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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希君
原文部分章节2008年发表于《收藏快报》，并收入《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续集》
摘要： 汝窑作为宋瓷艺术的代表，古今中外赞不绝耳。关于其造型简约，釉色玉润，胎质香灰等艺术特色、工艺要求等，已有众多研究成果涌现。本文主要针对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或研究中出现的观点偏误，进行必要的研讨考证。
2、“汝窑”的窑址
冯先铭曾思考：“会不会除清凉寺汝窑外还会有第二处汝窑？”[57]意味着其对清凉寺汝窑作为“汝官窑”的不太确定。随着汝州市文庙窑、张公巷窑等的发现和发掘，冯先铭的猜想获证实。 图5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汝窑盘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人戴维德氏便认为《垣斋笔衡》有：“汝州青窑器”与“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应属一事。故北宋汝窑即是普通名词的北宋官窑，此外别无专有名词的“北宋官窑”，该看法早年即被部分人士所接受[58]。
宝丰清凉寺窑发现、发掘后，该窑被部分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文献中的“北宋官窑”[59]，有人加以肯定清凉寺“汝官窑”即为“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60]。 图6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汝窑三足奁
汝瓷的始烧地址，在河南目前已发现多处。一般认为宝丰清凉寺窑为文献所载的“汝窑”，即“汝官窑”，尽管还有争议，但总体已成定论。该窑多为豆青釉和豆绿釉印花瓷、白釉珍珠地划花瓷、黑釉绘酱花瓷、宋三彩等具有浓郁民间艺术特色的瓷器。与传世天青釉汝瓷胎釉相同相似的标本有：盘、洗、瓶、碗、樽、壶、盆、炉、注子、套盒、盏托、器盖等。 图7A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汝窑三足洗
目前出土这类“汝官类”裹足支烧瓷片的还有禹州刘庄窑[61]、鲁山段店窑[62]以及临汝（现称汝州）文庙窑[63]、严和店窑[64]、大峪店窑[65]、张公巷窑[66]、唐沟东窑[67]、唐沟南窑[68]、东沟窑[69]等。朱文立认为：文庙窑正是“汝州新窑器”，张公巷窑则是“北宋官窑”[70]。李民举曾指出：汝州尚有“元汝官窑”，据文献记载在今天汝州市市区内，清凉寺窑址在它的西南面，两地相距约40公里。明人承天贵《正德汝州志》有：“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窑已久废。”[71] 图7B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汝窑三足洗底面
文庙汝窑是“汝州新窑器”吗？据发掘者言：1999年发掘中，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瓷器、骨器、铜器120件，瓷片4500余片，能确认为汝官窑的瓷器仅4件（片）。所谓豌豆青“新窑器”瓷在宋代地层中一片不见。相反，在近现代垫土层出土10余片，能看出器形的都是采用垫饼烧法，圈足底面无釉。这些所谓豌豆青“新窑器”瓷很可能就是金、元时期的仿汝作品，窑址的年代不会早于金[72]
