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幽默和严谨

　　杨先生题赠吴泰昌的《洗澡》

　　1994年2月4日吴泰昌与钱先生、杨先生最后的合影。

　　2001年，杨先生九十大寿，吴泰昌在杨先生家探望。

　　吴泰昌简介

　　1955-196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研究生毕业。1984-1998年任《文艺报》副总编辑，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文艺报社》顾问，编审。著有《文苑随笔》、《吴泰昌散文》、《我亲历的巴金往事》、《艺文轶话》、《我认识的钱锺书》等30部。

　　从1977年起，著名作家吴泰昌先生和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有多年不间断的联系,或登门拜访、或电话问候、或信函求教，结下了忘年之谊，并写下《我认识的钱钟书》一书。在杨绛先生去世头七之时，本报特请吴泰昌先生讲述他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的交往故事。他说：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幽默和严谨是他感触最深的印象之一。  ——编者

　　难得的四次合影

　　从1977年起，我和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有多年不间断的联系。早听说他们是不大爱拍照的，所以我很少主动提出这个要求。我头一次和钱先生合影是在1980年。钱先生同意我陪香港《明报月刊》黄俊东副总编去看望他们，说好只是看望，不是采访。黄先生在港多家报刊上开设“书话”专栏，其中就写过钱钟书的著作。那天，钱先生、杨先生闲谈得挺尽兴。临行时，黄先生提出希望与他们留个影。他们高兴地答应了，是我用黄先生带的傻瓜相机拍的，背景后面是客厅的凉台。我拍完了，钱先生说：泰昌，你也来合影一次。杨先生说，我们好像还没照过吧！这次是黄先生拍的，场景未变，钱先生让杨先生坐在中间，他在左边，我在右边，杨先生说还是钟书居中好，最后敌不过我们两人的意见，她就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了。在我们一二十年的接触中，我替钱先生和杨先生在家里拍过他俩的合影，也拍过他俩单人的。我和他们有过四次合影。两次是杨先生居中，两次是钱先生居中。杨先生几次建议我和钱先生俩人合影，钱先生都说还是三人来。1994年2月3日晚，杨先生来电话，约我明日下午抽空去一下。我预感有什么事，答应准时去。听说钱先生这段时间身体欠佳，常去医院。第二天见到钱先生时，他穿着很整齐，面庞消瘦了些。杨先生只说，他们近来杂事多，忙些，就不谈钱先生的健康近况，我也不便问起。钱先生题签送了我几本新著，内中还有外文译本。钱先生说，会点外文是必要的，有用。他又突然问起我，每次送你来的《文艺报》司机叫什么名字？他又专门签名送了小胡一本《围城》 。那天，杨先生又说，今天拍照你们先来一张，我们三人再拍。钱先生说，还是三人一起，你还在中间。万没想到，四个月后钱先生住进北，再没回到家里。感觉这次看望钱、杨先生，是他们很清醒有意的安排，这张合影更弥足珍贵，是我和钱钟书、杨绛夫妇的最后一张合影。

　　“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

　　1985年冬，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为采访钱钟书先生专门来京，她请冯牧帮忙联系。冯牧是我《文艺报》的老领导，时任《中国作家》 主编，他拜托我帮忙联系一下。因钱先生在电话中婉言谢绝了。冯牧说林湄完不成这个任务，回去无法交代，嘱我想办法一定帮她完成这次任务。我只能想此下策：不联系主动上门，我想钱、杨先生会不高兴，但不至于拒之门外吧！

　　林湄在她经过钱钟书修改后的采访记中说，那天下午，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钱老家门口。他的家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见面，钱老笑哈哈地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

　　那天钱先生谈得很坦率、幽默，杨先生和我都在场，我用笔记，记者原想录音，钱先生不同意，只同意笔记。记者提出了关于《围城》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敏感话题。钱先生接受采访结束后，叮嘱原稿发表前，一定要给他看，并关照我一定记着。

　　钱钟书先生病逝后，我准备陆续写关于钱钟书的书，本来出版社是约我写评传的，冰心老人说，这样写难度大，不如写《我认识的钱钟书》。杨绛先生也赞同采用冰心老人起的这个书名，她还说：钟书多次说，你若写，就写你知道、了解的，也是这个意思。

　　这本书从写到出版有很长的时间，按照惯例，我写了一两篇打印出来后送给杨先生看，书中我有“瓮中捉鳖”记篇。杨先生看了标题就愣了，说：怎么，谁是“鳖”，谁来捉？我告诉她，这是钱先生当时说的，并且在记者原稿上又加上去的话……杨先生冷静了一会儿，说，那天开门的是钟书，他说了，我在客厅可能没听见。他修改原稿那天，我不在家，他改完了，就请保姆邮寄出去了，我没有看过他的修改稿。杨先生素来办事认真，她怕万一失实，叫我找来钱先生修改的原稿，她需要再看一下。我答应照办，在她未看前，此文暂不入书。

　　原在中新社香港分社的记者林湄，其时已定居荷兰。我通过多种关系好不容易电话同她联系上了。承告这个原稿她已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从现代文学馆得到了这份原稿的复印件，即兴致勃勃地送给杨先生看。杨先生看了钱先生的修改稿，她说：“他删了不少都是抬高《围城》的话，‘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是他加上去的。泰昌同志，这事我不弄清楚不放心，也辛苦了你”。

　　一字未改的信任

　　2010年春节后不几天的一个傍晚，我突然接到杨先生用家里座机打给我手机的电话，估计她先打了我的宅电，我正在旁边的饭店用餐。杨先生客气地说，泰昌同志，今天要占用你点时间，说点事。我说，杨先生我去看您，当面说不更好吗？她说，我心里急，今天非要告诉你。今年是钟书诞辰100周年，你知道，钱钟书是不主张开纪念会、出纪念文集的。我考虑了很久，又同社科院领导商谈，决定召开“纪念钱钟书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件事先告诉你，因为你知道钱钟书生前不主张为他开纪念会、出纪念文集，不仅知道，也听他亲自说过。我说，这件事由您和社科院决定，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提前告诉了我。杨先生说的更多的是“纪念文集”事，她说，已提名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丁伟志担任“纪念文集”主编，院部和他本人已同意了。书在会前出版。杨先生说，她这次希望并动员钱先生的一些亲朋好友从不同方面写些文章，“集”里的文章她都争取看一下。她说，你前几年刚写并出版了《我认识的钱钟书》，这本书费你多年的时间，辛苦了，但这次我还是想请你写篇纪念文章，因为你们交往多年，交谈也多。他在住院期间，你还多次看望。据看护告诉我，有次你们还谈了不少时间，直至他病到最后，我才电话告诉你别再去了。我说谢谢杨先生的信任和鼓励，文章一定按时完成。杨先生说，单位会有人同你联系，但文章寄我，让我先睹为快。我在送呈杨先生原稿（打印）时附了一封信，说拙文请杨先生把关，改动或不用均请她定夺。不几天，杨先生又来电话，讲了几句：尊作我看了，已转编委会，一字未改。

　　这篇《深切怀念钱钟书先生》同时载入三联书店版《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中。2016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