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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关通初启绪 海日遗珠有奇芒 ——沈曾植先生跋《刁遵墓志》考略
文/林辛勤 供职于台州银监分局
丨摘要丨 沈曾植跋《刁遵墓志》全文264字，作于光绪己丑（1889）季春，为目前仅见的沈氏对《刁遵墓志》的完整题跋。笔者学习参考《〈寐叟题跋〉研究》[1]的学术成果，经考证认为，该跋具有五个方面的稀缺性：其一，沈氏一生对《刁遵墓志》始终关注有加，评价极高，在碑帖题跋中多次论及，此属首次也是最完整的一次；其二，沈氏作该跋的时间确切，在系年可考的沈氏遗墨中当属极为稀见的早期作品，其书风正处于碑帖初融阶段，就笔者所见，少有风格相似的同类之作；其三，跋文透露了沈氏在光绪中叶任职京官时与宗源翰、袁昶等人的过从交游情况，对深入研究沈氏书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良有意义；其四，跋文作于《刁遵墓志》“父庸未泐”初拓割裱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之后,该本历经金文淳、宗湘文、蒋祖诒等递藏，有汪师韩、方观承、陶濬宣等人题跋，但晚近以来沈氏书学的相关研究均少见引录，因而详加考证，必可裨补空白。其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沈氏在此跋中首次提出“南北关通”的概念，对阮元的“南帖北碑”论有所发展，盖沈氏日后以如椽大笔开启“碑帖融合”的大门，于此处已稍有心迹可循，并贯穿一生，力行一生，殆可证也。由此，笔者认为沈氏光绪己丑（1889）季春所跋《刁遵墓志》，是清末书法史上一件值得重视的书迹，于沈氏书学研究也具有相当可贵的参考价值，不啻为海日遗珠，奇芒熠熠。撰此小文，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丨关键词丨 沈曾植 题跋 刁遵墓志 考略
∞ 一、与《刁遵墓志》相关的五条沈氏题跋
沈曾植光绪己丑季春跋《刁遵墓志》，共264字。考证钱仲联先生辑《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2]，沈氏确切论及《刁遵墓志》（或称《刁志》《刁惠公》《刁惠公志》）的约计四处，字数均不及己丑季春所跋。且另四处均是为其他碑志作跋时涉及《刁志》，而己丑季春之跋则专为此志，可谓此跋乃是读通其余四跋的肯綮所在。因将五条题跋之释文抄录如下： （一）《光绪己丑季春为〈刁遵墓志〉跋》[3]（1889年，264字）
按，此跋在王蘧常撰《沈寐叟年谱》[4]中未见收录，也似未见于沈氏亲编的《菌阁琐谈》《全拙庵温故录》等著述；考《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此跋痕迹不觅；即便是在当代沈曾植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5]中，亦似未有论及此跋处。鲍贤伦、戴家妙等主编的《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沈曾植》[6]和嘉兴博物馆的《海日流光：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沈曾植书画作品暨浙江省文博单位藏沈曾植书画作品选》[7]，两书均为广征沈氏毕生主要作品之大集巨著，惜乎都未将此跋收入。由此也足可反证此跋之稀见，抑或此前之未受应有重视。
（二）《光绪辛卯清明日为〈张猛龙碑〉跋》[8]（1891年，163字）
（三）《为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9]（年代待考，185字）
（四）《为〈崔敬邕墓志〉跋》[10]（年代待考，111字）
（五）《为〈六朝墓志（附隋）〉跋》[11]（1919年，43字）
考《全拙庵温故录》完稿于1919年，其《自序》云：“尤悔多端，七十而不能寡过。平淡气定，反省惄然。”可以看作沈氏晚年对一生学问的回顾与梳理，犹言温故而知新。此时离沈氏辞世仅有三年；而距沈氏首跋《刁遵墓志》则已整整30年，沈氏留心《刁遵墓志》的时间跨度几为沈氏书风从发轫到确立到成熟的整个过程。晚清金石考据之学大炽，正如康有为所说：“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借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出碑既多，考证亦盛。”[12]沈氏以学问家态度广搜碑拓的记载，在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随处可见。据记载，沈氏早在通籍时期就已刻意搜访魏碑，如光绪元年乙亥（1875）十二月，时年26岁的沈曾植致函沈曾桐时提到：“归时如光景少宽，魏碑务乞留意。如都不能带，《金石三例》两本书，如费不多，想必可见惠也。”[13]渴求之情一目了然；后值任职京师，做学问的条件大为改善，过眼碑拓就更多了，又每每以刁志之风格衡量其他六朝碑版，认为《刁遵墓志》《张猛龙碑》《敬使君碑》三者为北碑楷法之大宗，可证《兰亭》《黄庭》，可开欧法、褚法。“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评价之高无以复加，直至沈氏晚年人书俱老之际，仍然保持了这个评价，可谓对《刁遵墓志》一生珍爱，始终不渝。
