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过美剧《周一清晨》的读者，一定会对片中于每周一清晨召开的以反思医疗差错为核心的死亡病例讨论会印象深刻。讨论会上，神经外科主任胡顿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事医生的错误以及某些操作可能给病人带来的风险。 而现实中，5月22日，香港医院管理局也公布了一宗罕见的医疗差错：香港著名的玛丽医院在对一位女患者实施紧急心脏移植后，发现被移植到患者身上的心脏与患者血型不符，患者因此生命垂危。 那么，到底该如何认识及对待医疗差错？在医疗工作中，严厉处罚“肇事者”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吗？出了差错，是首先寻找证据自我保护，还是拿出勇气向患方坦诚道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相关专家、学者及医务人员的看法 国外强调的是“对事不对人”，而我们往往是“对人不对事” 李骥（上海华山医院胰腺外科副教授） 《周一清晨》中的死亡病例讨论会，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搞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死亡原因，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个会上所有对医疗差错的指认都不对外公布，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促使医生进行自我反思。 从根本上来说，病人来医院是想要获益的，医生也希望能帮他完成心愿。遗憾的是，由于生命的复杂性、医学的局限性，不是每个人来医院都能获益。每位病人都有其个体性，这使得医疗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医疗操作不是机械式的重复，而是一个个严密的思维过程。所以我们说，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服务行业，医生必须自我反思、自我完善。 在各种医疗纠纷中，患方抱怨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来的时候还好好的”。特别是脑瘤病人，来医院时可能完全没有症状或是症状很轻微，却在手术过程中意外死亡。所有手术都是有死亡概率的，患者同意手术，就意味着他愿意冒一定的风险，以避免以后更大的风险。对于这一点，很多患者及家属可能并不理解。还有一些差错不在于态度，而在于决策。一个科学的决策最终却让病人死亡，参与手术的医生有可能经验不丰富、技术不完美，但不能因此就对他全盘否定。如果这样，就会直接导致现在有些医生情愿不做也不愿意做错的局面。 通常情况下，不是医生不愿向患者道歉，而是患方不愿心平气和地接受医生的歉意。在《周一清晨》里，每次医生道歉都要先脱下白大褂，作为一个普通人，表达对生命逝去的“遗憾”。他们说“sorry”不是表示医疗过程中有任何差错，而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感同身受。这是医生修养的一种表现，也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 最近，我在看英国广播电台推出的地平线系列之《手术不败宝典》。这是一个科普专栏节目，以纪录片的形式对医疗差错做了比较好的总结：“最可能出错的不是药物，不是器械，而是人类本身。”那么如何减少差错？片中提到可以借鉴其他高风险行业应对差错的方法，比如飞机在起飞前需要一一核对检查，手术开始前也要汇报、核对病人的情况。还有一些差错是由于人的判断能力，医生的工作很容易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细节。这就需要多人协作，进行科学的分工，有人负责开刀，也有人通观全局。 面对医疗差错，国内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保险系统，经济赔偿往往成为医院甚至医生个人的负担。另外就是没有第三方参与联络、协调，医患双方直接对垒，很容易激化矛盾。国外强调的是“对事不对人”，而我们往往是“对人不对事”。 单纯的惩罚，只会让医生和护士选择瞒天过海，导致差错频频发生 陶宝东（浙江省磐安县卫生局监察室主任） 最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某医院一名护士在推患者去做检查的路上，轮椅意外侧翻了。护士赶紧带着患者请医生做全面检查，以确诊是否摔伤，同时将此事上报了医院。护士长得知消息后，马上检查了推车，发现车轮不太灵活；医院管理者也到现场巡查，发现此处正是两座楼的交接处，地面不平。医院经调查，认为此事管理者应负主要责任。第二天，检修人员检查了全院的推车，对不平整地面作了修整，并挂起“小心地面不平”的警示牌。医院也出台规定，要求推轮椅时，车前车后安排两个人慢慢推。事后，这个小意外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谅解，医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差错。 这家医院的处理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许多管理者认为，只要有了差错就该惩罚，这样才能减少犯错的次数。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单纯的惩罚，只会让医生和护士选择瞒天过海，导致差错频频发生。 管理者首先要负起责任，这种从源头上纠错的做法才是人性化管理的体现。这样不仅能及时发现、解决问题，还能给大家如实上报差错的信心。例如，护士配发药物时常因为被其他人打扰而出现差错。此时，医院不该只是惩罚当事护士，而应该给护士配发标有“配发药中请勿打扰”的背心，以示提醒。 我们还要建立起多途径的差错和安全隐患报告系统，定期将差错和安全隐患报告汇总后进行分析，发布警示信息，完善制度、流程、人员配置等系统方面的改进，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对主动报告差错和安全隐患并及时整改的科室和个人，应给予表扬与奖励。 陈作兵 一天，我到某医院参加一次疑难病例讨论会，30多位医务人员济济一堂。住院总医师汇报病史，基本情况是这样：病人，女，18岁。因为肛门周围疼痛，被诊断为肛门周围脓肿，在当地医院接受了手术。术后一个多月，病人每天还是发热，体温39摄氏度左右，需要使用退烧药。于是，病人请了多科会诊。风湿科建议查免疫功能，感染科建议加强抗感染，血液科建议骨髓检查，结核科建议全套检查，外科建议腹部CT。各科建议不一，但最后意见一致：密切观察，情况有变及时联系。 轮到我发言了。我说：“我先到床边看看病人的病情再说吧。”病人来自江西，在浙江嘉兴工作。风华正茂的年纪却骨瘦如柴，体重只有35公斤。她脸色苍白，一双眼睛充满无助。仔细检查病人后，我又询问了病史，查看了所有的化验单。回到会议室后，我说：“病人重度营养不良，无法单纯用感染来解释。现在，血液和胸片检查已经基本排除了结核和肿瘤。可能是免疫系统疾病，我建议使用甲强龙（激素）进行诊断性治疗。” 有同行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激素治疗有风险。我说：“病人是个18岁的姑娘，发热一个多月了，各种抗生素无效，精神萎靡，重度营养不良。如果等各种化验都齐全了，至少还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就算是半个月后，也不一定就能确诊。再说，这段时间，疾病本身的发展也有风险。建议严密观察治疗效果，做好与家属的沟通工作。” 讨论会后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医生在治疗上畏首畏尾，不愿冒一点风险呢？ 我在医务科工作多年，知道现在的医患关系不是那么和谐，医疗纠纷屡见不鲜。而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等，又要求医院完善各种检查，拿出证据来保护自己。但医学是一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不可预测性。既然不可预测和不能重复，那么在认真尽职、严格遵循医学伦理的前提下，能不能给医生更多的宽容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