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签到】——第二十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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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方能不输

复习章节：第六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

复习重点：

填空：

1．柳宗元的诗作中，被誉为唐人五言绝句最佳者的是《________》。

2.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________、____________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3．张籍和__________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

4．自居易在《__________》中明确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

5．《卖炭翁》、《上阳白发人》是自居易《________》五十首中的名作。

1．江雪  2．白居易  元稹  3．王建  4.与元九书  5．新乐府

“

名词解释：

1．韩孟诗派：这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他们进一步发展了杜甫诗歌奇崛的一面，力求瑰奇怪谲。孟郊诗风幽冷，尤善以“寒”字为中心，刻画对生活的特殊感受；韩愈则形成雄怪的诗风，不仅以雄大气势见长，且常跃动怨愤郁躁的情绪。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他们还大胆创新，或以散文章法结构诗篇，或在诗中大量使用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以文为诗”，对宋诗影响深远。代表人物还有贾岛、卢仝、李贺等人。

2．孟诗韩笔：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奇崛险怪方面，中唐时期著名诗人韩愈和孟郊的诗风有近似之处，后人论诗常以“韩孟”并举。又因韩愈以散文著称，孟郊以诗名世，当时有“孟诗韩笔”之誉。唐人赵磷《因话录》：“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

3．郊寒岛瘦：是对中唐诗人孟郊和贾岛的称谓。孟郊一生困顿，贫寒凄苦，其诗也常道穷愁凄凉；贾岛的诗注重字句的雕琢、推敲。因二人诗歌都清峭瘦硬，好做苦语，故有此称。苏轼便曾经提到“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4．刘、柳：指中唐时期优秀诗人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交情甚笃，才华相当，而且“二十年来万事同”，政治遭遇非常接近，由此奠定了他们诗歌思想内容的共同基础。刘禹锡、柳宗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所以抒写内心的苦闷、哀怨，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着精神，便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因此并称“刘柳”。柳宗元的代表作品有《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等，刘禹锡的代表作品有《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等。

5．张王乐府：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二人是好友，又都以写新乐府著称，世称“张王乐府”。张王乐府有许多共同特点：一是在古题、新题参用方面极相似；二是艺术上都好用七言歌行，并在诗的结尾两句用重笔来突出主题；三是语言也都通俗明快，凝炼精悍。在扭转大历风调，将诗歌创作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的过程中，张籍、王建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6．元白诗派：中唐以元稹、自居易为代表的涛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以讽喻时事的乐府诗著称，是对杜甫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他们除在诗歌语言通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还通过诗歌咏唱促进了格律技巧的纯熟。白居易的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新乐府》等，元稹的代表作有《乐府古题》等。

7．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文学主张，是新乐府运动的创作纲领。所谓为时为事而作，也就是自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认为“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因为只有将民情七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由此可见自居易的诗歌主张是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

简答与论述：

1．论述韩愈的文学理论。

答：韩愈是中唐的文坛领袖，不仅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住诗文创作理论上也提出了新的观点。

一、主张写作以古文为主的散文。韩愈在散文上提倡古文，他的古文是指与当时流行于文坛的骈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因为他是先秦汉代的古代散文为号召的，故称古文。他反对内容空洞无物、形式雕琢华丽的骈体文，主张写作以古文为主的语体散文，内容要言之有物，着重实用，文以明道，“道”就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道德修养。

二、提出“气盛言宜”说，并且提倡作文时语言上的创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论，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含义相同。气盛了，就能创造出言宜的文章，这样就把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了。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惟陈言之务去”。

三、提出的“不平则鸣”论。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即“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四、追求雄健怪奇的诗歌风格。在诗论上，韩愈提倡追求雄健怪奇的审美风格。他在《调张籍》诗里说“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头脑里充满了各种怪怪奇奇的意象，他评孟郊诗说“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其实这些都说明他自己提倡和追求的是矫健怪奇的诗歌风格。

韩愈是当时文坛领袖，同时又是诗文高手，对后代有很大影响。他的文与道关系论，对宋代以至清代一些作家、文论家均有深远影响。“气盛言宜”论、“不平则鸣”论也影响了后代以气论文、诗穷而后工的理论观点。他追求雄奇怪健审美风格的诗论观和创作实践，对宋诗的以议论、才学入诗都产生过影响。

