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木头1018 2016-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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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人生郑和：为了远航的远航

文/任红

郑和七下西洋航线图。绘图/刘宇佳

郑和把明代的思想、文化带到更远，他拓展的不是个人的生活半径，而是明朝的政治战略版图。

今天我们常说，学会驾车，便扩大了你的生活半径。现代的交通方式，把人带去更远的地方，了解更广的世界。那么在遥远的农耕社会呢？我们来看《史记》上的一段记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当斩。”就是这么可怕。在农耕时代，主要是车马代步的陆路交通，以及并不太多的舟楫之便的内河交通。关于航海和航空的想象，则多是文学化或者宗教化的。能够进行现代意义航行的，郑和是中国古代最具成就的一人。跟庄子、李白、徐福和鉴真和尚都不一样，郑和把明代的思想、文化带到更远，他拓展的不是个人的生活半径，而是明朝的政治战略版图。

简明中国航海史和明初海外政策

中国古代的航海并不发达，为了寻仙和避难理由的航行则更多。像中国这样拥有广阔内陆的国家，海岸似乎就是认知边界了。

中国古代的航海并不发达，为了寻仙和避难理由的航行则更多。像中国这样拥有广阔内陆的国家，海岸似乎就是认知边界了。地处中原的人，需要走上很多天，才可以看到疆域的极限。这跟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物产不多、为海洋环抱的岛国对世界的理解和预判是不一样的。同样是描写水边儿童的生活，中国的描写通常是：“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而在丹麦或者美国的描写可能就会是：“我们去做水手吧！”或者“我们是横行七海最坏的无赖！”

如果说，郑和之前，中国人全无航海，这当然不恰切。但是，那时中国人的航海既不普及，也不是主流，成就也相当有限。

我们来梳理一下郑和之前的简明中国航海史。

在汉朝，航行曾抵达过印度半岛的南部和锡兰；

在唐朝，市舶司制度建立，海上丝绸之路开辟，船舶远航到亚丁附近。贾耽《广州通夷海道》曾详细记录了这条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航线所经过的港口、转向点以及航行所需时间；

在宋朝，延续唐的市舶司制度，收益丰厚，仅泉州一地，就曾容纳五十国的番商；

在元朝，汪大渊驾船十年游历，《岛夷志略》中记录了从菲律宾群岛到东非的两百余国家，航线从阿拉伯海拓展到红海。而当时的朝廷也把战火燃烧到日本岛。

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接近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前的明朝。

明初，太祖朱元璋即实行海禁政策，市舶司存在三即被取消，“寸粄不许下海”，民间亦禁用番货。与此同时，皇帝对海外诸国仍采取怀柔之意，曾谕旨：“占城舶货物，皆免其征。”“不征诸夷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兴兵。”“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但对朝贡本身，朱元璋并不热衷，为朝贡国设定了三年、十年不等的朝贡限制，以规避过多的交往。

这种局面，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才有所扭转。海禁被开，市舶司恢复。永乐元年，中官尹庆奉诏抚谕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古里酋长沙米亦派遣使者随尹庆返回，以示臣服。与此同时，福建、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等地船厂开始大规模的海船建造和粮船改造。这些都为郑和的远航埋下了伏笔。

帆篷廿八年，沧溟十万里

永乐三年六月，苏州刘家河，63艘满载瓷器、丝绸、金币、海军的宝船就此起航了。

郑和，云南人，回族，从起兵有功，累擢三保太监，据说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航海去麦加朝圣。

以明代的视野，郑和的航海大概就如同我们今天看待杨利伟进入太空吧，同样是离开稳定的介质——陆地，驰向淼淼的已知和未知。永乐三年六月，苏州刘家河，63艘满载瓷器、丝绸、金币、海军的宝船就此起航了。

