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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乾隆南巡图》（局部） 从十七到十九世纪，当西方国家已经向近代化迈进时，统治中国的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清朝是由中国北方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游牧民族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于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建立的。在改国号为“大清”的前一年，即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废除“女真”族号，改称“满洲”，后简称“满族”。公元1644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举行祭天登基仪式，正式宣告代替明朝据有天下。 满族入主中原时，人口不足百万，不及汉人的百分之一，文化程度更远在汉人之下。同时，满族统治者一直把自己当作外族，为了保证少数对多数的统治，在统治策略上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根本。君权之隆，君威之盛，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隋唐之前，君臣之间虽然也讲君威，但君臣同坐议事，遇有奏报，臣子站起向君主长揖而已。宋元明三代，虽然朝仪逐渐森严，但臣子仍然站立议事，并不大损臣子人格。但是，原为游牧民族的满族定鼎中原后，在君臣关系上，以明代“三跪九叩”的拜天之礼，取代了明朝的五拜三叩之礼。 明代君臣之间的“五拜三叩”之礼，多在新皇即位和祭天祭祖等正式场合中使用，平日殿上面君，只需双手抱拳对皇上四拜或五拜即可。但是，清代的“三跪九叩”则十分严格。《清会典》规定：“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也就是说除祭告天地、祭祀祖先当然要行三跪九叩大礼外，臣子面见皇帝，必须三跪九叩之礼。
清代，臣子面见皇帝，除了三跪九叩之外，还有碰响头、拜折、跪奏三种主要跪叩形式。 所谓“碰响头”，就是臣子被皇帝召对、封爵谢恩，并涉及父祖事时，臣子要摘下顶戴花翎，额头叩地，叩头声音必须传到皇上耳朵里。为了能够叩出声音，皇上御政的太和殿、养心殿铺有代替殿砖的覆甑，在覆甑上磕头，不用很大力气，头也可以磕得砰砰响。否则的话，磕破血也达不到要求。所以，大臣往往需要向相关太监行贿，以知悉铺有覆甑殿砖的具体位置。 所谓“拜折”，就是大臣写好上奏给皇帝的折子以后，摆上香案，折子放在香案上，对着奏折三跪九叩后，才能把奏折放在报匣内，上锁加封，派人呈送宫中，上交皇帝。 所谓“跪奏”，就是大臣与皇上奏对时必须跪着。清朝规定，四品以下官员没有觐见皇帝资格。所以，能够“跪奏”的多是年老大臣。因为奏对非三言两语所能结束，所以，为了减轻膝盖跪久酸痛，大臣们往往膝下裹着厚棉与皇帝奏对。即便如此，还是难免发生悲剧。乾隆十三年，即1748年，74岁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因奏对跪久，起立时跌倒，当即毙命于养心殿。减轻膝盖跪久酸痛的另外一个办法是勤练跪功。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年。为老佛爷祝寿当然免不了跪拜，跪拜多久谁也说不清楚。万寿圣节前夕，61岁的李鸿章未雨绸缪，每日在衙署中进行三次三跪九叩自我训练。64岁的当国帝师翁同龢更甚，每日晚睡前进行五次三跪九叩自我训练。 除了上述碰响头、拜折、跪奏之外，还有跪叩、跪听、跪行、跪进、跪安、跪迎、跪送，甚至“跪而自裁”等名目繁多“跪”的礼节。
在清代，跪拜绝不仅限于君主和臣子之间，而是自下而上，臣子跪拜君主，下级跪拜上级，百姓跪拜官吏，全部行跪拜大礼。有清一代，满人少而汉人众。满洲贵族实行如此带有极端奴性和臣服色彩的跪拜仪礼，根本目的是为了化解汉人的自我意识以间接达到对于整个汉民族的控制。满族入主中原后，不断宣称满汉一家，但满汉一家，以满族为主，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 王公大臣们要跪拜皇帝;下官要跪拜王公大臣;百姓得跪拜官员。即使离开官场，在家里也免不了跪拜：家长跪族长，晚辈跪长辈，子孙跪祖宗，活人跪死人。总而言之，“天、地、君、亲、师”，无一可免跪拜。最严酷的下跪是，处以极刑的囚犯，必须跪着受刑。即使最残忍的“凌迟”，跪着无法受刑也得跪到行刑之时。（本文内容摘自白云涛著《天朝，失去的历史机会》，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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