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出版发行，2005年3月北京第2版，2011年11月北京第11次印刷）。钱穆（2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本书是由钱穆先生的八次讲演汇集而成的，从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历史人物、历史地理、中国文化史等八个方面为我们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并附《略论治史方法》和《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全方位地为我们讲述钱先生的历史研究经验。 我将就此书的八讲一一述评，以记录并与大家分享我通过此书于历史之所得。 第一讲，如何研究中国通史。钱先生所重于“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可见研究中国史是为了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并才能发展自己。而所研究之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我们在研究中要“因史制宜”，根据各民族的特殊性、历史发展的变异性、各地区历史的传统性的不同来确定中国史的特点，并据其研究中国史。中国史有其独特的变化，虽有各时代的划分，但时代之变不同于其他民族或地域，我们研究时要着重于其变化才可纵观中国史之发展。钱先生在第一讲便为我们介绍了三种研究历史的入手途径：“从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我窃简明归纳为三点：由古到今，由今到古，单凭兴趣。在此讲中钱先生也希望众多人才研究史学时须有史才、史识、史德，则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能见人所不见处；客观求实。关于写历史，钱先生也说道可随时增新地写，可旧史新写，也可随时翻新改写且需要随时翻新改写。 第二讲，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政治史重在研究政治制度即制度史，中国历史上主要分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和秦以后的郡县政治。所以应特别注意政治制度。在这些政治制度的传统和沿革中，钱先生着重讲了宰相制度、考试制度等政府方面的传统政制，论述了“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及考试制度对世界的贡献。也讲了户口调查、土地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宗教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的政治制度。钱先生特别提出研究制度应“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同时强调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既要比较西方更要重视传统政治，把政治理论付诸实践。 第三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钱先生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中国社会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而士又最具特色，既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也是政府的组成分子。而钱先生把中国社会根据“士”划分为游士时期、郎吏时期、九品中正时期、科举时期、进士时期等五个方面，以之体现中国社会演变进化的各个形态。在中国社会史方面我们要从氏姓之学、谱牒之学、方志中进行研究，以此来了解中国社会的家族、礼、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同时应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不仅从社会的横剖面，也从历史传统方面根据现实社会中的实像研究社会史。 第四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重农抑商的现象贯穿我国传统社会，而中国经济传统观点之一为经济是有限度的，“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中国经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同时提倡领导人的领导“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通过对经济的控制使其既不过高也不过低，即“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和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这就使得中国工商业在这样的观念引领下既能满足国民需要，也能在到达相当限度后止步。钱先生还提到研究中国经济史时还应注意一些特殊问题，如国防线太长、黄河漕运问题等。我们在研究中应在回顾过去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多多创造，从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去全面分析。 第五讲，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钱先生据此列举了周公、孔子等人的学术精神，从人文主义出发，把思想体系从人生实际中提炼出来，因此知行并重，会通各家，集各方面知识于一身，形成一批“在通不在专”的伟大人物。中国传统学术还分为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我们在研究中国学术史中要注重学者本身的实际人生，通过其德行修养和人生经历综合看待学者的学术思想。钱先生同时提出一些研究中容易产生的误解以便我们更严谨、更准确地研究中国学术。这些误解有：“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定于一尊”，“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等。 第六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历史人物又分为几类：一是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钱先生提出历史人物多处于衰世乱世，且其人价值常在于身后，如孔子、朱子。二是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而不得志的人因其能保有全心和全人格，其影响和作用更显伟大，如岳飞、文天祥。三是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很多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如伯夷、颜渊。钱先生在此也为我们提出一个研究方向——中国历史上之无表现人物。无表现人物能因其事业难全而创作文学表达心志，因此“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中国人之文学，非纯粹之文学。中国人之艺术，亦非纯粹之艺术。重要者，乃在其内心意志一面”。可见，研究中国历史人物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言重在立德。 第七讲，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历史和地理是分不开的，“地理是历史的舞台”，而因为中国地理的共通性，中国历史就与西洋史有了极大的区别。西洋史因地域分散，其历史也是分裂的，是断续的，是更换舞台的；而中国史则更多在于内部变化，是更换演员的，是在扩展地区的同时扩展历史文化。所以因不限于地域，中国历史文化跨越民族观念，凝为一股向心力，把中国人民团结到一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共同奋斗。 第八讲，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文化史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研究文化可从历史和哲学方面入手，即要根据历史，同时饱含哲学智慧。钱先生提出我们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每一文化体系都有其相同和相异之处；要从大处着眼，把握整体；要从汇通处看，将各方面文化贯通相连；从远处看，联系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寻找真谛；从长处看，认同并发扬自己的优秀文化。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要区分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以共性促进个性整体发展，以个性为共性增添色彩，既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见同”，创造新文化。 此为我读本书所得，依钱先生所讲之序一一作感,从中我也深感钱先生所讲这八讲实乃围绕中国历史之特殊性、变异性、传统性来展开，并以此为中心点从各方面辐射开来，形成较完整的历史研究体系，以此为我们学习历史研究法提供方向，并提出钱先生自己的历史观点和主张，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打开视野。在阅读过程中我收获最大的一点也是钱先生在每一讲的论述都有鲜明的主题，随后在主题的引领下有大历史的主线贯穿始终，让我们明确这些主题也是历史学中的分支，我们在研究分支的时候也要在中国历史的大环境下展开，切不可分离而言。 通读全本我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无论是关于历史、关于中国史、西洋史或是关于研究法。在当今时代，我们在研究中国史时应与西洋史两相比较，才能更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培养历史大局观，也能更清楚地掌握中西方文明差异，从历史里发掘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影响和看法。但我们在学习历史、集百家之长之时，更应有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盲目地相信他人之言。如钱先生在“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中所讲“士”之一族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掌控和重要性存在片面性。诚然，“士”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有阶层，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是很大程度上掌控了统治阶层，但还有其他很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影响着甚或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成长，中国历史的发展虽然有“士”的作用，但也不见得是最大的影响因素，也有更多其他历史人物、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学习历史时也应辩证地采纳学者的观点看法，形成自己的思想，真正去做一些研究来佐证自己的想法。在研究历史中我们也应给予我们的中国历史极大的肯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视历史，依据历史辩证地思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创新不断努力。 历史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文化成分，中国历史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也是足以令我们骄傲的悠久文明。历史研究的道路还很长，需要我们兢兢业业、不懈努力，寻找新的发展思路完整、客观、真实地去研究历史，汲取历史教训，让从历史中得到的反思更好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发展。 洪范怀沙 此文系作于2015.0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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