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的第十三回“急先锋东郭争功，青面兽北京斗武”，写的是索超与杨志在北京大名府比武的故事。  左为索超在连环画中的形象，右为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中的武士像 索超原是河北大名府留守司正牌军，于是施耐庵写他： “头戴一顶熟钢狮子盔，脑后斗大来一颗红缨，身披一副铁叶攒成铠甲，腰系一条镀金兽面束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上笼着一领绯红团花袍，上面垂两条绿绒缕颌带；手里横着一柄金蘸斧”。 巧合的是，这样的装束打扮，几乎与今天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中所示的“武士”石刻一模一样。  索超是武将，在两宋时期，虎头型头盔和手里握的大板斧都是士兵的标配，可以猜想，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里的武士像，大抵就是脱胎于大宋士兵的形象。 这样相似的联系，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发现很多。  上为《春游晚归图》中所绘的交椅形象，下为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中的交椅 例如，石刻上的交椅，正是《春游晚归图》中所绘的椅子；石刻上的侍女，所着的也正是宋时流行的交领形制。在这样一方小小的石块当中，不同的线条跌宕起伏，却组合出一幅富有生活气息的南宋市井画卷。 今天，我们走进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经由这上千件石刻的诉说，我们重新回到两千年前的南宋帝国。  泸县，一座距离成都239公里，蜗居在四川东边的小城。 如今，这座面积不过1600平方公里的小县城堪称寂寂无名。但就在这样一座小城中，却藏有160余处宋墓群，暴露在外的宋墓就有500余座，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为密集的宋代石室墓群。 这些数量庞大的宋墓，全都散落在荒野和农田当中，经由黄土和沙地的掩盖，在此沉睡了整整上千年。  泸县地区宋墓数量统计图。2000年左右，泸县频繁发生盗墓事件，有关部门很快对此进行调查，数量庞大的宋墓因此集中被出土发掘。图：中国国家地理 上千座宋墓的出土，将泸县重新拉进了公众的视野。而在考古人员清理宋墓的过程中，大批制作精美、形态多样的宋代石刻也随之重见天日。 石刻，简单来说，便是古时的工匠运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石刻便是刻印在石头上的史书。 而从泸县宋墓中挖掘出来的这些石刻，又是极为特殊的。  泸县宋墓发掘现场，图：北京交大古建筑 由于这些石刻是被放入墓中的，它们所要表达的含义便丰富了许多。墓葬本身，象征着一种轮回，既是由生到死，也是由此岸世界去往了彼岸世界。  清明上河图 2017年，以这批遗存为基础，四川正式设立了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 泸县宋墓的发现，很快便吸引了许多对此感兴趣的考古学家投入研究。而在研究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很多的疑问开始浮出水面。 泸县位居四川边陲，为何在这个小城里，却保存着数量如此惊人的宋墓？这批宋墓的主人又会是谁？ 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把时间拉回到两千年前。
泸县的古称是为泸州，早在汉代时，这里便是经略西南的门户。秦灭巴蜀时，曾将蜀地一分为三，位居蜀地边陲的泸州，便正好成了与西南少数民族接壤的城市。 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自汉代起，泸州的历史便大半部都是战争史。中原统治者不断同西南少数民族来回征战，夷汉战争频繁爆发。战争催生了激烈的文化交融，同时也带来了民族融合的客观结果。 自此，泸南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泸县玉蟾山上的佛像，明显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这正是民族融合的直接显证。这种多民族文化的杂交，也可在出土的石刻上窥见。 而泸州的显赫，是从北宋开始的。 宋太祖即位后，主动放弃了云南等边患尤重的地区，于是泸州便成了防御镇守的前线。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使得泸州一度曾与成都并驾齐驱。在大量人口移居这里之后，泸州的社会经济也随之腾飞。 这些迁移而来的人口，多为屯驻军士、政府官员、工役商队以及他们数量庞大的家属。经过世代居住，这里逐渐出现大量的家族墓葬群。 这些人口，便成了这些宋墓的主人，而这些宋墓，也成为了宋代泸州政治经济日显的重要注脚。 泸县宋代石刻上雕刻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保留了墓主人生前的形态。图：北京交大古建筑南宋后，泸州逐渐衰微。或许也是机缘巧合，泸县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这大批宋墓免受战乱动荡，安然遗存至今。 目前，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藏有宋代石刻上千件，平时用于展出的只有300件左右。这些石刻主题鲜明而造型迥异，根据美术史专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唐林的研究，这些石刻可大致被分为六大类别： 一是武士类。这些武士形象主要位于墓门两侧壁面或甬道两壁，往往手执兵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绝大多数武士形象都被雕刻成男性，但这里同样还有着数量不少的女武士。 武士像可以说是这批宋代石刻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工匠在雕刻这些武士时，充分借鉴了佛教中天王造像的技巧，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武士像的耳侧和腰侧都缠绕着飘逸的帛带，脚下还踩踏着祥云和不同的瑞兽。 这样的雕刻流畅飘逸，也将宋代以来的斯文尽致典藏，使得墓中的武士像在威严的同时多了些文人神采。 各种不同造型的武士像，图：书讯南山 二是生活类。 这一类别主要指男女侍从备宴、侍洗、备寝等内容，而其中对于女侍从的描绘又是尤为生动。这些女侍有执团扇者，有执壶者，有持铜镜或捧果盘者。却都被刻画的衣袂飘飘，柔美舒朗。 三是升天瑞祥类。主要指得是一些出现在墓室顶部和墓壁下部须弥座上的装饰。 这些装饰大都采用的是佛教或道教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装饰内容，常常用以表达与升天和吉祥有关的愿望。 飞天捧莲局部，图：北京交大古建筑 四是神像类。这一类主要包括四神（四神指代表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十二神像与二十八宿。 这些图案通常被雕刻于墓室壁面，也偶见位于墓室顶端。 不同的朱雀形态，图：书讯南山 五是启门类。 “启门图”是中国的石刻作品中最常见的雕刻题材之一，指的是在半开的门间立有人物形象，有的露全身，有的仅探出半身。 启门图通常是为妇人的形象，有的时候也会有男侍或童侍出现。而在泸县宋墓中，经常是安排一名手持各类物品的女子位居门中间。 六是乐舞杂技类。这类石刻通常都雕刻着伎乐演奏音乐、舞蹈表演、表演杂剧的内容。 在泸县征集到的宋墓石刻中，有很多精美的乐舞题材作品，例如采莲舞、踏歌图、勾栏歌舞表演等。
看完这些石刻上所绘的繁华世界，我们仿佛看见一副《清明上河图》在地下徐徐铺展。 那些武士、侍从和乐伎，正是曾经的如梦一般的南宋社会在石块上的延续和缩影。 同时，墓主人的美好憧憬也在墓中幻化成了具体的影像，飞天与青龙缠绕，白虎在祥云中奔腾……当石刻构架出跨越时间的桥梁，真实与虚幻、具象与抽象、再现与虚构、死亡与重生都融汇于这方小小的天地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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