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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陶瓷界历来都认为“定器有芒”是指芒口，即覆烧工艺中的口沿无釉露胎。而欧阳希君和余光仁先生认为，“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的本意应该是指定瓷白色耀眼，光芒刺目，与宋人尚青崇玉的时尚相背，所以“不堪用”，宋廷故而决定“弃定兴汝”。这一观点，是一个带有颠覆常论性质的观点，很有意思。不同观点交锋，有助于学术发展，我们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加这个跨越时代造福学界的讨论。 ■北京 欧阳希君 ■福建 余 光 仁 金秋十月，笔者前往河北定州开会，顺便去了一趟定瓷的故乡———曲阳。在友人的陪同下，来到涧磁村定瓷窑址进行考察，并与定窑专家陈文增先生晤面，探讨有关定窑的问题。在窑址后的玉米地垄上，笔者还拾得一些白定残片并紫定、绿定各一片，甚为难得。 涧磁村北一带，是定窑窑址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窑场。友人告诉笔者，当年定窑残片堆积层高达15米，堆积着众多的瓷片、窑具、炉渣、瓷土等。从遗址地层叠压关系看，遗址分晚唐、五代和北宋三个时期，1986年，这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再也看不到当时的情况了。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邢衰，至宋时人们只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器确是陶瓷艺术中的珍品，在海内外有极大的影响。尤以白瓷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匀净，薄而坚致名列白瓷之冠。定窑的花瓷更以装饰题材丰富多彩、刻花手法多种多样而著称。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著“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赞美定瓷的风采。 关于定瓷之美，不再赘述，本文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定瓷有芒”之“芒”究竟应该作何解释？ 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芒”是指芒口，即覆烧工艺中的口沿无釉露胎。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审视文献记载，除《垣斋笔衡》外，关于“定器有芒”的记载还有三处：一为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二为《负喧杂录》；三为明正德五年承天贵《汝州志》曰：“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 《垣斋笔衡》、《负喧杂录》有关“中兴度江”、“提举后苑”等有关官窑的记载，多属讹传而难与史实相符。《中国陶瓷史》也指出：《垣斋笔衡》说“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显然是作者不曾详考的一己之见，所记不可信。 我们来作个假设，如果“芒”是指芒口，内廷只需令定窑烧造传统的无芒白瓷即可，何需另设汝窑?另外，皇室所用定瓷均有金银棱扣，也不存在“有芒不堪用”。陶瓷器物以金银装饰的做法，古已有之。比如唐张士贵墓出土的22件彩俑马的笼头上贴金、郑仁泰墓彩俑衣帽贴金等。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件金银平脱秘瓷碗，口沿银棱，外壁饰黑漆地平脱金鸾鸟银团花纹。邢窑与定窑的白瓷产品中，出土物中亦见不少金银棱扣器，如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白釉银棱花口碗2件、河北定州北宋塔基出土白釉花口碗和长颈瓶等金装定器、浙江临安唐水邱氏墓出土金装白釉托盏和注壶等。 以金银装饰瓷器，文献中记载也不少，《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宋会要辑稿》、《宋两朝供奉录》等都有“金棱秘色瓷”、“金扣”、“银扣”、“金装定器”瓷器等。《宋会要辑稿》载：天圣元年九月，内廷发现两个内侍偷拆御厨银棱器，价窃折合三千六白两金银。由此可见帝王食具镶金银棱扣的盛况。再从景佑三年的诏令：“凡器用……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棱器……若经赐者听用之。”故知当时民间金仿棱器的风气昌盛，已到了需以立法禁止的地步。定窑在北宋中期前尚未在覆烧之涩口(芒口)碗，金棱器在此之前已大盛，可知芒口器是因金银棱扣的习尚而生。如台北故宫藏定窑“印花牡丹碗”、“莹白三足洗”，尽管口钤铜扣，然而底足内均有支钉或垫烧痕迹。其次，以支钉仰烧的汝窑“卵青圆洗”口沿有已经脱落的金属扣痕，露出无釉涩口。说明仰烧瓷器也可将口沿一周釉水抹去，产生涩口以便于扣金银的附着力。 如果“定瓷有芒”之“芒”指的不是芒口，那指的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芒”应是指光芒！ 定州白瓷白色耀眼，有一种光的锋芒，扎眼，让人感觉不舒服，所以“不堪用”。 陆游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其实他所说的“芒”不是指涩口，而应指白色刺眼的光芒，于是乎宫廷命汝州造青瓷。 