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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蓝色文明”还是“黄色文明”?

 育则维善余言 2016-06-07

原题为《被虚构的“蓝色文明”》

上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界掀起一场“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争论,认为中国人缺少西方“海洋文明”的开拓精神,是一种保守、野蛮、落后的“黄土文明”。莱弗里的《海洋帝国》告诉我们,这完全是一个臆想出来的伪命题。



恰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一切以历史为名的文化争论骨子里都是当代问题变形的争论。比如说儒家经典的真伪问题,在平时只是纯学术问题,只有到了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才会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解构力道。真伪有时候变得不重要,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关键所系。


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思想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议题,就是“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之争。这场争论的中心论点,大概是说中国人的民族性里没有冒险的基因,特别没有西方式“海洋文明”的开拓精神,是一种保守、野蛮、落后的“黄土文明”,以黄河以及黄土高原为象征,是一种嵌入到“民族性”当中的农耕思维等等。


这场争论曾经十分热闹,那种直观而感性的判断,往往让人觉得的确有那么回事。时过境迁,中国不但造出了大量的远洋轮船、积极参与了全球贸易,而且国内经济还跟“蓝色经济版图”紧密关联,似乎并没有任何受“黄土文明”羁绊的迹象。这很令我困惑,难道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神奇地改变了所谓的“国民性”?最近,我阅读了英国作家布赖恩·莱弗里的《海洋帝国——英国海军如何改变现代世界》一书才恍然大悟,所谓“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之争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海洋的道路


《海洋帝国》是一部英国海军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从帆船时代一直陈述到一战前夕,贯穿了整个大英帝国时代。它的副标题虽叫“英国海军如何改变现代世界”,但实际上“改变世界”的部分陈述甚少,主要还是讲英国海军自身的发展史,来印证现代世界全球化的历程。


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并通过各自的优势在竞争中寻求独特的发展途径。自然资源贫瘠的国家未必就是天然弱国,而自然资源丰厚的国家,未必就理所当然地会成为现代富国。


早期的英格兰算不上一个富国,更算不上是强国,国内很分裂,王权也很专横,普通人的生活只有贫困和匮乏。即便是四面环海,与我们设想的截然不同的是,那时的英国人压根儿就没有海洋文明的意识,参与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热情极低。尽管海洋之中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可同时也包含着高昂的成本和无限的风险,在看不到明确收益之前,这是国贫民弱的英国所无法承受的。


早期英国的海军(严格说来只能称为“水师”)仅仅承担海岸线的巡逻,以及防止海盗骚扰海岸线等工作。即便是这样的工作,这支潦草的海军还无法胜任。对于国小民贫的英格兰而言,因为整个作战支持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支海军还经常因为欠军饷问题而哗变。而整个国家的高层,也压根儿没有什么发展蓝色海军的长远规划。因为文化的匮乏,詹姆士一世以及他之前的英国国王,也是昏庸者居多,保守贪安的性格甚至不比我们一直嘲笑的咸丰皇帝高明多少。


在这种国情之下,英国的海军发展完全跟它的宪政历程一样,是日拱一卒逐步演进、顺其自然而来。甚至,整个过程还不是主动积极,而是被动应对中成长的。17至18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在航海大发现后的暴发,严重地刺激了英国民间发家致富的欲望。诸如德雷克这样海盗出身的冒险家按捺不住这种欲望,主动出海劫掠西班牙商船,竟然获得了王室的赞赏与支持,从而挑起了整个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纷争,促成了英国海军从无到有的发展壮大。


正是因为与西班牙联合对付荷兰的海战不断胜利,英国政府和举国上下才渐渐意识到海军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并无多少内陆纵深的国家,英格兰天然应该走海洋发展之路。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有实用才会有动力,并非某种文明传统固然的天性使然。最早提出现在海权理论的也并非英国人,而是跟英国海军交手多年的美国海军军官马汉。他帮助英国人总结了“海权制胜”的战略新思维之后,英国人自己还并不认同。他们的军方更感兴趣的是通过对拿破仑取胜之后总结出来的一套“大陆政策”,不断扩充陆军干预欧洲大陆均衡,无形中为后来英国海军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海洋的问题


