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钱钟书作品的文学风格 --以《围城》中的比喻为例(2012-02-20 20:51:50)文学风格是指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中通过言语结构所显示出来的、能引起读者持久审美享受的艺术独创性。对于作家的个人风格，人们一般从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来考察。主观方面即作家的创作个性，客观方面即时代、民族、阶级等因素对作家的影响以及题材、体裁等对创作的规定性。 我们认为，主观方面，即作家的创作个性才是形成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个人风格的关键。美国小说家库柏明确的强调：“个人风格（即风格的主观因素）是当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所有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获得的剩余或内核。”这里库柏所说的“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和“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就是指影响作家的那些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题材的、体裁的等客观因素。而他所说的“剩余或内核”则是指作家个人的天赋、气质个性、才能学识即语言技巧等属于自己的主观因素。就是这种主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民族，同一个阶级或阶层里的作家，写同一题材，表现同一主题，使用同样的体裁是，不同的作家却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与风格。刘勰对风格问题有专门的思考。他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设有《风骨篇》和《体性篇》来讨论风格问题。尤其是《体性篇》比较深入地揭示了作家个性在形成作家个人创作风格中的决定作用。他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认为作家的个性包括“才”、“气”、“学”、“习”四个方面的因素，即先天的才情、气质和后天的学识、习染。就是因为这四个方面的不同，所以形成了作家们“笔区云谲，文苑波诡”的不同风格。 所以我们要研究钱钟书先生独特的个人风格，就是从他身上“剥去所有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而重点考虑剥去这些之后的“剩余或内核”。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构成作家创作个性的是“才”（才能）、“气”（气质）、“学”（学习）、“习”（习染）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前两方面的“才”和“气”指的是先天的才能气质，而“学”与“习”这是指后天的陶染。就气质个性来说，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比较准确地揭示了钱先生的个性特点。杨先生在书中自始自终围绕着一个“痴气”来描绘先生的精神风貌和气质个性。钱先生的这股“痴气”，正是刘勰所说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的“才”和“气”，即先天禀赋的才能气质。杨先生所描述的钱先生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痴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特点：首先，它是一种活泼俏皮的自然天性，或者说是一种游戏幽默的心态。杨先生说钱先生自小就“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所以自小就被认为有“痴气”。钱钟书“痴气”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就是善于想象和联想。想象和联想是文学创作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形象思维的形式。据杨绛先生记述，钱先生小时候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玩的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小孩自言自语，其实是出声的想象。我问他是否编造故事自娱，他却不记得了。”钱先生性格上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喜爱深思明辨，这是他的“痴气”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和内容。不过，他的“深思明辨”的外部表现却是“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是一种清楚和糊涂、睿智和痴愚的对立统一。杨绛先生说他总记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穿鞋走步总不分左右脚，穿内衣或逃脖毛衣往往前后颠倒。但却喜读“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的大部著作”。