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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助的模式
之所以用“歇斯底里”这一术语描述这一类的患者，是因为他们看上去情绪高昂，甚至戏剧化，与大多数迷恋型患者的表现一模一样。这些歇斯底里样的患者，与那些更麻烦的同类近亲相比，他们能被区分出来的特点在于，他们依赖的需求不那么极端，当自己的需求受挫时，反应也不那么过激。因为这些患者在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好像处于长期的紧急状态方面，倾向性没有那么强，他们用来满足自己关系层面需求的方法，也相对能更加令人心动，因而也更容易达成。
一般而言，他们更多以无助而非愤怒与他人联接。虽然他们对自己的索求毫不掩饰，但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上他们却表现欠佳——甚至包括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他们的重心看上去位于自身之外的别处，好像他们更加活在他人的心里，而相对更少是活在自己的心里。他们不顾一切地避免被抛弃，其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无法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且过于讨好别人。
当他们进入到治疗中时，常常会呈现给我们其矛盾之处。他们也许看上去具有相当丰富的心理资源，而且或许也非常成功。但在治疗的设置里，他们的行为举止却表现出，对自己的痛苦在处理和理解两个方面都很无力。治疗早期，因为希望得到治疗师的帮助，他们给治疗师带来的深刻印象是渴望求助的患者，对投身治疗准备就绪，而且很有能力触及情绪，以唤起我们想要有所帮助的愿望。很快，我们也许对这些患者发展出来一种期待，觉得他们容易合作共事。但是，第一印象可能会误导。与我们眼前所见相比，其实既有过之，也有不及。
通常，与他们自己所认为的状况相比，这些患者有更强的能力处理和理解自己的感受，了解自己体验的程度也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要高，而且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远比他们准备承认的要多。另一方面，他们表面上准备就绪，要参与到治疗关系中来，更多只是作为迹象表明他们想要顺从和讨好的愿望，而不是作为他们合作能力的一个指征。他们期待与治疗师之间的亲密可以带来安慰，为了保证能得到这种安慰，这些患者“知道”他们必须维持表面上无助的样子，同时这样还可以帮助治疗师感觉良好。
这一点上，我们面对的挑战在于，切忌混淆表面现象与其背后潜藏的现实，切忌误把患者的防御策略当作我们要着手处理的困难。如果只看到无助的表面意义，我们或许会尝试提供一些帮助，而这种方式反而会证实患者自己是无助的这种感觉。而且，如果我们沉迷于此或者接受诱惑，去扮演一个伟大的治疗师，我们或许会忽视患者想要成为一个完美患者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错失了患者与恐惧和不信任做斗争的机会，正是这些恐惧和不信任让她感觉到顺从和讨好是如此必不可少。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要对自己过度想要担当拯救者和想被理想化的渴望保持警觉。但是，这样的事经常会发生，当我们发现自己在活现这种冲动，我们也有了一个入口，既可以做些不同以往的事情，也可以借此说明患者体验中关键的方面。以下临床素材的生动呈现再次表明，治疗师既可能制约也可以推动患者在治疗中的进步。
一位极为能干的心理专业人士，我称之为Elaine，在一系列惊恐发作之后前来寻求我的帮助。在治疗早期，她告诉我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对话中发生了沉默，就会让她强烈地感到焦虑，表面上，我最不想要做的事就是让这位忧心忡忡的患者更加焦虑。我养成习惯去填补每一个沉默的空格，而不是继续讨论这个议题。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才认识到这样做对她毫无帮助。我有点儿战战兢兢地做了个决定，下一次再出现沉默的时候，我就顺其自然了。
不出所料，一阵安静来临的时候，Elaine 开始感到特别焦虑，但是我们能够就此讨论。事实表明，她的焦虑在沉默中升高，因为靠自己去理解自己的体验让她感到非常无助——她说，感到无助让她很害怕。我提示说，这有点儿像是一个难解之谜，她是一个靠理解体验来谋生的人，在理解自己的体验时却感到无助。在后续的对话中，她开始察觉到一种被她自己称作“过剩的无助感”，是被她小时候的习得磨炼出来的。她认识到，当她要跟无法预测能否得到的母亲建立联接时，在那时以及现在，感到不知所措都是她最好的办法。同样，她跟父亲的联接，也主要是围绕着她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小时候是家庭作业，后来是学术或工作上的问题。
