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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葡萄牙率先殖民了富饶的拉丁美洲，但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王室的国库，很少流向民间，没有形成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出现阶级结构的变动从而推动制度变化，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原有的王室专制政体。 在英国则不然，Alex Tokarev《制度与增长》论述了大西洋贸易在英国导致了权力的分散与创业的勃兴。Daron Acemoglu & Simon Johnson & James Robinson《西方的兴起》则论述了海洋贸易对英国阶级结构与制度结构的变化的推动，但该文对于初始制度有点强调过头。我认为制度是在博弈中逐渐形成的。关于英国的制度创新，龙登高（2007）做过简要概述： 后起的英国，女王对冰天雪地的北美洲兴趣不大，民间的海外贸易冲动却日益强烈。没有王室的支持，高风险的海外贸易使单个的商人望洋兴叹。个体商人的资本不足，又缺乏政府资金支持，众多富人联合的股份公司应运而生。在英国王室的特许制度之下，民间的富人与商人聚集资本，组建股份公司开始了对北美、南非、南亚等地的殖民贸易。民间从海洋贸易获得的财富，通过新兴的融资渠道与金融工具，大规模流向工业部门，从而为工业准备了金融制度基础。 持续的对外殖民贸易导致资本需求的急剧上升，各种融资渠道与资本市场开始出现。除了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之外，为海外贸易提供担保与分散风险的保险业，筹集资本的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还包括采用了荷兰的商业创新。（诺斯1990，科大卫2001） 新型的殖民开发给英国民间和王室带来丰厚的回报，并导致英国本土各阶层利益占有格局的急剧变化，而新兴的商人阶级的经济力量日益强大。至1600年大约2/3的英国旧贵族在财政上入不敷出，他们所构成的社会上层结构已接近解体的边缘。（L Stone）在此基础上，保障利益占有的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也随之而生。 与此相对应，西班牙与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政府主导下的大航海。海洋贸易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非普通投资者所能承受，单个的民间商人的财力不足启动远航。因此，大规模的早期航海，通常都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与风险分担，无论是郑和下西洋，还是葡萄牙、西班牙开辟新航路。在明代中国因高成本低收益而使郑和航海成为绝响；在亚平宁半岛，西班牙、葡萄牙在富饶的拉丁美洲的殖民贸易，给两国王室带来巨额的财富，却并没有带动经济与制度变迁。 三 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是必然要来自于血腥的殖民掠夺之类的原始积累？海洋贸易所推动的制度选择，英国与西班牙的差异已经做出了回答。一部分人视财富为先前存在的事实，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取走的东西；一部分人将其视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工作与劳动创造出来。 不同的贸易方式与影响，不仅体现于西班牙与英国，而且更为明显地发生在其殖民地。源于股份公司的北美开发式的殖民经济，与拉丁美洲掠夺式的殖民经济，造成了南北美洲的今昔巨变——昔日不被西班牙、英国等王室所钟情的北美，今日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活力之区，与拉丁美洲有如天壤之别。令人唏嘘慨叹。过去英国和现在北美的经济成功是嵌入在权力分散的制度结构之中，并支持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所认可的不断强化的规则。  明清中国则在制度均衡状态之下稳定发展，消费需求庞大的全国统一市场，以其低交易费用创造较大的经济收益，使中国经济对外需求较弱；同时，中国经济高地与制度高地对落后地区的贸易与开放具有较高风险，其收益有限，尤其对政府的财税收入无补，于是明清中国选择了低风险而较为稳定的内向性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适应并进一步固化了已有的制度均衡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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