张公巷汝窑是否就是北宋官窑或汴京官窑呢？2000年抢救性发掘中，第②层出土白瓷、钧瓷、青瓷最多，占三分之一，豆青瓷次之，白地黑花、黑瓷、三彩最少。值得注意的是青瓷，这类青瓷不同于豆青，也有别于天青。胎薄质细，为汝瓷所不及。同出的还有月白、卵白等瓷片标本。从这些地层或灰坑内出土的白地黑花、钧瓷都具有金、元时期特征。所以发掘认为：该窑可能是北宋官窑所在地，也不完全否定它是金、元时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73]。有学者指出汝州张公巷窑出土物与故博藏北宋官窑器迥然不同，按发掘的地层打破关系，应为金代初期[74]。笔者以为钧瓷最早的是金，见专文论证[75]。据此，可排出张公巷窑是北宋汝窑或汴京官窑的可能。 图8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汝窑洗
目前河南已发现烧造“汝官类”瓷的窑址不少，具体那是“汝窑”，那又是“汝新窑”，那是“北宋官窑”，那是“金汝窑”、“元汝窑”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因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都难以得到圆满解决，故争议颇多。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有：“官汝不分”和“汝钧不分”。如此下来，研究工作将变得极为复杂且混乱，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
3、“官汝不分”、“汝钧不分”考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在论及汝窑和钧窑的关系时，指出：汝窑在金衰落后，钧窑产品渐盛。汝钧二窑属同类，不过初以汝名，后则名之钧[76]。确实，考古发掘中有部分似汝非汝、似钧非钧、亦汝亦钧的河南青瓷产品。乾隆也曾将钧窑误为汝窑[77]，将官窑误识为钧窑[78]，又将汝窑误为钧窑[79]。不过“汝钧不分”一直是古陶瓷研究者通行的说法[80]。如首博藏有2件“汝钧”瓷，被首博定为“北宋汝窑龙首柄八棱杯”、“北宋汝窑玉壶春瓶”[81]，北京市文物局定为“宋龙泉窑玉壶春瓶”[82]，赵青云称为“宋临汝窑胆式瓶”[83]。冯先铭曾作过鉴定，否认其为汝窑，而将其归入钧窑系。也见有人将首博的2件“汝钧”瓷当成了“五代柴窑器”[84]。 图9A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汝窑碗
陈万里在上世纪50年代即指出：钧窑的兴起，就是汝窑的衰落[85]。因此，北宋亡，汝窑工匠随之散落，在金人统治下继续从事窑业，随之出现了源于汝窑而又不同于汝窑的几个主要品种。 图9B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汝窑碗底面
笔者认为可大致分为：
1）质量不在汝窑之下的所谓“北宋官窑”产品。实际上，汝官难分早就产生。如乾隆乙未（四十年）《题官窑碟子》：“淡青冰裂细纹披，秘器犹存修内遗……”[86]。但该刻诗碟子实为汝窑圆洗，落款为乾隆甲午（三十九年）春御题，现藏台北故宫[87]。上世纪50年代，上海古玩收藏鉴赏家叶叔重捐赠上海博物馆藏品中，有4件粉青瓷盘残片，据言出自河南开封。汪庆正有文分析过这几件粉青瓷盘残片的产地问题[88]。4件粉青瓷盘片均为盘底，其中一片可复原为六出花口折沿盘，4件盘底挖足过肩使底部薄于足沿四周碗壁的做法与汝窑一致。足微外撇，足底平削露胎的做法也与汝窑的平削足露胎垫烧制品相似。这种粉青釉色极佳，釉质平滑滋润，乳浊感强，有细匀疏阔的细开片，胎釉结合极好。从断面看，胎色灰白，与汝窑香灰胎相近，色又稍淡。陆明华认为：从这4件粉青瓷盘残片的特征看，与汝窑粉青色釉几乎一致，但没有汝窑釉的蓝光，只是淡淡的粉青色，极为少见。故宫博物院所藏几件南宋官窑器，如圆洗、葵花盘、撇口盘等亦与“北宋官窑”有相近的风格特征。另外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汝窑盏托及大英博物馆藏粉青釉花口碗都可能是开封地区的“北宋官窑”器[89]。随着汝州文庙窑、张公巷窑的新发现，使这一问题变得明朗起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对汝州文庙窑瓷片和传出自开封的4件粉青瓷盘残片进行了不同分析方法测试，但结果接近，证明传出自开封的4件粉青瓷盘残片来源于汝州市的瓷窑[90]。这类“北宋官窑”有无片纹与有片纹的。汪庆正指出：张公巷窑不仅有与宝丰相类的标本，也有非常重要的有异于一般汝官瓷的标本，主要特点是胎比香灰色更白，釉较淡白而更厚或薄。上博藏4件粉青瓷标本，其中1件典型北宋折腰碗，属淡粉青釉、大开片，以前产地未能认定，而这次在张公巷得到了答案[91]。张公巷窑标本除在河南见到外，见于刊物的彩图不多[92]，从标本研究以及经上述论证，这些所谓“北宋官窑”产品时代均不会早于金代。 图10北京首都博物馆藏宋汝窑龙首八棱杯
