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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不到的,悲观的好处|降低焦虑:你需要“防御性悲观”

 真友书屋 2016-06-09




I like pessimists. They’re always the ones who bring life jackets for the boat.

我喜欢悲观主义者。总是他们,才是那些带救生衣上船的人。


- Lisa Kleypas, Christmas Eve at Friday Harbor




又到了高考的季节,这两天也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高考结束的那天。(并没有暴露年龄)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同学们陷入了狂欢。他们大笑,摔东西,撕课本,通宵唱歌和泡吧。他们告诉我,美好的人生终于开始了。

 

但那时的我,却怎么也无法产生出像他们那样,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情绪,反而有种黄金时代结束的漠然。我默默地回家,像往常那样睡了一觉,心里想着,在这一天以后的人生,并不会变好吧。

 

事实上,在整个学习生涯里,这种情绪一直困扰着我:我总是被班主任、心理辅导老师谈话,他们都会问我,你为什么要这么悲观,为什么不能积极向上一些?对此,我思考了很多年,依然没有答案。我永远也无法做到人群中的有些人那样,看上去每天都充满希望和“正能量”。

 

今天的文章,我们也想和你来聊聊悲观这个主题。在心理学里,作为一种气质的悲观是与生俱来的吗?乐观一定是好的,悲观一定是不好的吗?作为一个悲观者,我们可以以何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悲观是什么?

 

在维基百科里,“悲观”(pessimism)的定义是“一种总是期待不良后果的精神状态,或者一种相信‘在生命中,恶总是胜过善,困苦总是多过享受’的信念”

 

在心理学里,对悲观的研究几乎是和对抑郁的研究同时开始的,在贝克1961年编制的抑郁量表中,对未来的期待是正面还是负面也被作为一个判断因素。Wellesley College的心理学教授Julie Norem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致力于研究“悲观”。她认为,在过往的语境中,我们往往将“悲观”的含义简化了,但实际上,悲观含有更丰富的语义,并分为不同的类型。


她列出了悲观的三种常见类型:

 

· 气质性悲观(dispositional pessimism):我们日常所说的悲观或乐观,往往都是基于气质性层面的。气质性悲观指的是一种整体的倾向性,即人们在对未来的看法上,长期倾向于期待坏的结果。(Rossman, 2010)(在本文后半部分提到的“悲观”、“乐观”,如无特殊说明,都指气质性的悲观。)


· 归因性悲观(attributional pessimism),也被称为解释性悲观(explanatory pessimism),主要强调的是在解释风格上的悲观倾向,即在一件事情发生后对它进行解释时,总会采取内在的、稳定的负面归因。与气质性悲观不同的是,它强调对过去发生事件的解释,而不是对未来的期待。


· 防御性悲观(defensive pessimism):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一种悲观是在认知策略层面的,即防御性的悲观。防御性悲观的概念由Nancy Cantor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它指的是人们会在事件发生前,将期待降到比较低的水平,想象出最坏的可能的情境——这看起来让人担心,但它却不是一种消极的自证预言。当一个人在处于防御性悲观的情绪里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是冷静的,他们知道这只是数种可能性中最坏的一种而已,并不是唯一和注定的结局。这种防御性悲观的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最坏可能发生的概率,以及假如真的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也能更好地面对和有条不紊地处理。

 

Julie Norem认为,防御性悲观是一种非常有用的降低焦虑的认知策略。当人产生焦虑情绪时,假装乐观、或者迫使自己往好的方面想是无济于事的,防御性悲观的策略会使你进入到焦虑的深处,将焦虑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部分,就这些具体的部分来做好充足的准备,避免坏的结果产生。“如果你不自己亲身体验焦虑,就很难洞察在其中让你感到无助的到底是什么。” Julie Norem说。


在这里,需要做一下防御性悲观与几个概念的辨析。

 

读过我们往期文章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们解释过一个叫做“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心理学现象(回复【自证预言】给公号,查看往期文章),即我们先入为主的判断(无论正确与否)会影响到我们之后的行为,以至于这个判断真的实现。当自证预言是消极的,我们甚至可能会主动获取一个消极的答案,来平衡自己的负面情绪。

 

但防御性悲观和消极的自证预言有本质的区别。

 

1. 想象的方式不同:尽管对可能发生的事件都怀有悲观的想象,防御性悲观更多的是怀有对坏的可能性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偏细节性的,他们会列出可能发生的情境,将坏的可能细化成一个个事件;而自证预言只是一种笼统的、毁灭性的预测,他们总是使用“永远”、“绝不会”、“总是”这样绝对化、概括的词语,觉得悲剧一定会发生。