正如老迈的大清帝国军事官僚系统在改革过程暴露出种种问题一样,英国海军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中国人所批评军备废弛的一切问题,他们一概不缺。依托于王权的英国海军,同样有一切帝国军政的弊病,克扣军饷、残暴的军官虐待士兵、黑狱、论资排辈、“朝中有人好做官”、有那种靠“背景”混官衔尸位素餐甚至贪污腐败等等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问题。


整个英国海军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点一滴革除这种古老帝国的积弊、造就现代军队管理、建立现代绩效考核的过程。英国人不喜欢法国式的大革命,皇家海军曾经把大革命中的法国当成一头鳄鱼对待,两国打了无数的仗。但从安森、小皮特、纳尔逊、费舍曼到丘吉尔等大刀阔斧的改革家,他们对英国海军内部改革的步伐一天都没有停止。


除开大洋深处小海岛上的民族之外,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都是天然依托陆地而生存。对于习惯陆地生存的任何一个民族而言,走向海洋绝非单纯是勇气或者文化基因里是否有“冒险精神”那么简单。航海探险需要个体英雄主义的勇气,而建设并经营一个海洋帝国,则需要一整套与陆地帝国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全面的现代性,航海需要的现代技术和知识远比陆上需要的多得多,包括造船技术升级、地理和地球知识、气象、导航、定位、现代医疗,等等。


如果偶尔一次的出海冒险尚可以赌运气,那么长期的全球海洋战略经营,则必须要把诸多的问题,变成一个个具体可解决的方案。比如,为了确定经度,苦心发明航海钟;为了解决长期航海导致的“坏血病”,推进了现代医疗;为了建造坚船利炮,推进了钢铁技术和机械动力,等等。


与欧洲大陆在18至19世纪的理性思潮相比,英国人崇尚得更多的,与其说是科学精神,还不如说是科技精神。现代科学精神因其实用并能与具体技术问题结合,才得以充分培育并有用武之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在英国启蒙过程中接受现代科学熏陶的军官和学者的登舰工作,让英国海军为世界贡献出诸如库克船长这样的一大批科学素养极高的军人学者。

海洋的启示


英国海军史同时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全球的现代海军发展史。因为英国海军几乎与世界全部大国都有过交手记录,从欧洲到美洲,从亚洲到非洲:西、荷、奥(斯曼)、法、德、俄、意、印、美……上至“龙”、“象”、“熊”“鹰”级别的大帝国,下至加勒比海盗、西非贩奴船队这样的小武装,几乎无一遗漏。


既然提及皇家海军的敌人,我们中国读者不能不关心的一个词就是“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对于中国人实在太重要了,竟变成两个历史时代的分水岭,深深烙入到民族痛苦的记忆中。但关于鸦片战争,在这部厚厚的海军史中只是一笔带过,对于四百年的英国海军而言,与中国的战争太不值得一提了。但即使是这次不以为然的战争,也居然是在英国海军自己认为的“百年和平”时代发生的。英国人承认那次战争的非正义性,但并不认为对中英两国意义有多么重大。


比之不光彩的鸦片战争,英国人更感兴趣的是“鸦片战争”前后,一位名叫达尔文的博物学家登上“贝格尔”号海军勘测船,前往南美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开启一次异同寻常的考察之旅。一种叫做“进化论”的生物学说,随之横空出世。对于大英帝国和西方文明,这次海军部门的勘测意义,绝对要大于用暴力踢开一个古老帝国的大门。


其实,《海洋帝国》应该还有篇幅来记录英国海军经历的二战、冷战、马岛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但作者省略了。随着大英帝国全球殖民体系的崩溃,英国海军走向衰落也是必然。不过,这并不代表“海洋文明”的衰落。中国要想成为自己曾经误解过的那种“蓝色文明”,不断地走向海洋深处也应该是义无反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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