二、与沈跋相关的其他几段主要跋文
由于沈跋刁遵墓志辞简义赅，需要结合前后几段主要跋文如《汪师韩跋》《方观承跋》《金文淳跋》《袁昶跋》等一起参看，方能领悟沈氏的完整意思。为此，笔者试将其一一释出。 （一）《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仲春汪师韩跋》[14]（1766年，1038字）
按，汪师韩，字抒怀，号韩门，浙江钱塘人，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仕运不畅，中年落职以后，一意穷经。因著有《上湖纪岁诗编》《上湖分类文编》等著作，人又称上湖先生。乾隆丙戌（1766）仲春，汪师韩受同乡金文淳所托，对《刁遵墓志》进行了详细考证。
（二）《桐山方观承跋》[15]《钱塘金文淳跋》[16]（年代待考，95字、127字） 从《刁遵墓志》碑后留存的题跋书迹看，在上湖先生汪师韩考证后，桐山方观承也题有一跋，续在汪跋之后。跋文为：
按，汪师韩当年落职后，曾客游畿辅，被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为主讲莲花池书院讲席。方观承，字遐谷，号问亭，一号宜田，安徽桐城人，生于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卒于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雍正年间曾任内阁中书；乾隆年间历任直隶清河道台、直隶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直隶总督等职，其中任直隶总督时间长达20年之久，卒于官。方氏工书，著有《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汪师韩对《刁遵墓志》作考证后求题于他，当属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段金石墨缘佳话。 同时，在得到《汪跋》后，《刁遵墓志》当时的收藏者金文淳也续题了一跋，跋文为：
按，金文淳，字质甫，浙江钱塘人，清朝经学家。张之洞《书目答问·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云：“金文淳（质甫），钱塘……右汉宋兼采经学家，诸家皆博综众说，确有心得者。”
沈氏曾在《与谢复园书》中说：“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临帖如此，考据更是严谨。正因上述诸条跋文考证严密且可相互佐证，并清晰记载了《刁遵墓志》的一段递藏轨迹，沈氏才会开门见山地予以肯定：“此《刁惠公志》，海内有名之本。” （三）《光绪十五年己丑初夏袁昶识张謇书跋》[17]（1889年，934字）
作跋者袁昶，原名振蟾，字爽秋（又写作磢秋，《沈跋》中所称之“磢秋农部”，即指袁昶），一字重黎，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光绪二年丙子（1876）进士。笔者考证，《沈跋》中之“农部”称谓，别处不常见，唯沈曾植常以此称呼在户部任职之好友，盖因户部有管理漕粮田赋之职责，称为“农部”，一则饶有古意，符合沈氏好古的习惯；二则与沈氏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有关。据《沈曾植年谱长编》记载：
可见沈氏当时对明清以来的行政立法、职官制度抱有浓厚的兴趣。考《诸司职掌》一书，为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仿《唐六典》敕修，以官职为纲，详细规定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官制及其职掌；其中“户部”下设“民科、度支科、金科、仓科”四科，凡田土、农桑、灾伤、丁口、赋役、粮储、草料等，均属“民科”管辖。“农部”这一称呼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官制改革中诞生的“商部”及其后的“农工商部”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笔者将另行撰文考证，此处仅初留线索。而同样的称呼又见嘉兴博物馆藏沈曾植《楷书己亥庚子（1899—1900）诗稿》之《谢寿田农部过访不遇舟中却寄》，沈氏也称呼谢寿田为“农部”。考谢寿田，本名昌年，号寿田，浙江嘉兴人，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进士，与袁昶一样，都曾担任户部主事一职。 