治疗进一步往前推进，当Elaine 变得对沉默更加自在了，她认识到之前当我们之间没有语言联系的时候，她感受到一种具有威胁性的孤单，似于没有了语言，她就不能把我和她维系在一起。现在，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在沉默中，她有能力体会到我们之间有更加确定的和持续存在的联接。跟我在一起又能够独自一人，然而是两个单独的人在一起，这对于她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体检。
我害怕激发出Elaine 的焦虑，结果在一段时间内我和她的防御共谋了，而没有抓住那些必然导致这些防御的潜藏着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经意间印证她感觉到的无力应对自己的感受——最重要的是她对被抛弃的恐惧。另一方面，一旦我认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并且找到一种足以容纳自己焦虑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她那“过剩的无助感”——描述过度激活策略的版本之一——就可以开始被理解了。后来，当她能够很放松地”独自在一起”时，我对她这个成果的理解是，这反映出她在逐渐内化对安全基地的体验——不再需要(通过无助或痛苦)强制我跟她在一起，因为现在，大部分情况下，她相信我是跟她在一起的。
对于像Elaine 这样的患者，减少对过度激活策略的依靠，与不断增长的把治疗师体验为安全基地的能力密切相关。当然，最初这些患者会把被抛弃的恐惧带人治疗关系中。他们无法依靠治疗师情绪上的可获得性或者良善的意图。对于矛盾型的婴儿，是否可以得到母亲的先占观念挤占了他们探索的空间，患者也一样，他们的精力会全神贯注在维持自己和治疗师的联接上。
但是，只有当迷恋型患者感受到不那么被迫监视或控制治疗师的反应时，他们才能够把注意力更加彻底地转向自身的体验。当我们促成一个关系，相对于塑造患者的关系而言，这个关系提供给患者的更多——而且要让患者做的也更多——这时我们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安全基地，而不仅仅是一个完全随机应变的应急支持的来源。
在较早前引用过的有关对发展具有促进性关系的关键特点中，有两点在这里尤其显著:包纳性和“发展性梯度”的必要性。具体而言，我们必须以建立一个关系为目的，这个关系可以鼓励患者尽最大可能地与她的体验联接起来——尤其是那些在最初的依恋关系中没有空间可以容纳的体验。而且，与患者起初感觉自己可以做到的程度相比，我们必须对患者期待更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识别并且列举出患者自身的资源，这些资源也许是患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在自己身上识别的。
包纳性
迷恋型患者的情绪里经常有一种“爱他人指导”的特征。他们表达感受时，其目的往往不在于表达自己，而在于获得他人的关注或帮助。迷恋型患者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其他人就不会跟他们在一起了。当然，这是过度激活策略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技巧是不以过度担心和过度保护(一种诱惑的可能性)的方式与这种策略共谋，与此相反，无论在患者“公开”表达这样的情绪，还是在他们不表达的时候，我们让患者能得到我们的程度不多也不少。同样重要的，我们需要调用一种共情性的“盖氏计量器”（一种专门用来探测电离辐射强度的记数仪器）提示我们关注患者那些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表达的“个人私密”的情绪。
这一点上，注意患者非言语的身体语言——以及聚焦于我们自己的主观体验——又一次提供了最佳的途径，来触及患者已经学会将其排除在外的体验。显然，这方面的细节会因为患者的特殊生活经历而不尽相同。但是，根据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发现它们常常以这样的顺序出现，并且逐渐整合到患者的自我感觉中：不信任而且害怕被抛弃，之后是愤怒和与此相关的说“不”的能力，最后是悲伤和真切的需求，以及说“是”的能力——并且真的是这个意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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