 

2. 怀有悲观想象后,二者的做法不同:防御性悲观的人,会考虑当这些坏事发生后该怎么办,能否努力让坏事不发生。他们也会因为担忧而做好充足的准备,以避免坏的事情发生,降低焦虑水平;做出消极自证预言的人则不会有所作为,而是放任坏事发生,甚至主动促使坏事发生。

 

与防御性悲观相对的,还有“自我设限”(self-handicapping)的态度和因为不愿意面对失败结果而导致的“拖延症”。自我设限的人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以给未来可能的失败找好借口;而做事拖延的人是逃避考虑可能的坏结果,他们应对的方式是不去开始,让害怕的失败尽可能来得更晚。防御性悲观却是客观而勇敢的, 他们客观地看到可能出现的坏情况,但绝不放弃争取最好的可能,以及做好准备减少损失。

 

研究表明,会持有消极的自证预言、自我设限、做事拖延的人,往往自尊水平都比较低,他们会低估自己改变境况的能力;而Norem在2006年的实验发现,防御性悲观的认知策略有助于提高自尊水平研究者将大学生分成乐观者和悲观者两组,悲观者中又有一部分人使用防御性悲观策略,另一部分人没有使用。研究者对这些大学生在4年内的变化做了跟踪,发现4年后,那些乐观者的自尊水平没有什么变化,非防御性悲观者的自尊水平还略有下降只有使用防御性悲观策略的人,在入学时自尊水平较低,但毕业时自尊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和乐观者的自尊水平相当。



 

悲观和乐观各有哪些好处?

 

在日常语境中,我们常常认为乐观是有益的,悲观是有害的。但2011年发表在《社会认知》杂志上的一则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研究者Abigail Hazlett认为,悲观和乐观只是我们在面对人生的不可预测性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动机取向,他们没有好坏之分。

 

乐观者的动机取向是“进步”(advancement)取向,人生观是“进步关注”(promotion focus)的。他们更善于应对积极的反馈,因此总是看到好的可能。

 

悲观者的动机取向是“安全”(security)取向,人生观是“阻碍关注”(preventiontion focus)的。他们在面对未知时,更想要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感,因此总是会去考虑到那些最坏的事情。

 

Abigail Hazlett认为,违反自己本身的动机取向,一味地要求自己用某种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变位词测试的实验中他发现,当被试采用与自己原本动机取向相同的策略去做测试时,获得的成绩是最好的。悲观的人采用乐观的策略,和乐观的人采用悲观的策略,都不会有好结果。

 

一系列研究也表明,乐观与悲观各有好处。Julie Norem认为,人们往往高估了乐观的好处,低估了乐观的坏处。“长期以来,人们在‘必须表现得乐观’这一点上,承受的压力太大了,这是比悲观更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事。”

 

以下是一些关于乐观和悲观的研究成果。


· 乐观的人适合当CEO,悲观的人可能在金融市场上更加擅长。

 

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的人容易成功?研究表明,他们擅长的领域可能不太一样。

 

2012年,杜克大学的研究对美国企业的1011名CEO和534名CFO做了人格测试,结果显示,80.2%的CEO是那些“非常乐观”的人(18分以上),其量表平均分比普通人的平均水平(Scheier etal.1994)高出80%左右;90.2%的CEO具有冒险精神,他们不畏惧即将到来的风险。

 

相比之下,担任CFO(首席财务官)职位的人则远不如CEO那么乐观,而且他们自己也这么觉得:在自我报告中,有94.9%的CFO都认为,他们的CEO比自己更乐观,而且乐观不限于商业层面,而是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欧洲、亚洲企业管理者的测试中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CEO需要对自己的商业前景持有更强大的信心,并勇于冒险;而CFO则更需要对公司进行风险的把控。

 

· 乐观使人健康,但悲观的老年人可能更长寿。

 

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有助于健康,这似乎是共识,也被一系列研究反复证明:乐观的人活得更健康,更少患心血管疾病,甚至更少患感冒。

 

然而,德国学者 Frieder Lang研究认为,乐观未必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助于健康。研究基于对4万多名年龄在18-96岁之间的人的访谈,研究发现,32%过度乐观的人,残疾的可能性高出其他人9.5%,死亡风险高于其他人10%。研究者认为,可能是过于乐观会使他们忽视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危险。

 

· 在亲密关系中,乐观和悲观都在发挥作用。


在亲密关系中,乐观的伴侣会比较容易获得幸福吗?

