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陈桥兵变历史也是假的？

检讨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朝代一经确立，关于它的历史重构活动就展开了，其中历朝的开国故事在每一个朝代的历史记忆中都显得相当活跃，这在秦汉以下那些历世绵长的大一统皇朝表现得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乃在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故事都涉及王朝正统、合法形象的塑造，并对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当时代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众声喧哗的叙述中，造假、虚构等行为也在人们对开国故事的叙述中大行其道。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意趣的学术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本文以富有典型意义的宋代开国故事重构为例，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具体而微的剖析，以求正于方家。

秦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合乎所谓五德、三统之义，做为皇朝存在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依据，在此过程中，由于开国君主处在五德或三统推移的转折时期，是旧天命的终结者和新天命的承接者，故开国之君是否得到天命，直接关系着皇朝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获得，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注意在开国君主身上下功夫，竭力将其塑造成为新天命的承接者，而其手法则主要是大力鼓吹符瑞神异之事，神化开国之君。

故宋太祖赵匡胤得国之后，与其相关的谶言大兴。赵普、释惠演、陶穀、薛居正、杨亿等都不约而同地将流行于五代时期的一些谶言，与赵宋的建立相联系，将这些谶言视为宋太祖兴起的先兆。与宋太祖相关的神异之事也为宋人津津乐道。如王禹偁称后唐明宗即位后常祈祷天降圣人，而赵匡胤就生在天成二年。杨亿称赵匡胤出生的当晚有奇异之事发生，成人后更是奇事不断，其中尤为让人瞠目的是有道人曾见赤蛇出入其鼻①。

就历史上流行的谶纬符瑞言论而言，北宋中期以降，随着理学的兴起，已遭学者大加挞伐。如欧阳修称：“郑惑谶纬，其不经之说汩乱六经者不可胜数。学者稍知正道，自能识为非圣之言。”②又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两仪生四象’，若此者，非圣人之言，凡学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后知《易》矣。”③司马光自言诵读经书，读注疏，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前贤高奇之论，皆如面墙”④。二程兄弟“在构建理学体系方面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观点”⑤，表现在对异端的认识方面，他们一致认为：“治乱之在国，不可归之命。”⑥“人事常随天理，天变非应人事。”⑦程颐论“六天”，称：“此起于谶书，郑玄之徒从而广之甚可笑也。帝者，气之主也。东则谓之青帝，南则谓之赤帝，西则谓之白帝，北则谓之黑帝，中则谓之黄帝。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礼》言祀昊天上帝，而后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诸儒附此说。”⑧

受此影响，北宋中期，在历史编纂过程中，排斥符瑞妖异内容成为学者的共识。如宋初薛居正等在编纂《旧五代史》的过程中，将见于五代典籍的大量符瑞祥异事件载入史中，而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则将这些事件删而不载。如“在《旧五代史》中记载了朱全忠称帝前后出现的大量符瑞现象，而在《新五代史》皆被欧阳修一一刊落”⑨。司马光与范祖禹讨论修《资治通鉴》的原则时就称：“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⑩在建议刘恕修《五代长编》之余修《五代史志》时，对刘恕也称：“其符瑞等皆无用，可删。”(11)故《通鉴》一书所载祥瑞妖异事甚少，且若载必有深意。如其载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符命之事之后，特地指出这是人为的结果：“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12)其叙南朝宋废帝异事：“先是帝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官人倮相逐，一人不从命，斩之，夜，梦在竹林堂，有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斩之。又梦所杀者骂曰：‘我已诉上帝矣！’”胡三省对此称：“《通鉴》不语怪，而独书此事者，以明人不可妄杀，而天聪明为不可欺也。”然此语后又云：“于是巫觋言竹林堂有鬼。”(13)显见此事为实有，因有警戒意义，故司马光书之。

其叙唐玄宗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朝一事称，玄宗宠待安禄山甚厚，谒见无时。安禄山奏言：“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祗，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其奏为玄宗所接受(14)。又载天宝四载十月甲午，“安禄山奏：‘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绩从臣求食。’遂命立庙。又奏荐奠之日，庙梁产芝”。对此胡三省指出：“《通鉴》不语怪，而书安禄山飞鸟食蝗、庙梁产芝之事，以著禄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15)不过，司马光的《通鉴》叙事也有不可解之处，如其在叙述刘邦史事时，径录《史记》所云刘邦为“赤帝子”之事：“刘季被酒，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季拔剑斩蛇。有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杀之！’因忽不见。”(16)对此王应麟指出：“《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17)。考历代开国之君，史书多载其神异之事，《通鉴》皆黜而不书，今独于此书之，可知王应麟的判断是正确的。

