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真的是“有芒不堪用吗”？—解析瓷器镶釦的源流

楚地吾桐 201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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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定窑因涩口而失去进贡的资格

宋代是中国瓷器艺术的黄金时代，南北名窑辈出，各有特色。但与丝绸、金银器相比，时人对陶瓷的文献记录要少很多。这也造成一旦有文献，就容易被奉为“信史”的局面。陶瓷史界经常引用的一条是宋人叶寘对于瓷器的一段叙述：

窑器宋叶寘《坦斋笔衡》云，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未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者，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千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卲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1〕

从文义上看，这段话说的是从五代到宋最为有名的一些瓷窑。宋代陶瓷文献有限，如此集中描述多个窑口的更是少见。所以此段文字在既有研究中引用频率颇高。最常见的用法，是论及某个瓷窑则摘引其中对应的语句。这本没有错，但被忽略的是全文的前后关系和整体语境。比起个体描述，这种整体关联关系对理解宋代瓷器艺术更重要。

仔细梳理语义，可知它讲述的是五代至宋宫廷用瓷的前后变化。最早成名的是越窑秘色瓷，唐至五代以来久负盛名，北宋初仍有进贡。接着，宋廷推崇定窑白瓷。后又因定瓷有芒而将之淘汰，改在汝州派造青瓷，一时间汝窑成为北方青瓷的魁首。再后来，才有了徽宗时京师自置官窑，以及承继它的南宋修内司、郊坛官窑。文中在汝窑之后，特别插入江南龙泉窑，评价却是“质颇粗厚”，似乎与前后诸窑水平悬殊。这恐怕是作者在稍晚时候所见的情形。生活在北宋末的庄绰论及龙泉窑，说当地青瓷也号称“秘色”，宋初钱氏进贡的秘色瓷即出自于此。到了徽宗宣和年间，“禁庭制样须索”，即内府给出尺寸或纹样等方面的具体要求，由有造作基础的处州承担生产。派造的结果是提升原有品质，“益加工巧”〔2〕。则它和汝窑情形完全一致，同样是承担宫廷派造的青瓷窑，同样通过派造提高了品质和地位，时间上也接近。产品与内廷有关联，使得龙泉窑能与上述窑口同列，行文上与汝窑前后相继。

关于定窑，一般认为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明确指出了它被汝窑取代的原因，“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考古资料也显示，从北宋中期开始，定窑开始采用覆烧技术，这是用垫圈组合的匣钵将碗盘类器物扣过来烧，垫圈组合的匣钵高度仅及一般仰烧匣钵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因它能节省窑炉空间，降低烧造成本，故为许多窑场仿效。虽然能极大提高效率，但覆烧也有缺欠，带来了器物口沿不便施釉的尴尬。田野考古的结果与古代文献正好对应上，于是，加釦出于遮芒渐渐成为定论。认为毛涩的芒口使人在使用时缺乏愉悦的体验，所以内廷用器放弃了定窑，转向新兴的汝窑。而定窑窑工想出的补救办法是用金属片包镶口沿，这就是釦，它既是遮掩，又是装饰。但是，看似完美的论证忽略了之前、之后其他窑口加釦的情况，忽略了时代艺术的整体潮流。定瓷釦口的做法还应该放到整个宋代工艺美术的大环境中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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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釦的定瓷

定瓷口沿包镶金属，仅仅是出于遮芒的需要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时间上加以梳理。现存的加釦宋代瓷器，以定窑最常见，但它在陶瓷史上并不是最早的。应该说，加釦是定窑的特色，却并非其“原创”。因为在更早的晚唐已经有了加釦的秘色瓷。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两件金银平脱秘色瓷碗，碗口及底均用银包镶（图1），与《衣物账》上“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的记录相符〔3〕。按照唐人记录，这两件碗可以称为“银棱秘色瓷碗”。

图1 唐·银棱漆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口径23.7厘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至五代宋初，吴越秘色瓷使用金釦日渐频繁。在进贡北宋的礼单中，文献中多次出现钱氏送来的“金釦”“金稜”器物：

