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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知识》2016年第10期 作者：孙成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
2016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首次点名批评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1年对利比亚行动后“被其他事务分了心”，导致利比亚陷入混乱。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部分英国媒体表示，白宫已不认为美英具有特殊关系。然而，4月22日奥巴马在唐宁街与卡梅伦会面，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以域外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劝说英国民众选择留在欧盟，用不避讳干涉英国内政的事实证明两国关系依然特殊。回顾历史，自英国时任首相丘吉尔提出“特殊关系”以来，美英这段“婚姻”历经起伏却从未说散就散。而在奥巴马和卡梅伦任内，特殊关系遭遇新挑战，未来特殊关系的维持将更为艰难。
“我都会选择罗斯福”
20世纪的三场“战争”——一战、二战、冷战为美英关系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契机，其中二战正式促生了美英特殊关系。二战期间，丘吉尔多次提及美英“特殊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遏止战争、维护国际秩序的保证。丘吉尔曾对戴高乐表示：“每次要在你和罗斯福之间选择时，我都会选择罗斯福。”
二战后，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反苏反共的共同目标成为两国“特殊关系”的根基，力量对比差距则确保了关系稳定性。英国在二战期间实力大损，战后客观上无法成为国际舞台主角，主观上却仍渴望维持全球影响力，希望通过参与和支持美国设计的国际秩序、通过维护特殊关系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英国相对弱势的“小伙伴”和“跟班”角色保证了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不会出现剧烈分歧，特殊关系在长时间内偶有波动但总体稳定。
两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务实合作构成了“特殊关系”内涵。一是军事合作。1978年，美国在北约空中力量部署的40%都在英国。冷战后，美国仍在英国保留军事存在；英国则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积极配合美国。二是核领域合作。1958年，美英签订双边防务协定，允许两国交换相关科技信息与核材料。美国还向英国提供了“北极星”、“三叉戟”导弹系统等。三是情报合作。1947年两国签订秘密情报协定，规定互不开展间谍行动，分享几乎所有截获的无线电信息，并促成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紧密合作。冷战后，美英情报机构在应对恐怖袭击等诸多方面继续维持了特殊的合作关系。可以说，核与情报领域的亲密合作成为特殊关系的最本质内核。
美英最高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投入程度是影响特殊关系的重要变量。历史上几对领导人的“情投意合”抬升了两国关系的亲密度，包括丘吉尔与罗斯福、撒切尔和里根、布莱尔和克林顿及小布什等。其中，最为众人津津乐道的是“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伴侣”撒切尔和里根。两个人都支持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加强防务等理念，而且反苏思想极其强烈，并抵御住了马岛战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等事件的冲击。
奥巴马与卡梅伦：特殊关系弱化？
走进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英特殊关系出现了新变化。2008年，47岁的奥巴马以“变革”口号入主白宫；2010年，44岁的卡梅伦作为保守党新生代代表成为唐宁街十号主人。两人均以“改革者”、“年轻血液”面貌上台，均承诺要改革本党本国。但是两位领导人并未碰撞出特别的火花，始终维持相敬如宾、不温不火的私人关系。在两人的领导下，关于美英特殊关系式微甚至终结的论断每隔不久就会见诸报章。
