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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古窑址群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内，曲阳县宋代属定州所辖，自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将窑场以所处州府冠名始，当时及后世的人们均将此地出产的瓷器称为定瓷。目前已发现的定窑遗址残存及古墓葬出土器物可证实：定窑在唐代已开始烧造瓷器，是继邢窑之后中国最大的白瓷产地。 成书于明宣宗时期（公元1428年）的《宣德鼎彝谱》根据宫廷所藏瓷器的品质，首次提出了宋代五大名窑的概念。此书中推举的柴、汝、官、哥诸窑产品都属于青釉瓷范畴。只有定窑，不仅大量烧制白色釉瓷器，也先后烧制出黑色、绿色、紫色、酱色、褐色、赭色、黄色、桔黄色、红色、蓝色、窑变色，釉下彩绘、釉上金彩……等色彩鲜明，釉色斑斓的精美瓷器，汇成了色系丰富的施釉工艺与装饰艺术。（俟后本人将对诸色定器逐一撰文配图介绍） 定瓷产品在北宋时期之所以受到皇室的青睐和大众的喜爱，不仅在于其丰富艳丽的釉色，还在于它精美的刻花、划花、篦花、印花、剔花、贴花、堆塑、镂空、雕刻等胎体工艺装饰，以及神奇多变的器物造型设计。定窑产品所用的胎土都经过精心淘洗，土细、色白、润泽，因此，不同釉彩、不同造型、不同时期的定窑瓷器，胎骨皆呈现一致特定的白色，这是其他窑场的仿定窑器物无法比拟的。（见图1、2） 千百年来，对定瓷的赞颂散见于历代文人墨客的辞赋著录中，如南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锦》里曾记载了当时的27类风物人情、名贵特产为“天下第一”，其中就包括定窑瓷器：“……定磁……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中国陶瓷生产发展到唐代已日趋成熟、日渐完美，因此逐渐替代了金银器、铜器、漆器、陶器等各类器皿的实用功能，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大量需求的日常应用器物。此时皇宫使用的瓷器，尚未设专属的“官窑”烧制，而是采取“贡瓷”的形式，由宫廷派官员到择定的窑场监制烧造（亦有窑场受命烧造，自运至内府），按照皇室的用瓷标准严格筛选，成品优者首贡皇室，次者方可入市。 宋太祖赵匡胤征伐扫荡，消灭十国时，曾经为唐代宫廷及五代诸王室贡烧瓷器的越州窑场亦逐渐消殆，李唐王朝珍宠的秘色瓷早已不复存在。赵宋立国之初，宋皇室也曾沿袭旧制，派官员去越州督烧贡瓷，由于吴越遗民消极对抗，又因为吴越之地距汴京路途遥远，不久即作罢。 而此时北方定瓷的兴起，也促使宋王朝择改贡瓷窑场，以解决宫中用瓷之需。早期宋代宫廷的贡瓷首推定窑瓷器，此外亦选用越窑、耀州窑、汝窑、均窑、景德镇窑青白瓷等。 定瓷因其样式精美，品质卓著，在北宋建国伊始，既受到皇室专宠，同时也得到各级官府和王公贵族的喜爱，随之被大量定制（各种定瓷铭文可证，此处不再赘述），“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在封建时代，皇帝的喜好就是最流行的时尚，由是，定窑的炉火在曲阳县方圆二十平方公里的广阔范围内夜以继日地熊熊燃烧，烧造出无数精美绝伦的陶瓷佳器。而精美的定瓷作为当时“天下第一”的典范，也招致中国北方诸多窑场竞相效仿，从而形成了“定窑系”的品类大系统概念。 北宋时期，定窑产品登峰造极，一枝独树，曾经如日中天。公元978年，南方的吴越国被宋铲灭，据《吴越备史》记载：吴越王钱氏家族为拯救钱俶回国，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向宋皇室进贡了采自海内外的各种奇珍异宝，其中包括“金装定器二千事”。这一记载足以证明：在五代末期至宋代立邦，定瓷是得到大江南北一致崇尚的朝贡珍宝。 二 宫廷用瓷的高标准、高质量要求，促进了定瓷向更高的水平跨越，也推动了定窑产量的攀升和市场的扩张。 北宋中期，是定瓷大发展的黄金阶段，就其精品而言，无论是工艺特色，还是艺术水准，都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颠峰。