（开宝）六年（973年）二月十二日……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长春节……金稜牙茶床子十、金稜红藤盘子一……金稜七宝装乌纹木椅子、踏床子、金银稜宝装床子十、银装椅子十、金稜秘色瓷器百五十事、银稜盘子十、银装笼子十。〔4〕

开宝九年（976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稜。〔5〕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八日，俶进贺登极御衣、通犀带及绢马万匹，又黄金并玳瑁器、金银稜器……三月三日，俶进金银食奁二、红丝络银榼四、银涂金釦越器二百事、银匣二。〔6〕

（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俶进……瓷器五万事……金釦藤盘二、金釦雕象俎十……金釦瓷器百五十事……〔7〕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八月二十四日）王遣世子惟？贡上……金银陶器五百事……〔8〕

吴越贡品中的瓷器，应该主要产自当地的越窑，其中部分加有金属“釦”或“稜”。材质的金、银涂金、银，则联系着瓷器品质的等级高下。秘色瓷在晚唐五代属越窑的贡御器物，等级最高，所以用金釦，数量也较少为150件。银涂金釦者次之，贡200件。银釦瓷器相对等级稍低，所以一次进献的数量会多，可达千件。在苏州地区的五代墓葬中曾收获一只裹足支烧的碗，口沿用金片镶包，相信就是金稜秘色瓷的实物〔9〕。

“釦”这种工艺，最早使用在漆器上。它原指在器物口缘、圈足处包镶金属细条的做法。《说文解字》中说，“釦，金饰器口”，就是一种狭义的解释〔10〕。工艺美术品为现实生活服务，功能性（即适用）是设计的基本尺度，其上才考虑美观，更高的标准则是提升使用体验，也就是有助于用。釦就是这样一种有助于用的工艺，它可以同时达到加固、防磨和美化的目的。考古发现，最迟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加釦的漆器。至汉代，被称为“釦器”，以蜀郡、广汉郡工官的产品最为有名。《后汉书·邓皇后纪》有“蜀、汉釦器”的说法，实物也有不少发现。釦的材料多种多样，最高等级的是金，其次是银，以下还有铜鎏金、铜鎏银和铜的。

汉以后瓷器成熟，逐渐代替漆器成为日用器的主流。漆器的衰落也使得附着于它的加釦工艺一时沉寂，却从未完全断绝，到晚唐五代似乎又有复苏的迹象。法门寺地宫与银棱秘色瓷碗同出的，还有六件带有银棱工艺的漆木器，分别为“银棱盝顶茶碾子黑漆座”“银棱长方形盝顶黑漆盒（2件）”“银棱圆漆木盒”“银棱长方形盝顶木箱”“银棱盝顶木函（第八重佛骨含利宝函）”，考古报告介绍，在各器盝顶的边棱、上下口沿部位均有银棱包镶〔11〕。吉林省龙头山渤海国王室墓地出土的银平脱梅花瓣形漆奁，在盒及盒盖的底边口沿处，也有铜条包镶遗存〔12〕。吴越礼单里的金稜牙茶床子、金稜七宝装鸟纹木椅子、踏床子、金银稜宝装床子，金稜红藤盘子、金釦藤盘、金釦雕象俎，表明“稜”或“釦”还会加于木质家具和藤器上。则晚唐五代时的小型木制家具、藤器、漆器，边棱口沿处都有可能施以金属条包镶。由于工艺手法一致，材料也相同，名称自然而然地借用了漆器已有的称谓，也叫做“釦”。这时包镶的金属条一般比较宽，尤其在立面边棱处，或许就是又称为“稜”的原因。至此，漆工艺上的金属边缘包镶工艺，传递到木器、瓷器等其他门类。不论是法门寺地宫，还是渤海王室墓地，抑或吴越钱氏，拥有者的身份地位都不低，可见这股潮流首先还是兴起于宫禁。

