实用的“制式装备”。剑固然在晋以后即退出实战，斧也早就不是战斧，而为仪仗之属它在《晋书·舆服志》中称作“凿脑斧”，《新唐书·仪卫志》则名之曰“仪锽”唐五代以至宋元，仪锽也被释道艺术中的各路神将所借用。刻划简略者，略具斧形而已;制作精细者，则或作出龙首或兽首吞刃。(图4、图5)。
神将的造型来源之一，大约是两宋的镇殿将军《东京梦华录》卷六《正旦朝会》曰，正旦大朝会，“车驾坐大庆殿，有介胄长大人四人立于殿角，谓之‘镇殿将军’”。这里没有说到镇殿将军的妆扮‘不过此制也为元朝所用，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大汉”条。如此，元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关于镇殿将军的一番形容，便足资参考:今日是圣节日，“大明殿前月台上，四角头立地的四个将军”，“身长六尺，腰阔三围抱不匝，头戴四缝盔，身披黄金锁子甲，曜日连环，脚穿着朝云靴，各自腰带七宝环刀，手持画干方天戟的，将钺斧的，拿剑的，手柱枪的，三尺宽肩膀，灯盏也似两只眼，直挺挺的立地，山也似不动惮。咳，正是一条好汉这的擎天白玉柱，驾海紫金梁，天子百威咸助，将军八面威风”。镇殿将军也颇与宋元话本小说中的神将仪容相通。且看收在《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西山一窟鬼》——“那个道人作起法来，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一员神将出现:黄罗抹额，锦带缠腰。皂罗袍补绣团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剑横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间，下徹九幽之地。业龙作祟，向海波水底擒来;邪怪为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坛畔，权为符吏之名;上帝阶前，次有天丁之号。”神将之形容，自然不待刻成文字即早已在民间流传，而他的一身妆束与全付本领，诸如四缝盔、锁子甲、朝云靴，黄罗抹额、锦带缠腰、皂罗袍补绣团花，又七宝环刀、方天戟，将钺斧、持剑、柱枪，所谓“上通碧落之间，下彻九幽之地”，向海底捉孽龙、入山穴擒邪怪，凡此种种，都可以为“寿神”的形象作注。
“妇人启门”本是墓葬艺术中的传统题材，在长期沿用的过程中，它的含义也在不断演变。而在以上所举丧葬制度大体相类的宋墓石刻中，启门者却颇有性别之异，所奉之物也稍见分别。泸县宋墓出土的一批石刻，将这种不同表现得更为分明。比如青龙镇金宝村一号墓与二号墓。此系两墓共一个封土冢的合葬墓，而各有独立的墓圹和墓室，成南北并列，一号墓在南，二号墓在北，圹间距离不到一米。一号墓后壁与左右侧壁分别浮雕略微开启的格扇门，门前立着捧物女侍。二号墓后壁微开的格扇门前恭立捧印男仆。此外尚有若干征集品，但其中有不少保留了所出墓葬的纪录。依此可以举出三组实例:
例之一，出自泸县牛滩镇滩上村一号墓的一方石刻，中间一个栲栳圈交椅，两旁各立一侍女，一人捧盘，一人捧盒。出自泸县牛滩镇滩上村二号墓的一方，中间是屏风前的一张栲栳圈交椅，两旁各立一男仆，一人捧冠带，一人捧水罐(图6－1、6－2)。
例之二，出自泸县福集镇针织厂二号墓的一方石刻，是立在帐幔下的侍女。(图7－1)。出自一号墓的两方，一为叉手立在座椅旁边的男仆，一为门前扛交椅的男仆(图7－2、7－3)。
图 8 －1：泸县福集镇龙兴村二号墓出土石刻：妇人启门
图 8－2： 泸县福集镇龙兴村二号墓出土石刻：立在门前的男仆 例之三，出自泸县福集镇龙兴村一号墓的一方，是所谓“妇人启门”(图8－1)出自泸县福集镇龙兴村二号墓的两方，分别是立在门前的男仆，一人叉手，一人手捧一册《礼记全》(图8－2)。
对照来看，这里的妇人启门似乎意在表明门内即是主母所在;男仆启门，则门内是主公。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对于缺失墓主人性别信息的墓葬，石刻内容正不妨作为判定方式之一。 （文章来源：《形象史学研究》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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