 

2010年,田纳西大学的James McNulty发表了一系列对新婚夫妇的跟踪研究,在他们结婚的头4年里分别进行8次满意度调查。他发现,并非是抱有乐观/悲观的态度就能对婚姻有好处。

 

McNulty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气质悲观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针对82对新婚夫妇,分析他们对未来抱有的态度与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他将他们分成乐观组(倾向于对婚姻的未来充满希望)悲观组(倾向于认为未来的婚姻会充满坎坷)。结果发现,那些持有乐观期待的伴侣,对婚姻的满意度显著逐年下降。悲观组则不一定。



 

人生来就悲观吗?

 

基因对气质性的悲观/乐观有很大的决定作用

 

在探寻抑郁症与基因的关系同时,神经科学也开始研究悲观/乐观的气质与基因的关系。2007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则研究宣布,有大约32%的人生来就拥有一种叫做ADRA2B-deletion的基因变异体,这使得他们对消极的经历保持更鲜活、更富含细节的记忆;他们也会更多地放大负面的经历和情绪,对人生持更悲观的态度。

 

并且,这种趋势可能是难以改变的。2014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宣布,他们首次在神经科学上证明了乐观者与悲观者在脑部活动上的确存在区别。他们对被试进行了乐观与悲观的测试,然后让他们针对一些照片中的场景,努力往积极的方面想,比如在看到一个男人拿刀放在女人的喉咙上时,想象其结果是女人最终挣脱并逃跑。

 

在实验过程中进行脑部扫描的结果显示,那些悲观者使自己去想象乐观的结果时,由于这与他们本来的想法相悖,脑部活动会表现得异常活跃(主要由LPP-late positive potential和SPN- StimulusPreceding Negativity两项指标得出),这会使他们感受到“矛盾的、事与愿违的痛苦”。

 

环境影响了气质的形成

 

Bates基于852对双胞胎的研究,认为在基因层面上,气质性的乐观与悲观从一开始就是两个不同的分支,但最终气质的形成则是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父母的教育和行为表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邻里社区的环境等,都是可能影响后天气质发展的因素。

 

一个人自身过去的经历和体验也会影响乐观和悲观的倾向。

 

针对不同类型的悲观,Julie Norem分析认为,气质性的悲观是与生俱来的,最难以改变;归因性的悲观是可以习得和改变的(Seligman, 1991);防御性的悲观则是最容易习得的

 

Julie Norem说,我们总习惯用一个概念来定义某个人,将乐观者与悲观者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但实际上,就如同乐观与悲观本身含有丰富的语义与类型一样,绝对的乐观者和绝对的悲观者都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都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是乐观的,在另一些方面是悲观的,比如,有的人可能在对待金钱时是一个防御性的悲观者,又在社交上是一个策略性的乐观者。而且,乐观或悲观的气质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最后,当我们在谈论“悲观”或者“悲观主义”时,我们还要区分心理学意义上的悲观和哲学层面的悲观。在哲学层面上的悲观不是气质或情绪上的,而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或价值标准:“力图勇敢地直面令人不快的现实世界,消除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非理性希望和期待”。(Wikipedia)

 

在西方哲学中,叔本华被称作是著名的悲观主义哲学家,他说“活着就是苦难,生存就是炼狱”,人生就像钟摆,“摇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他还把人生比作一个环形的跑道,上面布满了烧得通红的木炭,仅有几处纳凉之地。有的人会在那几块纳凉之地陷入乐观的幻想,但其实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清醒地认识世界之后,仍然能够勇敢而理性地生活的人生态度。

 

以上,晚安。



References:

Norem, J. K. (2001). Defensive pessimism,optimism, and pessimism.

Norem, J. (2008). The positive powerof negative thinking. Basic Books.

Norem, J. K., & Andreas Burdzovic, J.A. (2007). Understanding journeys: Individual growth analysis as a tool forstudy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hange over time. Handbook of methodsin positive psychology, 477-486.

Neff, L. A., & Geers, A. L. (2013).Optimistic expectations in early marriage: A resource or vulnerability foradaptive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105(1), 38.

McNulty, J. K. (2010). When positiveprocesses hurt relationship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science, 19(3), 167-171.

Mason J, Hartwig R, Moran T, Jendrusina A,Kross E. Neural markers of positive reappraisal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trait reappraisal and worry. Journal of AbnormalPsychology. 2014. 

Vaughan, S. C. (2001). Half empty,half full: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optimism. Harcourt Inc.

Bates, T. C. (2015). The glass is half fulland half empty: A population-representative twin study testing if optimism andpessimism are distinct system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psychology, 10(6), 53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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