定窑在五代时期曾一度接受吴越的定制，“易定”“会稽”款定瓷即与之相关，甚至有记载说吴越曾经进贡过“金装定器”〔13〕。

五代 -北宋早期白釉刻“会稽”款三莲瓣盘

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藏

并且，在五代至宋初的定瓷中也确实可以看到加釦者，它们甚至出现在辽代墓葬中。辽前期的驸马赠魏国王墓、叶茂台辽墓，都出土过“官”字款定窑白釉器，口作花瓣式，镶以宽边鎏金银釦。这时的定窑尚采用匣钵仰烧，细窄的“芒口”并非源自不能施釉，而是有意刮釉露胎，增加摩擦力以便金属镶边。如此看来，早期定瓷的加釦更多的是出于艺术形式的需要，而它效仿的楷模应该就是吴越的金稜、金釦瓷器。考古的结果也可作一佐证，早期加釦定瓷，釦皆为金或银鎏金，且品质优良，出于等级较高的墓葬，显示着它们属于高档瓷器。

唐白釉新官款连托把杯

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

越窑的金釦瓷器开启了一种新的艺术潮流。用金属包镶瓷器口沿，华贵闪耀的金银与温润内敛的瓷形成强烈对比，既有质感的差异，又有颜色的区别。艺术的风格不会随着王朝的覆灭而骤然改变，通常都会延续一段时间，待新的政治文化因素孕育出新的时代审美才会渐渐退出。北宋前期的工艺美术，还留存着五代的浮靡奢华，清隽典雅的宋风要到北宋中期以后才逐渐形成。晚唐五代在瓷器漆器上加金银釦、稜的做法，极有可能在北宋宫廷沿袭。

一直到北宋中期，内廷里仍有为数不少的银棱器。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查处了内侍高品、朱文正的违法行为，“拆御厨银棱器，折金银三千六百两”。随后帝王诏令三司严加勘察，追究相关责任人〔14〕。御厨里能够施以银棱的器物，应是等级高、供皇室贵胄宴饮的食器和相关小型木制家具，最有可能的材质有漆木和瓷两种。参考前文吴越时期的进贡，两人偷盗拆除的大致就是瓷器釦口、牙茶床子、红藤盘子之类的金银稜。能够折卖出如此高价，御厨中加银棱的器皿数量会相当可观。仅仅依靠宋初吴越进贡的那些恐怕不够，必然还有后来制作的。而且，这些加金银棱的器物等级一直都颇高。就漆器而言，北宋景佑三年诏令“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棱器，其用银棱者毋得金”〔15〕。南宋宫廷设宴庆贺度宗生日，“食器皆金棱漆碗碟”，与纯金、纯银的屈卮酒盏交映生辉〔16〕。

那么，北宋内廷瓷器沿用的金银包镶装饰形式无关涩口，是一种纯粹的装饰。追求的应该是金银和瓷在质感和颜色上差异，以及用贵金属来助长瓷器的品级。类似的例子，在早期流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上也可看到。为了保护和装饰贵重的中国瓷器，欧洲贵族往往会给青白瓷或龙泉青瓷配上金属的底座、把手、盖子等附件。这些附件由专门的工匠设计，纹饰繁缛细密，甚至嵌以宝石，加上家族徽章，有的设计稿一直留存至今。

晚唐天复元年（901年）白釉刻“新官”款莲瓣口盘

（1980年浙江省临安市水邱氏墓出土）

由此可知，早期定窑加釦更多是受吴越金稜秘色瓷的启发，追随高档瓷器的典范，所用釦以金为主。北宋中后期采用覆烧工艺后，定窑釦口才兼有金、银、铜材质。事实上，釦最初对于瓷器就没有实际的功能，完全是在于追求色彩的丰富，彰显帝王用度的奢华，后来才主要是解决技术缺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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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加釦器物的佐证

要证明定窑加金属釦口并非完全出于遮芒，而是受到时代艺术的影响，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旁证。

首先，证据来自陶瓷考古的新发现。近年来新发掘的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中，出土的部分耀州窑青瓷，同样有加金、银釦，其中一件五瓣葵口碗的金釦还会依口沿表现出起伏变化。（图2）另一套托盏的盏口、托口、宽沿和足端残存明显的加工痕迹，很可能之前加饰有金属釦〔17〕。