从《沈跋》中可知，袁昶是从沈曾植手中转借了《刁遵墓志》，并在《沈跋》之后，续以近千字的考订长跋，可谓是对《沈跋》的注释与发挥。 如《沈跋》提出，“今再阅，丙戌存字益少、益漫漶，昔人所称似颜徐体，疑出中岳先生手者，锋势神韵都不可复见。”指出碑文泐损后，已与中岳先生书风不类，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不无对书碑人确切身份的存疑。 按，中岳先生即郑道昭（455—516），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北朝魏诗人、书法家，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善正书，被誉为“书法北圣”，南与王羲之齐名。传世书刻以《郑文公碑》为名声最著，宋代金石学巨擘赵明诚镇守光州时最早发现此碑，但无拓本；至乾隆年间，借由桂馥、阮元等寻踪访碑，始有拓本传世；包世臣对它大加赞赏后名气骤增，导致斯时风气，凡有新出土的碑碣，仿佛只要考订出与“中岳先生”有所关系，即能身价倍增，因而一时附会无数。
对此，《袁跋》深入展开了论证：“序文第三行‘羲’字似有缺笔且笔驶，故作行草势。与前后结体微不类，岂真如包安吴所云，疑此石为郑道昭书，故遇‘羲’字缺而讳之邪？道昭父文灵公羲碑，永平四年（公元61年）辛卯立，此铭熙平二年（517）丁酉上石，相去裁七年，于时诚未为缅远。然史称道昭熙平元年已卒，则包氏之说非耶？或道昭子述祖为之（述祖亦工书，有天统元年题云居馆石刻）。抑又未可臆定也。”从时间上进一步讨论了此志出于郑道昭之手的不确定性。 又如《沈跋》提出，“磢秋农部借观此本，转以相示，留斋中三日，涣然有见于南北关通之绪。信陈海宁、包安吴所论不虚。”笔者考证，陈海宁当指清康乾年间在朱彝尊取碑与陈邦彦取帖两大风格间游刃有余、兼取碑帖的书法家陈奕禧（1648—1709）。陈奕禧字六谦，号香泉，晚号葑叟，浙江嘉兴海宁盐官人，有《金石遗文录》等著作，书法与题跋常落款“海宁陈奕禧”[18]。沈曾植祖籍亦在盐官，这位200年前的乡贤大儒、金石收藏家，其著述学问想来不会不纳入沈氏法眼。陈奕禧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题跋之一，是作于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十月的《跋崔敬邕墓志》：
在这段题跋中，陈奕禧提出了“北碑笔法有篆隶遗意，唐初诸贤如虞、褚皆有之，至宋则渐亡”的著名论断，初证碑帖之间的同源关系与嬗变关系。据《缘督庐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十一月二十五日，沈曾植过访叶昌炽，与之有过一次长谈：“……子佩梦寐《崔敬邕碑》，欲见之。”时间恰在沈跋《刁遵墓志》的前半年，可见沈氏的“涣然有见于南北关通之绪”和“信陈海宁、包安吴所论不虚”，自有得益于乡贤卓见的起转承合处。 对此，《袁跋》又进一步发挥道：“北碑书势源出八分，多一往峻急，独此石与崔敬邕墓志，虚和遒丽，婉而多姿，乃融入草隶南法，与萧梁贝义渊书憺秀诸碑，意衇相通。试问南北宗趣，有以异乎？无以异也。”
二人所论，可谓声气相通，使人不由联想与推断，袁跋长文当是沈、袁以及张謇等人共同探讨的结论。这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交游宴饮和学术交流情况，在《沈曾植年谱长编》《袁昶日记》《张謇日记》中颇多记载。袁昶虽然年长沈氏四岁，中进士时间亦早于沈氏四年，但自光绪七年辛巳（1881）十月二十三日袁昶首访沈曾植后，二人便一见如故[19]，袁昶视沈曾植、沈曾桐为“今之王逢原、深父也”，多次在日记中感慨：“诣沈子培，予畏友也”[20]；“近日在京国知旧中，惟鼎甫、子培可以匡纠予之隐匿，所宜平心敛气，日加咨访，未审能卒免于刑僇否乎？”[21] 在他们的交游中，访碑问拓是极占比重的主题：
按，袁氏所指“宗湘老”，即宗源翰（？—1897），字湘文，人称湘文先生，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历官浙江衢州、严州、嘉兴、湖州、温州等地知府，喜金石书画，收藏甚富，亦工诗文，著有《颐情馆集》等，《刁遵墓志》此时由其收藏，沈跋所谓“湘文先生精鉴藏，收蓄多江南故家旧物”，即指此老也。又，《沈曾植年谱长编》中提及宗源翰的止有一处，即“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三月四日午后赴长椿寺雅集，宗源翰……在座”[30]。由此推断，沈氏向湘文先生借帖于此际，在逻辑上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至此，沈氏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三月从藏主宗源翰处借得《刁遵墓志》“父庸未泐”本，留斋中三日，题跋后转示袁昶，这段史实应已考据充分。至于袁昶转请张謇书写他的跋文，盖因是年正值张謇赴京应礼部会试，沈曾植、袁昶等京师诸贤对其不无奖掖提携之意，而欲借此令其声名显著也。一段金石雅事，百余年后仍使笔者悠然神往。