第一次航行非常成功。一路上，郑和“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以武慑之”，尽显天朝风范。到永乐五年九月，郑和回来了。随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来朝见天子的诸岛国使节，以及以商旅为业的海盗酋长陈祖义（广东人，作奸犯科，流亡海外）。这一次航海，明朝和西洋诸岛建立了具体的外交关系，甚至是保护国关系。同时，对待诸国赏罚有度，特别是对三佛齐国（旧港）酋长陈祖义的判决和执行（“戮于市”），都是以中国法律为尺度进行的。

第二次航行，始于永乐六年九月，这次郑和到达了锡兰山。故事也很有戏剧性，“国王亚烈苦柰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这次航行持续了近三年。可以想象，茫茫海天之间，船队从一个岛驰向另一个岛，是何等宏伟壮观，又是何等的渺小寂寞。永乐九年六月，郑和带战俘回国。“帝赦不诛，释归国。是时，交趾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替，来者日多。”

第三次航行，时间是永乐十年十一月，目的地是苏门答腊。当时苏门答腊正在经历一场政变，“前伪王子苏干刺者，方谋弑主自立，怒和赐不及己，率兵邀击官军”。苏干刺的举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然不是郑和的对手。但是，他对郑和赏赐“不及己”的反应却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苏干刺根本不想对抗明王朝，而是非常渴望明帝国对自己政权合法性的认定。既然不被承认，那么只好约一架。其结果是，“和力战，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朝。帝大喜，赉诸将士有差。”

之后，明王朝和诸岛国之间有来有往。“十四年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

到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但是，郑和没有回到故国，就病逝了。1433年，他客死异国，葬在印度古里的洋底。当时整个船队都在那里等待着返航的贸易风。像郑和这样从小就离开故土漂泊、身如不系之舟的人，应该会欣然于这样的终结方式吧。行于路途，止于羁旅。

七次航海，跨越了郑和生命的二十八年。在明朝的另一个都城——南京，建有郑和的衣冠冢，一双鞋，一束发，便可视为陆地对水手最后的牵挂。

郑和一小步，明朝一大步

那时候，冷兵器时代并未终结，火器才刚刚开始盛行，任何现代战争都还没来得及爆发。要什么样的船，装备着当时怎样先进的科技，有着怎样杰出的领航员，才能承担前面所言的那种巨大运力，并且抵御海上的各种可能的风险，从中国海一直到红海，穿越赤道再抵达非洲，再重新返航？

就像我们今天好奇辽宁舰的构造一样，我们同样会好奇郑和的宝船。那会是怎样的船呢？我们知道，那时候，冷兵器时代并未终结，火器才刚刚开始盛行，任何现代战争都还没来得及爆发。要什么样的船，装备着当时怎样先进的科技，有着怎样杰出的领航员，才能承担前面所言的那种巨大运力，并且抵御海上的各种可能的风险——洋流，迷航，疾病，海盗，断粮，坏天气，淡水补给……如《天妃灵验之碑记》所载的“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城，回隔于艳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昼夜星驰，设彼狂澜”等——从中国海一直到红海，穿越赤道再抵达非洲，再重新返航？如果只是单次成功，我们可以归结为运气，但如果是整整七次，那么就只能归结为明成祖永乐年间的航海能力。

据说，郑和的航行中，海图和星图都被运用，指南针和船尾舵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遗憾的是，因为郑和航海技术资料在成化年间被大臣毁弃，所以今天已经缺乏史书之外更有力的支持了。《明史·郑和传》描述了郑和第一次航行所用的船只，“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只能从外观上了解郑和船队，而无法洞悉里面更多的秘密。这样的船，在当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造的出来。

那么，郑和的船队规模有多大呢？据统计，第一次参与航行的人数约27800人，第四次航行的人数约28560人，最后一次的人数约27550人。这么多人，即使分散在不同船只组成的船队中，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社会了，需要组织者具有超强的领袖力。事实上，郑和的船队也确实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了。它配备了各种职员，比如负责外交的舍人，负责翻译工作的通事，负责观测天象的阴阳官，负责管理钱粮的户部郎中，此外还设有医官、火者、办事、书算手、舵工、番火长等不同的职位。最后一次返航后，有位医官曾心有余悸地说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葬身鱼腹了。郑和的船上甚至还养鱼和种菜，既规避了断粮的风险，又规避了航海中常见的坏血病的风险。

