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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灭亡的三大主因_大汉未央

 智者不惑吴荷 2016-06-03
大唐帝国,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强盛。然而,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也最终灭亡了。
今天来看,大唐的灭亡,主要是三大因素的结果: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
首先,宦官专权。
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东汉、唐朝、明朝,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
与东汉和明朝比较,唐朝宦官专权的程度,要比前两者严重的多。
东汉和明朝,虽然有宦官专权,但宦官是狐假虎威。而唐朝的宦官,却操纵着皇帝、宰相官员的任免,甚至国策的制订,都取决于宦官。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限制宦官的权力,对于宦官是十分严格的,并且规定宦官只能担任四品内官。
但是,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宦官的权力逐渐扩大,如宦官高力士的权利就很大,诸王和公主称其为“阿翁”,驸马称其为“爷”。
唐肃宗时,宦官李辅国执掌禁军,权利非常大,曾经拥立唐代宗即位。他非常跋扈,曾经对代宗说:“大家(注:唐代称皇上为大家)但在内里坐着,外事皆听老奴处分”,唐代宗听了龙颜大怒,但是因其大权在握,也无可奈何。
唐宪宗,由于宦官俱文珍的拥立而即位。宦官仇士良曾经当着皇帝的面,历数其过失。
唐文宗,称自己连汉献帝和周赧王都不如。
唐朝后期的大部分皇帝,大都是宦官拥立。其中唐宪宗和唐敬宗,为宦官所杀。中央政权实际上操纵在宦官的手里,皇帝成为了宦官的傀儡。
唐朝的宦官之所以可以这样嚣张,很大一部分怪皇帝。唐代的皇帝,对大将不信任,所以把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从唐德宗时开始,宦官掌握禁军,成为惯例。
为了反对宦官专权,唐代的皇帝曾经多次连结朝臣共同对付宦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唐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和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是这些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宦官的权力不但未能削弱,反而更加加强。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其次,藩镇割据。
为了保卫边疆地区,唐朝在景云年间设置了节度使。刚开始,这一设置只存在于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为了保卫中央政权,设立了更多的节度使。
节度使权重,掌握地方行政大权和兵权,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割据势力。节度使一职传子或者部将,中央到时只能加以承认,而且他们还垄断了地方的税收。
藩镇之间,以及藩镇与中央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不断进行着战争。各个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严重地威胁着大唐的统
一。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的策源地河北设立了诸多的藩镇,其中昭仪,成德和魏博三镇,最为严重,史称“河北三镇”。他们长期与唐王朝中央对抗,名为“王室之臣”,实际上是土皇帝。
唐宪宗即位以后,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对藩镇用兵,平定了吴元济的叛乱,而且还歼灭了其他不服从中央的藩镇,这时一向骄横的河北三镇,也不得不服从中央,国家表面上恢复了统一的局面。
可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唐宪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统治区域内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镇46处。这些藩镇大都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但是某些事关唐朝国土安全的一些重要藩镇,则都是由中央控制,这保证了唐朝的存在。藩镇割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第三,朋党之争。
唐朝的中央官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门荫入仕的官宦贵族子弟,二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庶族地主,倾向与门阀士族斗争。
科举出身的官员,由于政治地位相近,情趣相合,极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进士称“同年”,进士对主考官称“座主”,被录取的进士为“门生”,门生座主,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小圈子。
士族地主,虽已衰落,而且地位每况愈下,但是,他们仍然以阀阅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
这两派官员,不断进行明争暗斗,而以长庆至大中年间的“牛李党争”,历时最久,斗争最为激烈。
牛党主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他们都是权德舆的门生。
李党主要人物有:李德裕、郑覃。李德裕是赵郡士族,他“不喜科试”,以门荫人仕。
两党官员之出身,亦非清一色,牛党虽以进士科出身居多,亦有士族以门荫入仕者;李党虽门荫人仕者居多,亦不乏进士科出身者。
两党的斗争,有不少是无谓的意气、门户之见,但亦有政见的分歧。这些政见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科举取士的态度。
牛党赞成科举取士。李党个别人,如郑罩则主张废除进士科。李德裕主张朝廷显官,应用公卿子弟。
对科举取士的态度,总的说,牛党主张较为合理。但李德裕对科举制中的一些弊端主张革除,如要求废除“呈榜”、“曲江宴”等,这是有道理的,应予肯定。
所以,既不能一概而论说李党是主张废除进士科的,也不能笼统说牛党拥护科举是对的。
第二,对藩镇的态度。
李德裕对反叛中央的藩镇,主张坚决平定。李德裕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时为宰相,力主削弱藩镇势力,他曾“岁余,凡易三十六镇”。李德裕在唐武宗时为宰相,他坚决地以武力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
牛党则主张对藩镇采取姑息态度,当朝廷向藩镇用兵之时,牛党又往往采取消极甚至阻挠态度。大和五年,卢尤兵马副使杨志诚叛乱,唐文宗问宰相牛僧孺如何处置,牛僧孺认为,安史以来,范阳已不属中央,主张不必计较他的逆顺。当唐文宗问“天下何时当太平?”牛僧孺回答:“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在牛党看来,藩镇割据并不算问题,而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必去理它。
第三,对佛教的态度。
唐代佛教空前发展,但佛教活动耗费大量资财,佛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隐占众多的劳动人口,佛教徒亦不服役,不交租税,使国家的财赋收入和兵源受到极大影响,加之有些佛徒还干预政事。
这样,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尤其是经济上,唐朝政府虽然要利用佛教,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日益发展起来。会昌年间,在李德裕赞助下,唐武宗采取了灭佛措施,废寺4600所,拆去招提、兰若之类小寺院4万处,还俗僧尼26万余人,寺院奴婢15万人被放为两税户,没收寺院田地数千万亩,毁佛像以铸铁及农具。大大打击了佛教势力。
而唐宣宗时,李德裕被贬斥,牛党上台,立即废除了李德裕的灭佛措施。
第四,裁减冗吏。
李德裕认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他为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罢斥冗吏2000余人,这不仅可以节省俸禄等开支,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斥去冗吏,极有利于澄清吏治,提高办事效率。
但牛党一上台,便以“衣冠去者皆冤”。立即恢复任用了大批被斥的冗吏。
此外,在对回纥等周边民族的关系上,在财政上,以及对宦官的态度上,两党都有分歧。总起来看,李党政见优者居多。
朋党之争,是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反而起了削弱唐朝统治力量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三大因素是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安史之乱,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最终,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瓦解了唐朝的统治。在农民起义被镇压的二十年后,最终为唐末农民起义的叛徒朱全忠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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