三、关于《沈跋〈刁遵墓志〉》的书风考证
（一）前贤及当代学者相关论证 沈曾植门人王蘧常认为，沈曾植学书从晋唐入手，致力于钟繇，后转学碑，对包世臣的“安吴笔法”颇为推崇，并受到张裕钊、吴让之的影响。金蓉镜评：“先生书蚤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 笔者浅见，从《沈跋〈刁遵墓志〉》的书风分析，王蘧常说、金蓉镜说皆有一定道理。具体来讲，就是沈氏此跋的书风，大抵是在晋唐楷法的用笔和结体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张裕钊的风格，沈氏“南北关通”的书法实践于此有所体现。 关于沈氏“早精帖学”一说，笔者浅见，科考制度之下，蒙童皆习干禄之书，而那些历经汰选能入殿面试的精英，手底写卷的功夫绝不会差，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首都师范大学冯广贺的硕士论文《端雅正宜书制诰——清代馆阁体书法官方实用性研究》对此论证甚详。就笔者所见，清代碑学先驱之一，个人风格极其突出的伊秉绶，也有一篇《秦并海内》小楷，极似晋唐人风规。[31] 康有为竭力尊卑抑帖，但其殿试卷却一派颜鲁公端楷风格。 沈曾植是殿试及第的进士，无疑具有扎实的实用性写字功底。考《沈曾植年谱长编》，光绪六年庚辰（1880），沈曾植赴京应试，“四月二十五日，是日传胪。殿试金榜下，公在第三甲第九十七名”；“四月二十九日，朝考榜下。公在第二等第二十二名”；“五月，公以进士签分刑部主事。”据《光绪庚辰科会试朱卷》引聚奎堂原批：“（沈卷）力透纸背。次三熔经铸史。书艺兼取新法……”[32]即是力证。
但沈氏书风受张裕钊影响的证据却颇为难寻，肖文飞先生在分析沈曾植书风演变的几个关键点时说：“前人提到过沈曾植书法受张裕钊的影响，但一直没有实证。”笔者受戴家妙先生启发，从《沈曾植年谱长编》中整理出若干事实。
这些或直接或间接的记载，可以有力证明沈、张二人在光绪中叶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倾心交游和切磋书艺的交集，但这些证据对于实证沈氏本人取法张裕钊，仿佛还缺少一个必要环节，还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推理链条。 （二）笔者的新考证发现 一是考《张裕钊年谱长编》，光绪十年甲申（1884）五月，贺涛由吴汝纶致书推荐，至保定以弟子礼见张裕钊[39]；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十一月，贺涛致书张裕钊：“……沈子培嗜先生书如命，尝欲赞之以文，又属涛为之。涛之浅陋，何足有所发明，先生何不自为一文，以示学者……先生傥有意乎？”[40]按，贺涛，字松坡，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卒于民国元年壬子（1912），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进士，任刑部主事，为沈曾植同僚，颇知沈氏之事。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沈氏“壮嗜张廉卿”之说的最直接证据。 二是笔者从张謇所书的《刁遵墓志》跋文发现，张謇与沈曾植书风绝似，如同出师门，唯张书温雅流畅，沈书清劲老辣。 张謇拜入张裕钊门下是有确切记载的。考《张裕钊年谱长编》，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七月八日，张謇首次拜见张裕钊，并求书法[41]。光绪五年己卯（1879），张謇呈文与裕钊，获伺门墙[42]，成为廉卿最具成就的门人之一。又考《沈曾植年谱长编》，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四月，张謇始识沈公于都门[43]；六月八日，沈曾植主动造访张謇[44]，从此双方结下深厚友谊。笔者冒昧揣测，在沈曾植与张謇的交往中，对张裕钊书风的喜好应该是双方的一个重要交集，二人跋《刁遵墓志》的书风出奇一致，似乎透露了其中的不少机关消息。 上述两点新的发现，在时间节点上正好处在沈氏为《刁遵墓志》作跋的1889年前后。由此，笔者浅见，沈跋书法中所流露的内圆外方、精气内敛之张裕钊体特点，恰可与相关的金石史料相补正，从而证实前贤论沈寐叟“壮嗜张廉卿”的判断不虚。此时，沈曾植作为考生博取功名的人生阶段已经结束，作为学者博古通今的学术旅途已然开始，反映在书风上，“写字”的实用性特点褪去而“书法”的金石意味渐浓，“南北关通，碑帖交融”的探索借由向张裕钊书风的借鉴取法而进入实践期，这也是此跋可资佐证的洵为难得之处。
▲图15 张跋文中的“沈”字
四、余论