2．简答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及其在诗歌上的创新。

答：韩愈诗歌带有“以文为诗”的特点。首先，他常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写终南山的高峻和景象变幻，连用51个带“或”字的诗句加以铺排描写。可以说，韩愈有意识地以文为诗，追求“非诗之诗”。其次，韩愈构思、想象、意象都很特别，在艺术上蓄意追求恨重、怪奇、险劲的境界。如其《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浞用其韵》，着意搜罗奇语，但因有真情实感贯穿，所以仍然不失诗的感染力。有些诗以丑为美，将生活中的丑陋事物写入诗中，如《答柳柳州食虾蟆》，韩愈常进行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3．简答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

答：唐代的李贺是一个苦吟诗人，他有高度的艺术才华，醉心于浪漫主义，由于刻意的苦吟而追求创新，李贺的诗以奇著称。他的诗歌称为“长吉体”，主要艺术特色有：

一、在构思与艺术想象上具有独创性，往往超出常人的智力和自然时空的局限，充满神秘色彩。如《梦天》诗的前半部分写瑰丽的月宫仙境景色，扑朔迷离，后半部分突然转而俯览人世的沧桑，构思甚为奇特，想象力惊人。

二、诗歌意象非同寻常，善于运用神话传说和怪诞华美的词汇，别出心裁地创造出异想天开、从未有过的意象。强烈的主观色彩常表现为意象复合的“通感”，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新鲜，化平易为惊险、瑰丽。鲜明瑰丽的意象和丰富的主观色彩，是李贺诗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代表作如《李凭箜篌引》。

三、“冷艳怪丽”的风格特色。他的诗歌是冷、艳、奇、险自成一家，表现出一种悲哀的美。字词上浓妆重墨，经常选择感情强烈或生新拗折的字眼，使用比较特殊的修辞方法，如喜用“啼”、“泣”、“腥”、“酸”、“冷”、“鬼”、“死”等字，使诗歌充满幽冷哀伤的色彩。

四、唯美倾向。他的诗是苦闷的象征，其直观幻想和描写，在艺术修辞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

李贺诗在构思、意象、遣词、设色等方面都表现出新奇独创的特色，形成瑰丽、冷艳的浪漫风格，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独树一帜。

4．论述白居易的文学理论。

答：白居易是中庸著名的诗人，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最著名的诗论著作是《与元九书》。

一、诗歌创作主张“为时”、“为事”而作。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不过他强调的重点是“义”，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他在《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明显继承传统儒家的诗文论思想。

二、强调诗歌要讽谕现实。将诗歌与现实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白居易强调诗歌的“刺”的一面，不主张“美”，他说：“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他主张讽刺诗要写得激切、直率，不要《毛诗序》提出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要“主文而谲谏”，要大声疾乎揭露弊政，为民请命。这种观点主张文学创作要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社会，加强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三、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徒事形式。《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即内容，为最重要。

四、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即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的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但自居易诗论也有其弊病，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了诗歌的针砭时弊的实用功能，而忽视甚或有意排斥和否定审美娱乐功能，否定诗歌的艺术性。他要求诗歌创作要用“实录”的方法，否定了诗歌要用想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这样，诗歌岂能不枯涩干瘪，缺乏丰满的艺术形象。在艺术表现上，忽视艺术要含蓄蕴藉，主张“其言直而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歌必然直白浅露，他的少数诗歌就正有这种缺憾，不能不说这与他的诗歌理论有关。

5．试分析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得与失。

答：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到王化、治乱、礼乐、边事、宫女诸多方面，其中写得好而且有价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那些篇章。

如果将这些诗作与元稹的“新题乐府”作一对比，则其成就显然高出许多。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其一，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等，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其二，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调。在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如《秦吉了》开篇这样写道：“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浅显流利，读来琅琅上口；诗的后半以秦吉了喻谏官，以鸡燕喻百姓，以凤凰喻君主，用寓言形式进行讽刺批判，含蓄而切当。其三，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如《上阳白发人》中间一段写那位白头宫女因被妒而“潜配上阳宫”后的生活：“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又如《井底引银瓶》最后的议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透露出强烈的悲剧气氛，引发读者的深切同情。

当然，白居易的《新乐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有时则画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复。其二，有些涛篇所写事件，诗人本无深感，只是为了凑足五十篇之数而作，所以写得枯燥乏味，如《七德舞》、《法曲歌》、《采诗官》等，大都是议论和说教的堆积。同时，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体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蕴丰厚的乐府佳作来，《新乐府》中不少作品确有一间之隔。其三，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于直露无隐，有时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涛作不够精炼含蕴。

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以至时人罕能知者；在后世则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白居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勇气，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这一点，是永远值得人们钦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