在奥巴马与卡梅伦执政期间，美英协调合作能见度明显降低，两国关系虽未现重大裂痕，但互相配合的情况日渐稀少。2013年英国议会否决出兵叙利亚的提案，让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不得不“寻找其他可能同盟”。2015年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让美国大为光火。由于卡梅伦政府致力削减政府预算赤字，频频威胁减少国防预算，引来美国强硬表态。正是这些“证据”让很多观察人士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未来持悲观立场。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两国领导人国内政策、外交理念“对路”往往能给美英特殊关系注入强心剂。美英关系的当前变化与奥巴马、卡梅伦的国内国际政策不无关系。尽管两人对于国内经济治理的思路迥异，但在国际事务上却都奉行“务实”、“收缩”立场。“奥巴马主义”吸收了卡特与克林顿等自由、人道国际主义的民主党外交政策传统，同时带有强烈的尼克松式务实色彩。他摒弃“新保”的军事单边主义，虽仍强调美国在西方联盟的领导地位，但期待欧洲甚至中东盟友在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上承担更多责任。
英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安全伙伴，越来越难以达到美国的期望。卡梅伦上台时正值欧债危机深度发酵，英国经济重度受挫。卡梅伦政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一方面整顿财政赤字，其举措包括压缩国防军费等；另一方面，为给困境中的英国经济打开门路，外交也越来越注重为商业利益服务。他调整以欧盟和跨大西洋关系为主要支撑的外交关系，与新兴国家寻求积极均衡的外交关系，务实色彩明显。此外，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后，英国尚未走出厌战情绪，英国下院否决武装干涉叙利亚的提案深受国民拥护就说明了这一点。
美英特殊关系的深度裂缝也在滋生，这主要来源于两国对国际秩序的改革与完善持有不同态度。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力量的上升，美国抱有强烈疑虑，但英国敏锐地察觉到国际秩序演变带来的机会，准备主动适应、抢占先机。因此，英国对与中国的合作持较为开放姿态。2013年卡梅伦访华时表示英国将做中国在西方世界最有力的支持者。除率先加入亚投行外，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英国的态度也与美国截然不同。
退欧公投将成最大变量
无论是美英因合作乏力产生的近忧，还是两国对国际秩序演变态度不一埋下的远虑，不久后美英特殊关系都要迎来本世纪以来的最大挑战，那就是6月23日举行的英国退欧公投。实际上，近年来英国疑欧势力上升，与欧盟关系的转变已引发美国不安。如果公投后英国退出欧盟，将改变美国对美英特殊关系的考量，英国将失去美国倚重的重要资产，美英特殊关系将迎来重大变局。
美国看重与英国的纽带，除了英国本身的实力外，更重要的是其在欧盟发挥的作用。美英同属英语世界，英国常常被比作美欧之间的桥梁。在经济方面，美英在自由贸易等经济理念上更为一致，英国留在欧盟可阻止欧盟发展成市场堡垒，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中，英国也能给予美国支持。在安全问题上，如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所展示的，英国是欧盟中与美国价值观最一致、又有实力给予支持的国家，能一定程度上在欧盟内关照美国利益。在推动对俄罗斯强力制裁上，英国也在欧盟内为美国“摇旗呐喊”，确保欧盟能够对俄罗斯采取一致的强硬措施。 此前，美国各界已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而奥巴马总统4月访问英国的核心任务也在于此。然而，这是涉及英国内政的敏感话题。早在今年3月，英国各政党超过100名议员联名致信美驻英大使，奉劝其敦促奥巴马不要干涉公投。以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英国独立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等为首的退欧派已就此大做文章，指责奥巴马言行“蛮横无理、极度虚伪”，批评奥巴马“粗暴干涉”英国内政。即便如此，奥巴马仍然要向英国民众传达一个重要信息，美英特殊关系的维系需要英国留在欧盟。遗憾的是，奥巴马和卡梅伦可能过高估计了美国总统在退欧议题上对英国民众的影响力。根据英国独立电视台的民调，60%的英国人认为奥巴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自己无关紧要。
即便英国最终选择留在欧盟，其在美欧之间的桥梁作用也趋于弱化。近年来，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已发生显著变动。欧债危机后，德国实力和权力强势上升，法国退而求其次，英国则日渐被边缘化。一方面由于英国身处欧元区、申根区之外，远离当前欧盟治理任务的核心；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已成疑欧势力“重灾区”，在欧盟名誉受损，难担领导责任。除非英国能在解决公投问题后，积极重塑其在欧洲地位，否则美英特殊关系的一大支柱仍将不可避免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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