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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新展|“竹素流芳”② 交游地方 ·嘉定文心 (??H5版,??二维码)

 paddyzhao2016 2016-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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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6日—8月15日
“竹素流芳”——周颢艺术特展


“竹素流芳”
之二
交游地方 · 嘉定文心    

明清嘉定
人杰地灵

疁城嘉定
是以怎样的人文环境孕育出竹刻如此绝艺?

竹人与文人的角色身份
又是如何于书画刻竹中肆意转换徜徉?

竹刻绝艺中又蕴含着何种文化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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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图文阅读——

明清·疁城嘉定

光绪《嘉定县志》所绘嘉定县城、市镇与乡区

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自唐宋以降,中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江南,这给江南的发展带来了绝佳的社会政治条件。嘉定是江南地区的一个小县。秦代属于会稽县所辖的娄县,在隋唐时期则属于昆山县。嘉定十年(1217)底,社会经济发展,新县正式成立,县名用的是年号“嘉定”,目的是要以重镇慑。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其表现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市镇。在嘉定,据正德《姑苏志》的记载,县境内已有九市六镇。到了明代以后,市镇又有了新发展,有则是市升格成了镇。万历《嘉定县志》记录县内已有三市十二行十七镇。明代前期至后期的变化很明显。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有些镇在后来划入了别的县境。一般而言的嘉定县的主要市镇,就是南翔、黄渡、安亭、方泰与外冈等,以南翔为最盛。


民风淳朴
士习好古
康熙《嘉定县志》记载:“嘉邑无名山奥区,所产与他邑同,惟木棉,嘉实资之以生,与各邑同”,清光绪《嘉定县志》记载:“缙绅先生自昔尊德尚行,重廉耻而畏名义”,“以清节自立”,“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引掖后进”;又言“士风淳朴,文有师承”,“往时风尚朴实,民以本富,尤崇尚诗礼,教训子孙,保世宜家”。

士习好古这一传统是嘉定文化的一大特色。古学的精神内涵,在于追求人生的大道;人生需要常怀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即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种人心之同然,一种美善祥和、无忧无虑、悦己悦人、自由放达的人生,正是士人心中理想的人生。
 

竹人·嘉定竹刻源流

“疁城(嘉定别名)竹刻,自明正嘉间高人朱松邻鹤创为之,继者其子小松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南村随笔》
明代后期,朱鹤(松邻)、朱缨(小松)、朱稚征(三松)祖孙三代合力将竹刻发展为高度独立的工艺品类,开创了竹刻之嘉定派。竹刻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艺术,蔚为大观。

 明 朱鹤 竹雕松鹤笔筒

明 朱缨 竹雕刘阮入天台香筒

明 朱稚征 竹雕高士图笔筒
明清易代之际,战乱频仍,嘉定竹刻在民间繁荣发展的局面被迫中断。侯崤曾、沈大生、王永芳等不以竹刻为本业的竹人,倾心竹刻而不必赖以谋生,由此保全了三朱一脉的正传。


明 侯崤曾 竹根雕寿星

清 沈大生 竹雕庭院读书图笔筒
清 王永芳 竹刻行书书论笔筒
康熙年间,国家政治局势稳定,江南经济恢复,嘉定竹刻重行蓬勃发展,受众群体急剧扩张。康熙十二年刊行的《嘉定县志》已将“雕刻竹刻”列为物产中一项。

清代康雍乾三朝,国力鼎盛,社会财富增加,文艺创作繁荣,嘉定竹刻发展至鼎盛阶段。吴之璠、封锡禄、周芷岩诸家各立门庭,远开风气。作品形制繁杂、装饰题材丰富,无论是竹根雕还是竹筒雕中的浮雕、镂雕和阴刻,都发展到最高的艺术水平。


清 吴之璠 竹雕刘海戏蟾图笔筒

清 封锡禄 竹根雕罗汉

清 周颢 竹刻松壑云泉图笔筒
清代乾隆后期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嘉定竹刻艺术在地方上刻竹已经蔚然成风,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的传统技法来沿袭、模仿以往名家典型风格的创作模式成为绝大多数竹人的选择。代表竹人有马国珍、王梅邻、时氏一门等。