本文的考证与分析，基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刁遵墓志》。它是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题跋本》丛书中的一册，启功先生为丛书作总序：“……这批拓本都是名帖名碑，其中不乏宋拓、初拓、善本、孤本，更有一些是首次面世。将这些珍品公之于众，使其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利用，这些拓本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都得到了发挥；其次，这些拓本上几乎都有前代收藏家、研究者或书法家的题跋文字，或记述递藏源流，或辨析优劣高下，或品评风格特点，内容丰富而难得。这次将题跋墨迹与碑帖拓本一同印出，不仅能够使书法家与爱好者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学习，同时也为文物研究者、鉴赏家和书法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册《刁遵墓志》装帧情况大致如下： 1.谭泽闿隶书题书签“畿南金石”，下有29字标注：“刁遵志出土本，丰润牛鼎拓本，宗氏颐情馆旧藏，今归谷孙吾兄秘笈。泽闿署。”钤白文“谭泽闿印”。 2.宗源瀚（湘文）楷书题内签“畿南金石”，下有13字标注：“刁惠公墓志，丰润牛鼎。颐情馆藏。”钤朱文印“宗”。 3.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吴郡徐坚篆书题额“畿南金石”，左有23字款识：“乾隆戊子夏（1768）六月之望获观于保阳之蕊幢精舍，题额识幸。吴郡徐坚。”钤白文“徐氏孝先”“臣坚私印”。 4.册尾有汪师韩所作石式图，及汪氏考证跋文；后接方观承、陶濬宣、金文淳、张謇（袁昶识）、沈曾植、褚德彝等人跋；陶濬宣书（袁昶识）志阴及石式。
丨注释丨 [1]戴家妙：《〈寐叟题跋〉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2]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赵海明主编：《刁遵墓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4]王蘧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5月发行。 [5]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 [6]鲍贤伦、戴家妙等主编： 《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沈曾植》，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7]葛金根主编：《海日流光：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沈曾植书画作品暨浙江省文博单位藏沈曾植书画作品选》，中华书局2014年版。 [8]《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光绪辛卯清明日为《张猛龙碑》跋，第371页。 [9]《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为《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第373页。 [10]《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为《崔敬邕墓志》跋，第370页。 [11]《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为《六朝墓志》（附隋）跋，第313页。 [12]康有为：《艺林名著丛刊》，《广艺舟双楫》，世界书局1936年版，中国书店1983年3月翻印。 [13]同[5]，第29页。 [14][15][16][17]同[3]，第19—20、21—22、23—24、27—29页。 [18]《初拓崔敬邕墓志》，有正书局1923年出版；《崔敬邕墓志拓本为何如此之少？》，今人陈郁“嘉树堂”微信公号刊。 [19]同[5]，“是时，袁昶与公交极密，并有时誉”，第55页。 [20][21][22][23][24][25][26][27][28][29][30]同[5]，第47、52、63、69、70、78、94、96、99、104、104页。 [31]《伊秉绶书法选》，荣宝斋编辑出版1988年版。 [32][33][34][35][36][37][38]同[5]，第37、63、64、64、95—96、113、120页。 [39]孙莹莹：《张裕钊年谱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0][41][42]同[39]，第183、81、95页。 [43][44]同[5]，第61、62页。 本文编辑丨《西泠艺丛》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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