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提高碗盘盏等食用器皿的产量和装潢质量，定窑的工匠大胆变革，创造出“覆烧法”的陶瓷烧制新工艺，在有限的窑炉空间内，将坯胎的装窑数量提高了几倍。 在覆烧法出现之前，瓷器的装烧工艺大致包括：裸烧（直接把坯胎放在燃料中），正烧（也称仰烧），无釉直接放置（坯体直接堆叠），垫饼或泥丸、垫圈等支撑、间隔叠烧（大器套小器），匣缽装烧，满釉支烧等形式。 覆烧工艺的操作方法是：刮掉碗盘口沿的釉料，将其翻过来放置在专用垫圈上，依次向上叠放，装窑烧制。垫圈由瓷坯原料制成，在炉火中与瓷器产品收缩一致，所以产品不会出现塌陷或膨胀扭曲。此种方法通过科学合理的排序，使坯胎占用的空间实现了最经济的用量，与匣钵装烧相比，提高产量在数倍以上。由于垫圈替代了匣钵，覆置叠放在最上面的器物本身即可遮挡灰渣，因此亦可节省出过去使用厚重匣钵所占踞的大量窑内空间。 覆烧法的运用，使定瓷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由于碗盘的口沿与垫圈的接触面积大，重心稳，因此器物的胎壁可以加工得更加轻薄而不致变形，烧出的成品精美异常。并且，采用覆烧法烧成的碗盏，口沿无釉，露出涩胎，镶嵌金银铜等金属沿扣之后会更加牢固。 对于定瓷的镶口工艺，历代的著述与言传都认为是由于覆烧时口沿无釉，所以才镶上金属扣，以掩盖瑕疵……。仔细分析，此种观点实在是大谬（如同说一个少女由于耳朵有洞，才为她配上耳环遮掩孔洞一样荒唐），这种将定瓷镶嵌金属口沿视为遮掩瑕疵的观点，始见于明代笔记，由于记撰者对定瓷工艺与成因的不甚理解而主观曲解，竟致后人以讹传讹，一代代因袭转述，在坊间广为相传。 在此，有必要对定瓷覆烧工艺与镶口工艺的产生原因、使用环境及其因果关系稍作阐述，以期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 中国古代社会体系中，皇族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其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上也是惟我独尊的。历朝的上层统治者之所以都对金银器偏爱有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黄金的珍贵难求及优越品质的诱惑，另一方面则源自统治者们对养生学知识的偏见。如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孝武本记》中记载了一段当时的方士李少君对汉武帝的话：“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皇帝为求长生不老，永占江山，不惜屡践谄言，因此对能够“益寿”的黄金制品呈现出永无止境的求索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唐代，皇族贵戚对金银器愈加贪恋。但是，由于黄金资源的稀缺，原料成本高昂；也由于陶瓷产业的成熟发展，皇室的食用器皿开始更多地选用瓷制品，伴之而来的就是在宫廷使用的瓷器上镶嵌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既显尊严，亦图延年。 据考古发现，大唐王朝御用的越窑食器很多都镶有金银等贵金属边扣。而从《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等史料记载中也可查到：在唐宋时期的贡瓷名目里屡有金扣、银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出现。 在陈桥受到将士拥戴的赵匡胤南征北战，终止了五代十国多年的分裂局面，把北宋王朝引入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繁荣昌盛的阶段，经济发达，商业兴旺，科技领先，是当时世界上高度文明先进的大国。他在执政期间，重视生产，减轻徭赋，崇尚俭朴，一改唐人追金逐玉的奢靡风气，皇家各类御用之器多以陶瓷制器为主。当朝皇帝的推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陶瓷业的迅猛发展，令世界永远刮目相看的五大名窑就是在这个时期相继大放异彩的；而后人归类的六大窑系，也在这时形成空前绝后的历史规模。 