这一结论可以从乾隆多首诗中得以印证，如1786年的《咏官窑盘子》诗曰：“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独缘世远称稀见，髻垦仍多入市求”；作于1779年的《咏汝窑瓶》：“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1776年《咏定窑娃娃枕》：“白定宋犹嫌有芒，于今火气久消亡”；1781年《咏定窑小瓶》：“定州粉色厌光芒……”同年《咏定窑花浇》：“全无火色罢光芒……”1794年《咏定窑碗》：“粉定传宋制，尔时犹厌芒(注：陶初出火气未除，是以不贵，今则已七八百年，古泽幽光，白不同当日矣)”；另外还见一件“元仿定螭文青白瓷洗”上有乾隆丙午御题诗“尔时虽是厌光芒，不及官窑用庙堂。岁久光芒消以尽，希珍今亦口金镶。”上述文字足见毕生钟爱古瓷的乾隆皇帝对定瓷之“芒”的理解，那就是指“刺眼”之“光芒”和未消的“火气”。 那么，当时宋廷为什么选择汝窑呢？这与国人的崇玉情结有关，特别是士大夫推崇以玉比德，以致判别瓷皿优劣的标准亦如是。 如陆羽《茶经》评价越窑青瓷似冰类玉为上品；而邢窑白瓷似雪类银不如越器也。可见作者有“尚青抑白”的鲜明观点。道教仪式中，斋醮时献给神仙的奏章称“青词”，是因为书写材质是青藤纸。唐李肇《翰林志》有：“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皆用青藤朱字，谓之青词。”《道门宝制》亦有：“青纸朱书，以代披肝沥血之谓也”的记载，史籍中还有宋徽宗作青词的多种记载。改用汝瓷即是这种“尚青抑白”传统情结的具体反映之一。 所以，宫廷无论是“弃定”，还是“用汝”，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瓷器釉色的原因。 那么，当时宋廷“弃定”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笔者以为是有的。 尽管宋人在这方面的记载闪烁其词，但翻开历史我们就能一目了然：五代以后，契丹多次南下掠夺中原财物，掳掠人口，特别是工匠，对窑户尤为如此，史载辽兵多次占领定州。《辽史·地理志》载：“弘政县，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班，多技巧”。1004年辽发动对宋大规模进攻，直达黄河岸上澶州城下，宋被迫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承认辽对幽云的统治。这样定州曲阳便暴露于辽，辽兵南下犯境，定州便首当其冲。金兵亦多次南下，定窑所在地中山在金人统治之下，宋朝对定窑的统治已经丧失。朝廷被迫改用汝窑瓷，这也是朝廷用汝瓷而不得不弃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只是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掩饰而已。 事实上，定窑白瓷的烧造沿袭至金，一直供朝廷所用，徽宗时期，定窑就曾受命大量瓷器烧造供内廷使用，《大金集礼》就有这样的记载：天眷二年(1139年)以“定磁一千事”为金朝公主的礼物。可见，“弃定”也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动作，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此外，正德《汝州志》记载：“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这里所指至元应为后至元，前至元的可能性不大。元开国之始尚无暇考虑造瓷问题，且元人“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很难想象为什么会弃白尚青，尚青也只能是元人在不断汉化过程中的渐变。另外，定窑入元已停烧，那何来元代芒口定器?这也是“芒”非“芒口”的证据之一。 综上所述，“定瓷有芒”之“芒”并非芒口之“芒”，而是反光之“芒”，定瓷由于“光芒”扎眼的缺陷以及北兵不断南下，生产难以为继，再加上国人的崇玉情结，因此逐渐被青瓷所代替，到最后定州沦落敌手，“弃定用汝”成为最好的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定窑印花缠枝牡丹莲花盘：高5.4cm，口径30.4cm，足径13.6cm 盘侈口，浅腹，圈足。里口凸起弦纹2道。盘以印花为饰，以回纹将盘内壁与内底界开，内底饰莲花、荷叶纹各5组，内壁饰缠枝牡丹2周，两层牡丹上下相错，排列有序。盘内外施白釉，口沿因覆烧无釉而镶铜口，外壁可见旋痕及因釉水下流而产生的泪痕。近足处有多处露胎，是为定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细润光滑的釉面，白中微微闪黄。装饰以印花、刻花、划花与剔花为代表，尤以印花技法为世人所称道。这件印花缠枝牡丹莲花盘器型大而规整，印花繁缛，层次分明，线条流畅，纹饰清晰，充分显示出定窑印花品种的制作水平之高，是清宫旧藏的定窑器之珍品。 定窑划花缠枝莲纹葵瓣口碗：高6.8cm，口径19.2cm，足径5.7cm 碗口呈葵瓣式，镶铜扣，深弧壁，圈足。通体施白釉，外壁釉流形成泪痕。碗内刻划缠枝莲花纹和茨菇纹。外壁光素。胎体轻薄，胎面洁净。刻划花是定窑特有的装饰风格，所刻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此件器物刻划的缠枝莲花在白色釉的衬托下若隐若现，反映出宋代陶瓷手工艺的高超水平。 定窑白釉盏托：高6.5cm，口径8.6cm，足径8.2cm 盏托上呈杯形，口沿无釉，托镶铜口，圈足外撇。里外施白釉，杯口与托口沿各饰回纹一周。 此盏托造型规整，釉色温润，纹饰简洁，具有美观而实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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