清 王梅邻 竹刻洛神赋书画臂搁
道光朝以后,竹人日以于竹上模拟书画为能事,往昔盛行的圆雕、高浮雕、透雕技法趋与式微,向工艺品和商业化迅速转变。

咸丰、同治年间,嘉定竹人逐渐接触到贴黄工艺,遂开始制作并列肆营生。嘉定传统竹刻彻底衰落。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嘉定竹刻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开启新篇章。



文人与匠人·书风画艺上琅轩
“或行草楷隶,或人物山水,并称绝技”——金元钰《竹人录》

竹刻艺术为文人艺术之一途,与文人书画渊源深厚。
明清以至近现代竹刻名家大多兼能书画,他们的竹刻创作不仅在题材、造型、构图等表层直接汲取着书画艺术的营养,更在气氛、节奏、韵味和意境等深层次上与书画之道相师相通,从而能在浑厚精湛的雕刻本体之外,别具一种文雅隽永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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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得来终觉浅
自宋迄明,文人登山临水之际,每有吟咏,常刻之于竹,以至“题诗刻竹”竟成句中熟典。宋代以来文人皆善书,其题诗刻竹时,于书法有所留意十分自然,书法与竹刻的发展一路相随。

清中期以前的竹刻书法以大字为主,字体尤多行草,这是晚明和清初书坛盛行行草大字之风在工艺作品中的体现。清初王永芳镌字书法东坡“秀媚遒劲”;刘起书摹王献之,虞世南,“行草婉丽遒劲”,清前期周颢书法亦师东坡,行草“跌宕齐伟而多自得之趣”。


自清代中期开始,镌刻小字成为风尚,字体以行楷为多见,从中折射出馆阁书风的强烈影响。其中以嘉定竹人邓渭的成就最为突出,所刻皆古文长篇,行楷小字一丝不苟,章法停匀,结字工稳,刀法秀整,别具情趣。


清 徐裕基 竹雕柳阴醉吟笔筒

到了清代晚期,随着乾嘉以来金石学的大兴和书坛“碑学”的崛起,摹刻金石铭文成为竹刻书法的又一新兴形式,篆隶二体成就最高。

以刻字形态呈现的书法艺术,所以能和竹刻结为如此紧密的关系,缘由有四:

其一,文人画自宋元以来形成画必有题的独特形式;
其二,在勒碑刻帖的文化传统中,刻字工艺已有着优良的技术基础;
其三,随着晚明文人篆刻的勃兴和普及,刻字刀法更为丰富和成熟;
其四,文人制器作铭的风气盛行。

2
妙将画意属良工
绘画对竹刻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在竹刻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独特风貌的形成以及创法、变法的缘起,都根基于绘画。
三朱均善画,皆以画家身份名列《佩文斋书画谱》,朱鹤工图绘,人物山水无所不能。小松于绘事造诣更深,“画尤长于气韵,山川云树,迂曲盘折,尽属化工。”三松“善画远山淡石,丛林枯木,尤长画驴。”

三松的再传弟子时期,以沈两之、周乃始为代表的一部分清初嘉定竹人,致力于在竹刻上表现文人简笔、意笔绘画的情趣,遂开竹刻中的南宗一派。

康雍乾三朝,南北二宗的画学倾向于在竹刻上都绽放出绮丽的花朵。周颢“合南北宗为一体”的成功正是“画兼南北”这一画学指导思想下的产物。


嘉定竹刻之文化美学
在观赏竹刻艺术时,其文化魅力与美学意境是自然糅合在一起的,关于嘉定竹刻的美学可以从多方面解读。
竹子的材质之美:平直条达、朗润素雅的天然美。历代文人都以竹之直节、终年不凋来比拟坚贞的节操和不屈不挠、不畏强势的美德,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一种重要的符号意义。

竹刻常用的创作题材:高人逸士、山水花草、诗文歌赋、鸟兽虫鱼等,乃是天地间、人文社会中最具有精神价值的事物。代表的是人世间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是一种人心之同然,是可以超越时空而永远存在的。

“文以载道”,嘉定的竹人们正是借刻竹之作来传达其“道”,竹人创造了竹刻艺术,竹刻艺术又传载了竹人的精神,作品与作者两相合一、不能分离,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文艺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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