当葡萄牙人对赤道海域满怀疑惧之时，郑和的船队已经越过赤道到达麻林。明政府欲令各岛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策略，让这支“布施”的金主船队，在沿途大多数地方都大受欢迎。

随船航行的通事费信在《星槎胜览》中写道：“其王知我中国宝船到彼，遣部领赀衣服等物、人马千数迎接……王乃令银柱杖二人，皆穿白缠头，来引导前，五步一呼，至中则至。又金柱杖二人，接引如前礼。其王恭礼拜迎诏，初叩谢加额，开读赏赐。受毕，铺绒毯于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礼之甚厚。”而马欢亦赋诗：“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掳忠诚。”

郑和七下西洋，实地踏入西洋诸岛，扩大了明朝人的地理视野，终结了“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的文人想象。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航行，致使海道清宁，确定了明帝国和诸岛国间初步的政治秩序，具体地干预了地方的政治和经济，用成祖的话说，“海洋已征服，四海皆平静”，可谓郑和一小步，明朝一大步。

郑和从兹去，再复无郑和

龙江船厂久不闻斧凿声，郑和海图亦被刘大夏所毁，国家经济凋敝、政治昏聩。所以，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既是对郑和的褒奖，也是对明末的喟叹。特别到后期，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倭寇时，攻、守之势易也，明朝完全失去了成祖时期的眼界和风范。

《天妃灵验之碑记》开篇这样描述郑和航海的功绩：“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嘉其忠诚，命和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赉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瓜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迂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西洋朝贡典录》则记录了郑和航行的斩获：“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沈南龙涎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

某种意义上，郑和是皇帝朱棣的一双眼睛，他把更远的世界拉近给朱棣观看，也把朱棣的威仪带去更远的世界。而他们之间，又曾有着复杂的家族恩仇。他们被命运之手所牵系走到一起，这是历史本身无奈更无从回避的事。

时间追溯到1381年。那一年，傅友德远征云南。十岁的郑和作为战俘，被阉割后劫掠至燕王府。那时他还未被赐郑姓，名叫马和。之后他追随燕王朱棣东讨西杀，屡立战功，成为了朱棣最信任的一位内侍。

人们常常会问，为什么选择郑和这样一位使臣来完成航行呢？除了宠信，朱棣甚至颇为诙谐地为郑和相了面。

那么，明王朝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航海呢？《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由此看，这次航海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靖难之后，朱棣并没有找到当时在位的皇帝、自己的侄子朱允炆，郑和出使西洋首要负有着寻找建文帝的使命；二是即使郑和找不到失联的建文帝，向海上诸国炫耀明王朝的文治武功，怀远柔夷，也绝非不值得企图。

此外，关于这次航行的目的，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说法。寻宝说，采药说，贸易说，不一而足。这些说法，固然有一点合理性，但是应该都可视为航行主旨外的衍生品。

而实现和支撑这样的壮举，也赖于明朝有了那样的国力。所谓，“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但是，“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国力已大不如前了。

朱高炽登基后，即谕旨：“下西洋之诸藩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同时，国家封闭港口，重新海禁，所谓“私通外夷，已有禁令”，“尔宜申明前禁，榜谕沿海居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者，一律治罪。”

郑和去世后六年，倭寇大举入侵，海防困境重重，朝代上升期那种雄视阔步的局面已不复再现。龙江船厂久不闻斧凿声，郑和海图亦被刘大夏所毁，国家经济凋敝、政治昏聩。所以，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既是对郑和的褒奖，也是对明末的喟叹。特别到后期，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倭寇时攻、守之势易也，明朝完全失去了成祖时期的眼界和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