图2 北宋·耀州窑青釉五瓣葵囗金釦碗直径14.3厘米

陕西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打破了以往认为耀州窑不加釦，釦是定器特征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耀州窑器皿并未使用覆烧工艺，谈不上芒口。那么，既然没有遮瑕的实际需求，用金银包镶口沿的做法是无从谈论功用的，只能是出于审美的需要。从加镶的部位看，目前已知的定瓷多是在碗、盘、钵的口沿，这些部位在使用时会与敏感的口唇接触，所以以往遮芒以提升使用感受的说法是成立的。但新出的加釦耀瓷，除了碗、钵一类，还会在注子的颈口、流口部分包镶，这些地方无从谈起使用时的涩口感。此外，吕氏家族墓的加釦耀州窑青瓷，包镶的银边较宽，与较早的金棱秘色瓷和金釦定瓷类似。从视觉上讲，这样的做法能够在器物口沿形成一道异色的装饰线，并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从色彩上看，光亮的银和略暗沉的橄榄青器体形成了差异和对比。

其实，再仔细梳理一下宋瓷，在南方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和建窑窑变黑瓷中，也能偶尔觅得加釦的例子。江西省有的青白瓷芒口双鱼纹碗因采用覆烧，所以碗口无釉，原有金属釦。但窑变的建盏，挂釉肥厚，即便烧造时受重力影响有流釉也不至于产生芒口。日本收藏的精品建盏中，却也可以看到碗口加金釦的例子。尤其是金色的口沿与黝黑的盏身相配，显得华贵而热烈。在安徽来安县相官乡宋墓中，曾收获一件金釦玛瑙碗。可知宋代的玛瑙器也会使用贵金属包镶口沿，这就更加说明加釦其实和芒口不是绝对的关联。联系其他材料，更应该说金釦器是北宋对五代金棱秘色瓷的继承，是出于纯粹装饰目的的做法。定瓷因芒口加釦，只是巧妙的借用时代流行还掩盖自身缺陷，以达到不妨于用的目的。

还可以关注的是，早期定瓷的加釦只有金釦，包边较宽，“棱”的感觉比较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釦出现了金、银、铜鎏金等不用的材料，而且包边收窄，成为器口的一条窄线。蓝田吕氏家族墓的加釦耀瓷时间上也属于北宋，所以也是较宽的釦。建盏成熟的时间略晚，釦已经收窄。可知随着时间的变迁，宋人审美渐渐趋向典雅精致，所以宽棱被窄边取代。在视觉上，器口仅留下微弱的一条金属线，不以对比之姿与瓷器对立，转向了和谐和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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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色素髹漆器的模仿

进入宋代，由于瓷器的极大成熟和面貌丰富，已经成为日用器的绝对主流。漆器虽然仍有造作和使用，但势头难敌瓷器。时代审美为瓷器所引领，所以简素成为日用器的风尚，漆器中的大宗也是素髹器。有意思的是，在部分异色素髹的漆器，只在口沿部分做出一圈。作为当时主要的生活器用，即令素髹这样的低档产品，也希望避免单调，追求变化。除造型创新外，异色恐怕是最易实现的手段。江苏宜兴和桥南宋墓出土的三十余件素髹，口沿处均有一圈黑漆，应该是对加釦装饰效果的模仿。从工艺角度讲，釦口本来就是漆工艺的首创。和桥宋墓的产品放弃自身的传统，而是以“仿”的手法达到与瓷器加釦一致的效果，也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种装饰的流行。用异色漆在口沿做出类似的效果，完全是出于时代潮流的影响。虽然暗合了自身的传统，其实是另一种借用，是“釦”的形式的演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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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定瓷加釦问题需要放到整个时代的潮流中去看待。从五代开始，受高档秘色瓷的影响，精品瓷器和一些小型木器开始用金银包镶装饰。这是一种纯粹出于审美需要的添加，是对富贵的彰显，孕育于晚唐五代时期的浮华与奢靡。入宋、辽，这种高档瓷器的装饰形式依然沿用，成名最早、承担着进贡职责的定窑必然会继承。在因覆烧引出芒口的缺陷后，定窑工匠巧妙的开发了金银包镶的实际功能，化缺陷为美的形式。

