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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浙江兰溪人。中国画坛具有影响力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20世纪以来，在美术领域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新人物画的诞生与发展，方增先的 人物画则最为突出，他把西方造型系统改造成适应中国画所需要的基础，又吸收了中国人物水墨艺术的精髓，使之有机结合，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2014年，上海文学艺术奖在停办了12年后重启，经过评选，方增先获得了第六届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殊荣。 方增先自幼就受民间艺术与传统绘画的熏陶，儿时印象最深的是元宵的龙灯上那精彩的民间绘画与外婆家的水墨兰竹，最早的启蒙老师是母亲周云鹊以及外婆家的画谱藏书。 方增先《牧牛图》其实，方增先最初是画油画的，因为受到特殊时期的影响，领导找到他，告诉他不要画油画了，画我们中国的国画，之后方增先就开始了国画的创作。那个时候方增先单纯的不去想个人爱好就是去完成国家的任务。 进入当时的浙江美院国画系后，方增先也曾有过迷茫。他在一篇自述中写道：“人物画在中国画坛上，是一个早被边缘化了的‘物种’，这是一种不期而遇的使命。人物画创作，人人都希望走出一条新路，但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底。”就是在这种“使命感”与“心里没底”的状态下，方增先开始了对人物画创作的探索。 方增先被人熟知，是靠着《粒粒皆辛苦》和《说红书》。在创作《粒粒皆辛苦》时他年仅24岁，在那个时候的发行量是空前的，火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当时全国居民没有自来水要到一个集中接水的地方去，淘米洗菜。那个时候每一个供水的地方都有一张《粒粒皆辛苦》。 方增先《粒粒皆辛苦》
到了六十年代，方增先创作的《说红书》同样受到了百姓的喜爱，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以前也没有电视机，就放《说红书》这幅画，这幅画也奠定了方增先不可撼动的地位。 方增先曾随叶浅予、邓白在敦煌千佛洞的3个月临摹，跟随潘天寿、吴茀之的雁荡山写生，上海画院的4个月观摩，拜吴昌硕传人王个簃为师，受到江寒汀、陆俨少等的指点……这些经历，拓宽了方增先的视野，对笔墨的认识也日益深刻，从而造就了这两幅新中国写实人物画的里程碑。 因为历史原因，方增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没能有更多创作，1979年以后，方增先下决心要一改以往作品的面貌，在对传统重新研习后，开始了高原写生之旅。 从1983年开始，一直到他60多岁，方增先几乎每年都会去大西北。而对于这段时期的作品，方增先提起来就特别兴奋：“在路上遇到感兴趣的藏族人，就在草地上坐下来，当场展开画卷写生，都画得比较大，有着真人大小。”虽然方增先总是谈他的作品，对于当时写生时的苦楚也只是淡淡的“我还好，没有太大的高原反应”。
在这种苦行僧般的艺术修行中，方增先的画风出现一大转折：从习惯的写实手法转向了笔墨与写意的追求。而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质奖和“齐白石奖”的《母亲》，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方增先的作品，每隔几年，总会给人以全新的面貌。对于这种探索，方增先坦言：“画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在几年之后，如果还延续着画，就会感到没味道。”因此“特别是作为最终表现的笔法、墨法，会不断地变”。 面对当下的人物画创作，方增先提出自己的见解：“绘画必然受到文化、历史的影响，中国人物画未来的发展，其基本方向和路线离不开中国的民族传统，另搞一套，把西方的人物搬过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又不能完全避开西方的现代艺术，尤其是西方现代的形式构成方面有一套很规律化的研究成果。这些我们必须学，后再和我们的国画传统结合起来。” 方增先《初秋》方增先《松影聽風》作为中国人物画的代表人物，方增先在语言的探索里数度变法，付出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方增先曾说“我一生走过的艺术道路，是一个苦行僧的路。苦行僧有苦行僧的‘道’，也有苦行僧以苦为甜的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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