定瓷的镶扣金、银、铜装饰工艺，既是受早年越窑贡瓷的影响而发展的，也是受皇室的器重而大行其道的。在当时，这种用金、银、铜装饰的定瓷一方面供皇帝、后妃、王公贵族等使用，另一方面也供德高望重的僧侣特殊使用。 稍微了解中国古陶瓷史的人都会知道，皇家用瓷与民间用瓷是有严格区别的。御用瓷器的规格、品类、艺术装饰、釉色、造型，甚至龙凤图纹的利用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并由此凸显出封建王朝森严的等级制度，不容逾矩。 从镶嵌不同的金属边扣工艺分析，定窑中为宫廷烧制瓷器的作坊，首先要按皇宫标准烧制出成品瓷，这些成品瓷经审验合格后，要被送到工部所辖文思院中“上界”的金银作坊进行镶嵌装饰。（注）金银作坊再根据皇宫制例，镶做出皇帝专用瓷，以及皇宫中其它人员的用瓷。 纵观唐、五代到宋代各窑口（越窑、汝窑、建窑、景德镇窑、南宋官窑等）已发现的口沿镶扣工艺来看，定瓷的镶扣工艺是最精美、最牢固的。这种上乘的装饰效果，是与定瓷采用覆烧法，将碗盏口沿釉料除净的创新工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瓷覆烧法口沿除釉工艺的应用，一是为提高产量，二是为有利于镶嵌金属扣饰。而并非如坊间所传闻的镶嵌扣饰是为掩盖口沿无釉的缺憾。 三 深入研究定瓷的发展历史，不得不感叹：成也皇室，衰也皇室！北宋开国之君的青睐将其推上峰巅，北宋亡国之主的冷眼又使其陷入泥沼。 谈到北宋晚期定瓷在宫廷失宠的原因，人们引用最多的是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的记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 对于宋代定瓷“芒”的解释，国内外陶瓷学术界有三种见解相左的观点，其中认同率最广泛的，就是将其定义为“芒口”。对这个问题，笔者亦将在日后专门撰文论述，在此暂不赘言。 值得推敲的是：供应禁城使用的定瓷都是由工匠精心烧制、精心镶口，再由督陶官宦严格审验后，方才呈献宫廷的。如《宋会要·食货》记载“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诏磁器库纳诸州磁器，拣出缺璺数目等第科罪。”如此森严的关审只为保证君主用瓷的优秀品质，也就是说皇帝根本就沒有可能使用“有芒”的瓷器。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或者是陆游老先生的记述失实，或者是“有芒”的本意未被实解。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定瓷被禁中拒绝另有其因。 汝窑也是宋代汝州窑场群的概称，其中之一应是北宋时期供应宫廷用瓷需要而专设的窑场，故又有人称其为：汝官窑。陈万里先生根据南宋人徐兢《奉使高丽图经》中“汝州新窑器”一语和该书成稿于宣和五年这两个线索，推断出汝窑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应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间。 汝窑的最大特色是满釉支烧和玛瑙入釉。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以支钉支烧器物的瓷窑屡见不鲜，最早在汉代陶器上已经使用支钉支烧。此后，唐代的瓷窑多有使用（唐三彩甚至出现过单点支烧的器物），至宋代则依然沿用。而汝窑采用的支钉支烧与历代诸窑不同的是：支钉器具以耐高温的优质瓷土制成，支钉细而尖，因此留在瓷器上的支撑痕迹极为微小，俗称“芝麻钉”，烧成的器物里外满釉，十分美观。 如果以汝窑供应宫廷短短20年的烧瓷状况分析，对已有数百年烧瓷历史的定窑远远不会构成竞争的威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定瓷在北宋晚期皇室中失宠呢？ 这个问题始终让古今中外的研究者感到困扰。由于证据不足，千百年来人们只是一遍遍地转述着陆游的语录。