他的清华同学说他“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其实他是沉于哲理的思辨而根本无心理会穿鞋穿衣、生年月日种种琐事。他的创作是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所以写来左右逢源，旁征博引，用典巧妙自如。这是后天的“学”对他创作个性的影响。 就风格的形成方面考虑，艺术方法、写作技巧对风格的形成也产生影响，也是作家创作个性的重要表现。钱钟书先生也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技巧。他认为作者“断不可忽略字句推敲，修饰的技巧”。“诗中用字句妆点，比方衣襟上插鲜花，口颊上点下了媚斑，要与周遭的诗景，相烘相托，圆融成活的一片，不使读者觉得丝毫突兀。”要“把一切字，不管村的俏的，都洗滤了，配合了，调和了，让它们消化在一首诗里；村的字也变成了诗的血肉，俏的字也变成了诗的纤维：村的俏的都因为这首诗而得了新的面目，使我们读着只觉得是好诗，不知道有好字”。这里钱先生虽然说的是诗，其实是他对一切作品炼句炼字的要求。钱先生是炼句炼字的高手，极为讲究语言的艺术技巧。不论是粗鄙的俗言俚语，还是枯燥的专业术语，只要经过他的洗涤和调配，都能添光生彩，变成生花妙语。这种语言的艺术技巧是形成他作品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前面我们分析过，善于想象和联想是钱钟书创作个性的重要方面，是他先天的才能。这种才能在作品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他作品中那众多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新颖奇特的比喻。钱先生是现代当之无愧的比喻大师，他特别重视比喻，认为“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无论就比喻理论上来说，还是就比喻实践上来看，他的贡献都是前无古人的。这里仅结合钱先生的小说《围城》加以分析。钱先生的比喻千姿百态，从形式上来看，则主要有如下几种与众不同的比喻形式。 一、比后点题式（喻解式）。钱先生的比喻，经常用一些常人意想不到的事物作比。为帮助人们领悟比喻的妙处，钱先生往往是比后点题，或叫喻解。即把一般人看来是毫不相干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似同点和联系点出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请看下面的例子。“她（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扶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肉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在比喻中，鲍小姐因为衣服穿得少而被比为“熟肉铺子”。如果仅这样比，一般人就难以理解。这里作者加上一句点题的话：“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这一解释人们就体会到了比喻的妙处，觉得新颖贴切了。下一句把她比为“真理”也是这样，加上一句“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点题的话，就突出了她近于赤身露体的形象。在讽刺洋行买办张吉民总是夹些无谓的英文时写道：“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好吃，此外全无用处。”这里作者用了否定和肯定两个喻体来比他话里夹杂的英文字。否定的喻体是：“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此后点题说：“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接下来肯定的喻体是：“只好比牙缝里的肉屑。”比后点题说：“表示饭菜好吃，此外全无用处。”这样从否定和肯定两个方面来边比喻边点题，把洋奴张吉民那种炫耀卖弄，以当洋奴才自得的丑态比得活灵活现，挖苦得痛快淋漓。这类例子颇多。如“鸿渐追想他的国文先生都叫不响，不比罗素、陈散原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哈瓦那雪茄烟，可以挂在口边卖弄”。这些比喻，如果只看本体和喻体，人们会觉得毫无关系，无从可比，课时经过钱先生的“点解”或解释，马上就领略到了它们的佳趣，佩服作者的奇思和巧智。 二、比前引导式（喻引式）。一般来说，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不同处越多越大，比喻的价值越大，也越新颖奇特。然而，二者的不同处越多越大，也就越难以把它们连在一起比得合情合理。为解决这个矛盾，钱先生用了一些辅助性的手段。他在把一些一般人看来毫无关系的事物拿来相比之前，先借助逻辑推理的手段，把读者引向作者思考的轨道，使要比的事物之间的似同点显露出来，从而使比喻达到新颖奇特又贴切自然，合于情理。这种比喻方式，我们称为“比前引导式”或“喻引式”。比如，作者写方鸿渐归国途中和鲍小姐同居被侍者阿刘抓住了把柄，为此二人性情都坏透了。方鸿渐尽管设法来讨鲍小姐的欢心，可是却总是遭到鲍小姐的抢白。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时，恰好鲍小姐说她的未婚夫李医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于是方鸿渐正好借李医生来出气。