器口的金属包镶主要在于满足对美的形式追求，所以由晚唐五代至宋，从漆器到瓷器、玉石器，类似的做法一直可见。甚至在民间，漆器也遵从低档仿高贵的工艺美术规则。从形式上看，似乎漆器是曲折地实现着自我模仿，但其实，对于当时的漆工而言，他们只是在追求时尚。

综合考量文首引用的《坦斋笔衡》那段文字，我们会发现五代至宋宫廷用瓷的主流是青瓷，越窑秘色瓷、汝窑、龙泉窑、两宋官窑皆是，只有定窑是白瓷。若说色尚偏好导致白瓷被宫廷淘汰可能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另一值得注意的元素是，定窑北宋早期以刻划花为主，纹样工整却尚有阔朗俊逸之态。中期以后，印花工艺渐成主流，纹饰满密繁缛，已经略露匠气。而典型清隽优雅的宋风却是成熟于北宋中期以后，官府宫廷正是源头。所以，审美的变化比起工艺的瑕疵更值得重视。弃定窑之后，承旨而造的汝窑风格便是以简练优雅为主，正体现着徽宗为代表的宫廷审美。

略可延伸的是，今人说宋皆以“雅”概之，色彩单纯、简洁素净、重和谐不重对比都是其关键词。这确实是时代的典型特征，却不是全部面貌。精致奢华从来就是宫廷艺术的品格，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为彰显皇室气度与尊贵，高档材质的使用不可避免。在不破坏素雅格调的基础上，用金银点缀包镶、或是用不同材质组合搭配是最可行的方法。这也是入宋以后，金银釦瓷器得以继续延续的基础。

宋人虽然推崇清雅，但不会陷于寡淡无味，异色异质的搭配正是解决的良方〔18〕。北宋末金人破汴梁城之后，劫掠徽宗内库得到“琉璃盏一千二百只，琉璃托子一千二百只”，正可组合成套。另有“玳瑁托子一千二百只，珊瑚托子四百只，玛瑙托子一千三百只”〔19〕，却未提及与之相配的盏。而南宋文献则提到，孝宗赏赐周必大吃食的盛器是“金绿青窑器承以玳瑁托子”〔20〕，即金釦青瓷和玳瑁的搭配。可知当年徽宗宫中的那些珊瑚玛瑙托子，原本也是与瓷器组合使用，只是金人看重材质高贵，所以只取了托子去。北宋后期，宫中用瓷已是汝窑、官窑的天下，它们都属青瓷，若是以之为盏，跟上述托子相配，正与孝宗朝事例相合。金釦、青瓷、玳瑁珊瑚，不同的颜色和材质放在一起，这也是宋代宫廷艺术不可忽视的一面。

受宫廷官府影响，民间日常用器也有不同材质、颜色的组合。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有耀州窑青瓷盏与黑釉托子的组合，这类异色盏、托的搭配在宋辽金元墓室壁画中频频出现，一般均绘作白盏黑托。《梦粱录》里记述临安城中的茶肆“止用瓷盏漆托供卖“[21]，是市井茶具漆器和瓷器的搭配。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的十二种茶具中，盏托称作“漆雕秘阁”乃是漆器；茶盏称“陶宝文”，所有描述指向的都是建窑“兔毫盏”，这两者也是瓷盏漆托的组合。可见在实际的器用组合里，宋人并不只有纯然一色，也会追求异色的精心搭配点缀，主次分明，相映成趣。

注释：

〔1〕［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9《窑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62—363页。

〔2〕［宋］庄绰《鸡肋编》卷上，《全宋笔记》第四编（七），大象出版

社2008年版，第9页。

〔3〕韩伟《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文物》1991年第5期，第27—37页。

〔4〕［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朝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935页。

〔5〕《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朝贡》，第9936页。

〔6〕《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朝贡》，第9936—9937页。

〔7〕《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朝贡》，第9939页。

〔8〕［宋］林禹，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4页。

〔9〕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10〕［宋］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05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