在此，笔者亦只能对北宋末年的弃定用汝及定瓷败退的原因列举几项推测——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战争的影响，烧造与运输环境皆不稳定…… 从政治的角度判断：皇帝的情趣旨意、权臣的利益左右…… 从经济学的角度揣测：烧造与运输成本制约……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猜解：技工的流失，技术的失传…… 从所有的角度都可以找到证据：如，宋辽战争间断持续，定瓷窑址长期处于战乱拉锯地域，难免…… 再如，宋徽宗赵佶个人偏好青色；抑或汝瓷上“蔡”姓重臣的极力推荐，毕竟中国官僚腐败历史悠久……等等。 但是，所有的证据又都缺乏力度。要正确解答这个问题，只能期待前人遗迹的旷世发现，亦需等待后人研究的空前突破…… 四
值得称奇的是—— 2005年初秋，在定瓷被北宋宫廷弃置近千年时，承蒙恩师厚爱，笔者有幸得以与一批隐世久远的珍罕定瓷有了近距离的亲密接触。逐一摩挲把玩这些只曾见（未曾见）于传说中的佳器，在震撼之余，顿觉脑海中很多传统的认知已在顷刻间颠覆。宋代定瓷无论是品种、釉色、造型，还是装饰艺术等方面的成就，远比人们所了解的要丰富广阔很多很多，只是由于传世数量稀少而鲜为人知，导致后世的人们只能在典籍遗册的蛛丝马迹中去“旁引博证”。 在其中，有两件出自同一模具的绿釉印花龙纹大碗，细品起来，意味幽深。特介绍如下——（见图3、4） 两碗的口沿直径27厘米（误差±<5mm），垂直高度12厘米。碗内壁印刻着两条追逐嬉戏的阳线游龙，内底心是一条团形舞龙。碗外壁光素，有较多的垂釉现象（俗称泪痕）。由于年代久远，两只碗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一只口沿有轻微磕伤，一只裂痕近半径。 宋代的彩釉定瓷因其珍贵、稀少，大多专供皇室及王公贵族所用。这类定瓷在制作过程中，窑工都是格外精心地配釉、施色、烧造（全部为正烧），因而次品率较低，在窑址的废弃遗存中不易发现。（1957年，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在定窑遗址考察数日，仅拣拾到两块绿釉碗片，可证。） 宋代绿釉定瓷目前已知的器物品种有：孩儿枕、方枕、长颈宽沿瓶、梅瓶、广口罐、渣斗、童子诵经壶、动物雕塑等“立件”，此外就是各种式样的碗盘等食用器皿。但象这两只出自同一模具的器物相聚在同一时间的同一陋室中，还是较为稀罕难得的现象。 这两只绿釉龙纹碗，一只采用的就是足底无釉的正烧法烧制出来的，器物的烧成温度高，胎体是瓷胎，轻磕之，余音悠长。 而另一只与它同一个模具刻印的绿釉龙纹碗，采用的居然是满釉支烧工艺。矮圈足，底足外径8厘米，足底端有四个不等距的支烧痕迹。碗的烧成温度不足，胎质是漿胎（陶胎）。（见图5、6） 采用器物满釉、小钉支撑的烧制形式，在已知的定窑瓷器中是极为罕见的。与同时代其它窑器物的支撑点痕迹相比较，这四个支痕点是很微小的，掌握不好，就会因支撑力量偏移而烧出废品。但是与汝瓷相比，这四个不等距的支痕又显得很呆拙，既不滑润，也不美观。 那么，定窑的工匠们为什么放弃稳妥的烧造方式，而如此费力不讨好地这么做呢？数日端详，颇费思解。 近日，偶然购得一只耀州窑为北宋宫廷烧制的贡瓷：弦纹三足炉。此炉也是采用细钉支烧工艺制成的，五个支痕中，竟有三个呈爆炸状的破裂痕迹。与老师探讨，得到点拨：这是因为早期工艺还不成熟，支钉与器物粘连紧密，用力拔脱造成的周边崩裂现象。 这时，我又想起了绿釉龙纹碗下面的支痕。 当汝窑贡瓷采用支烧、耀州窑贡瓷采用支烧……时，定窑的工匠可能意识到支烧形式对瓷器外观的重要烘托作用，可能意识到宫廷的审美趣味在变化…… 当贡瓷的竞争愈加白热化时，当汝瓷在北宋宫廷被专贵独宠后，执著的定窑工匠们势必不甘示弱。他们分析对手的优势，取长补短，以图尽力夺回自己失宠的位置。为与汝窑、与耀州窑等贡瓷相抗衡，他们也大胆尝试采用微点支烧的高难度工艺，并以供应宫廷的彩釉瓷进行试制……于是，有了这只弥足珍贵的绿釉龙纹碗。 可惜，这只是试制，只是强弩之末，只是英雄暮年的壮心不已，只是亡国之民的掩面绝唱……
如果北宋王朝再延续更多年，定瓷的成就能否更灿烂？ 而事实是：随着北宋江山的大势衰颓，令人千年赞叹的辉煌定瓷也无声无息地走上自己的穷途末路…… 捧瓷有感，不吐不快，是为此文，谨记。（2006年3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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