说：“学医而兼信教，那等于说：假如我不能教病人好好的活，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的死，反正他请我不会错。这仿佛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如果仅只这样比喻，一般人就难以领会这个比喻的妙处，联想不出“学医而兼信教”与“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之间有什么联系。为此，作者在比前说道：“医学要人活，救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这一段话就是比前引导。经过引导，把读者引到了作者思考的轨道，同时也就能体会到作者比喻的妙处，觉得作者不但比得新颖奇特，而且顺理成章，合于情理。 三、逆向推理式（倒比）。钱先生有一些比喻，用逆向思维的推理方法，形成一种倒比的方式，把人们说烂了的套语翻出新意。如《围城》中写方鸿渐到洋行买办张吉民家去相亲，对张小姐不感兴趣却在路上爱上了商店里的皮外套，恰好在张家应酬的麻将桌上赢了一百多快钱，正好买皮外套。想起张家的庸俗，方鸿渐顿足大笑，把天空月亮当作张小姐，向她挥手作别。“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作者用逆向思维的推理方法，把“妻子如衣服”这个陈旧的比喻点化得令人耳目一新。 就比喻内容而言，钱先生的比喻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用抽象的观念作喻体。一般的比喻都是以具体的事物来比喻具体的事物，或者是以具体事物来比喻抽象的道理、观念，叫读者扩大印象，加深认识，明白道理。钱先生有些比喻，却以抽象的观念道理来比喻具体事物，比来新颖奇特，叫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比如：“她（唐晓芙）眼睛比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女人的大眼睛是形象具体的，政治家讲的大话，是抽象的。这里用抽象比具体，并比后点题说是“大而无当”，比来新颖贴切。再如：“褚哲学家害谗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险得突破眼眶，迸碎眼镜。”这个比喻中把褚慎明呆呆地看着苏小姐的眼珠子比成谢林所谓的不变的“绝对观念”。用抽象观念来比具体的眼珠。褚慎明那种不错眼珠地盯着苏小姐看的丑态跃然纸上。再如写方鸿渐和赵辛楣在苏小姐家初次会面，赵辛楣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对方鸿渐满面的瞧不起。“他的表情就仿佛鸿渐化为稀淡的空气，眼睛里没有这人。”这使方鸿渐局促难受而自卑。“假如苏小姐也不跟他讲话，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者道家‘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真理了”。还有好多这样的比喻，都是用抽象的观念来比喻具体的人和物，给人以新颖奇特之感。 二、用作者创造性的想象意境作喻体。钱先生有些比喻，不是用现实中存在的事物作喻体，而是用作者创造性想象出的意境作喻体。这样的比喻，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独特心理体验。比如：“苏小姐因为鸿渐今天没跟自己亲近，特送他到走廊里。心理好比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在这个比喻里，作者想象了一种“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的意境来比苏小姐那种念念不舍而又无可奈何、怅然若失的心理。把这种抽象的心理比得形象而富于动感，新颖贴切。再如，赵辛楣为苏小姐而失恋，方鸿渐为唐小姐而失恋。一对难兄难弟成了同病相怜的好朋友。结伴去三闾大学的路上，辛楣很达观地对方鸿渐说，苏小姐和曹元朗结婚他一点也不嫉妒，并且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在婚礼上遇见了唐小姐。方鸿渐对唐小姐一见钟情，爱得倾心，深沉。失恋以后，受尽了情感的折磨。现在表面上好像忘记了那件事，实际上内心深处还在念念不忘，甚至还抱有某种幻想和侥幸心理。所以听辛楣说见到了唐小姐，他下意识的神经马上高度紧张，和唐小姐的事闪电般地在脑子里闪过，兴奋得心猛烈跳动。可是辛楣马上对她说和唐小姐一句话没提到他，使他由兴奋转为极度失望。这里作者用两个创造性想象的意境来比喻方鸿渐此时的心理。说像“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和“黑夜里相迎檫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作者用这两个特定境况下的心理来比方鸿渐的心理，真是细致入微，贴切生动。 三、选择近取诸身的喻体。在比喻时，选择近取诸身的喻体，能把事理说得更浅显明白，并让人们有一种切身的体验感。如“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的人一样不通”；唐小姐和方鸿渐关系破裂后，想“把方鸿渐忘了就算了。可是心里忘不了他，好比牙齿钳去了，齿腔空着作痛”；写方鸿渐“失恋继以失业，失恋以致失业，真是摔了仰天交还会跌破鼻子”等等。这类比喻，选择近取诸身的喻体，让读者有一种切身的体验感，把事理说得显明易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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