对于北宋中期以来史学领域内的新变，李焘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是清楚的，尤其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其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便是全仿司马光的编纂义例，如他在《进〈长编〉表》中说：“臣今所纂集，义例悉用光所创立”(18)，因此按理他不应书符瑞、妖异之事，然而他在叙述宋太祖得国一事时，却一再语怪。如文莹称：“苗训仕周为殿前散员。学星术于王处讷，从太祖北征，处讷谕训曰：‘庚申岁初，太阳躔亢宿，亢怪性刚，其兽乃龙，恐与太阳并驾，若果然，则圣人利见之期也。’至庚申岁旦，太阳之上复有一日，众皆谓目眩，以油盆俯窥，果有两日相磨荡，即太祖陈桥起圣之时也。”(19)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将该史料载入书中，称建隆元年正月癸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20)又称开宝元年七月“殿前散员都虞侯董遵诲为通远军使。遵诲，涿州人。父宗本，仕汉为随州刺史，上微时尝往依焉。遵诲凭借父势，多所凌忽，尝谓上曰：‘每见城上有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余丈，俄化为龙，飞腾东北去，雷电随之。是何祥也？’上皆不对。他日论兵战事，遵诲理屈，即拂衣起。上乃辞宗本去，自是，遵诲亦不复见紫云矣。及上即位，遵诲累迁至骁武指挥使。

一日，便殿召见，遵诲伏地请死，上令左右扶起，因谕之曰：‘卿尚记往日紫云及龙化之梦乎？’遵诲再拜呼万岁。”(21)据杨亿称，赵匡胤出生之夕，“光照一室，胞衣如菡萏，营前三日香，至今人呼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22)。关于这条史料，李焘在其著作中虽没有直接引用，然而在其正文下所作的注中，却大段引用了《龟鉴》对太祖的评价：“我太祖之生，盖天成二年丁亥岁也。祥光瑞采，流为精英。异芳幽馥，郁为神气。帝王之兴，自有珍符，信不诬也。”(23)考李焘之所以通过引文的方式将这条史料放入其著作，原因应在于其书从建隆元年开篇，正文无法叙述宋太祖出生时史事，而李焘对这条史料又不舍得抛弃，遂以引述的方式载入。凡此种种，凸显出了李焘治史为当代服务的宗旨。

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在称说天命的同时，还常常通过塑造开国君主的仁德形象的方式，来宣扬其得国之正。故宋人也常常通过伪造和虚构史事的方法，来宣扬宋太祖的仁德，这在对陈桥兵变及杯酒释兵权两件史事的重构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就陈桥兵变而言，当其还没发生之时，社会上已广为传言赵匡胤要发动政变，据称赵匡胤将北征，“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讻讻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邪！’太祖默然而出。”(24)又，“太祖北征，群公祖道于芳林园，既授绥，承旨陶穀牵衣留恋，坚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两拜，回来难为揖酌也。’”(25)显见赵匡胤将发动兵变一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以至于南宋时袁文对此评议称：“则此事当时已知之矣，万一别有变，将如之何？何不谨密如此。”(26)

故此事若据事直书，势必会影响到宋朝的形象。而避而不谈也非良策，因为宋朝毕竟是通过陈桥兵变得国的，隐瞒不是办法。比较妥当的方法就是重构这段历史，围绕“仁德”二字大作宋太祖的文章，最大限度地彰显宋太祖得国的正义性。故薛居正等编纂《旧五代史》时，就将此事叙述为宋太祖是为形势所迫而称帝：“显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进名奉贺，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与蕃寇合势，诏今上率兵北征。癸卯，发京师，是夕宿于陈桥驿。未曙，军变，将士大噪呼万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马，拥迫南行。”(27)

而在太平兴国年间修成的《太祖实录》对此事语焉不详时，宋太宗特地指出：“史官之职，固在善恶必书，无所隐讳，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左史以为不可，欲后代以为鉴戒尔。因言及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自昔受禅者如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之事周朝也，尽力王室，中外所知。至于大宝，非有意也。无何边吏言契丹侵轶，太祖方醉卧传舍中……无何众愤汹汹，擐甲露刃者云集，请登天位以副人望，此盖历数所钟，且非人力能效也。当时之事，史册有所阙，宜令(李)至等数人重加缀集。”(28)

宋太宗的言论既是官方修史的纲领性意见，又属宋人的普遍共识。检讨宋人关于这一史事的叙述可发现，不仅是官方史著，就是私家著述在叙述这一史事时，也大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宋太宗的这种主张。如曾巩称陈桥兵变是“军士推戴，势不可避”(29)。王称云赵匡胤师次陈桥驿，“军中共议推戴。戊夜，军士聚于驿门。俄而列校毕集，曰：‘我辈出万死，冒白刃，为国家破敌。天子幼，不如先策点检为天子，然后北伐。’于时，太祖以饮饯宣劝至醉卧阁中，不之省。迟明，军士控弦露刃，直扣寝门，相与扶太祖出听事，被以黄袍。诸校列拜曰：‘诸军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传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太祖叱之，不退，即共拥太祖就马南归。”(30)沈遘诗《陈桥驿》称：“艺祖昔臣周，周德久已衰。上将分六师，北征在郊圻。士卒中夜起，神器仓猝移。谁言一朝变，乃定万世基。”(31)而关于陈桥兵变的叙述，尤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最称经典。李焘用千余字的篇幅将赵匡胤迫不得已、仓促称帝的无奈，约束兵士、秋毫无犯的仁德以及天命所归的征兆等一一叙及，自此遂成为陈桥兵变一事的定本而广为流传。

而如果有谁敢讲述事情的真相，就会受到惩罚。如仁宗时李淑作《恭帝诗》：“弄楯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犹认房陵平伏来。”该诗传入宫中，为仁宗所知，仁宗将其交由中书评议。“翰林学士叶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逊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恶之，遂落李所居职，自是运蹇，为侍从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