2）亦汝亦钧的“汝钧”产品。前述最早出现“汝钧不分”的是乾隆皇帝，御题《咏汝窑瓷枕》诗，该枕为钧窑。香港杨永德捐赠广东省博物馆一件与此造型相同的钧窑月白如意枕，被赵青云定为“汝瓷”[93]等。临汝上瓦石桥窑址曾出土灰青釉下写红字之残片，与国外图录中见有“钧窑‘枕’字枕”相似，今对照看来似可暂视为临汝窑产品[94]。其年代应为金元代。1978年洛阳南郊安乐乡曙光村出土的一件汝瓷碗[95]，却被赵氏定为宋钧窑淀青釉碗[96]。北京海淀区金山金墓也出土了一组钧瓷，有小碗、折沿盘、菱口钵、王壶春瓶[97]，天青釉有浓淡之分，盘、钵裹足支烧，瓶、碗垫烧。北京乌古伦窝伦金代墓出土葫芦形执壶，釉面青绿光润，胎质灰白坚细，颇具临汝窑特征[98]。对于该葫芦形执壶，时有越窑、龙泉窑、高丽青瓷之争，耿宝昌确认为高丽青瓷[99]。 图11北京首都博物馆藏宋汝窑长颈瓶
河南烧造这类“汝钧”作品的窑址不少，蓝普生、王勇等人对汝州东沟、大泉、碗沟、吴家窑、河东、十字口、黄窑、龙王庙沟、王家门、陈家庄、棉花窑、班庄、孔窑、严和店、下郝庄、缸窑、张沟、桃木沟、罗圈、宋庵、娘坟，鲁山段店、白象店，禹州刘家门、刘家沟，登封程窑等窑址作又作过调查，发现这类制品的器物有：弧壁圈足盘、折沿盘（圆口和菱口）、折腹盘、鸡心碗、菊瓣碗、罗汉钵、单柄洗（花瓣式和光面圆腹敛口式）、执壶、八角杯、盒、三足炉等。这类制品有的胎质细腻，釉色匀净淡雅，也有胎体略厚，釉色偏重，釉中气泡密集并多见棕眼。前者与秘色类汝瓷相类，后者则更多带有“宋钧”作风。从器物造型、胎釉特点以及装烧技术等多方面观察，发现它们的烧造年代可能比当地普遍烧造钧瓷的时间早些，“汝钧”的烧造年代主要是金代，根据器物类型排比以及对金代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分析，烧造年代应不晚于金中期，即海陵王、世宗时期
[100]。但晚于汝窑，或与金代汝窑同期而各自从不同方向发展。最终出现了“汝钧”与多色彩窑变钧瓷产品。“汝钧”不应定性为“早期钧瓷”，还是属汝瓷的变异期，即钧瓷的孕育阶段，其最早也不会超过金早期。关于上述被定为北宋“汝钧”产品笔者已有文论证多属金代产品[101]。同时还有不少“汝钧”、“宋钧”属金、元代，如汝州市汝瓷博物馆所藏被定为北宋早中期的汝瓷板沿盘、北宋中晚期汝瓷铺首衔环双耳炉”（两件，另一件定为北宋晚期）、北宋晚期汝瓷天青釉鸡心碗（两件）、北宋晚期汝瓷盖钵（两件）、北宋晚期汝瓷天青釉盘（两件）、北宋晚期汝瓷天蓝釉加红彩碗、北宋晚期汝瓷天青釉加蓝彩碗，宝丰县文管所藏被定为北宋中晚期的汝瓷天蓝釉敛口盂、北宋中晚期汝瓷椭圆八角把杯、北宋晚期汝瓷天青釉带盖钵、北宋晚期汝瓷天蓝釉带托钵、北宋晚期汝瓷天蓝釉碗[102]等。这此都属“汝钧不分”的“汝钧”、“宋钧”。这类作品多属厚釉带乳浊，釉色类似元钧，口沿及铺首凸出部位色深呈浅黄或褐色。不同于汝瓷的釉薄而有翠玉感。 图12洛阳南郊安乐乡曙光村出土的汝瓷碗
3）钧瓷产品：时代比较晚，经过汝瓷的变异期，即钧瓷的孕育阶段后渐成熟并发展。以往学者多将钧台窑日用器与陈设器年代一概而论，并分成所谓民窑为日用器，官窑即陈设器。笔者2005年曾有《论钧窑年代及性质》一文被《考古学报》决定刊用，《东方博物》等多家刊物见稿后都准备马上刊发，因考虑《考古学报》为我国考古界权威刊物，谢绝了其它刊物的好意。因不知收入个人文集即属公开发表的规定，原排在《考古学报》2009年1期发表，在见到本人文集收录后，2008年9月被退稿。本文则确定日用钧瓷创烧于金代，陈设类钧瓷则晚至元末明初以至更晚的明中前期[103]。在河南诸多钧瓷窑中，早期都有“汝钧不分”的“汝钧”品种，以及红斑钧瓷（白釉红斑、月白红斑、天蓝红斑、豆青红斑）等。金末至元代始成功烧制多色彩钧瓷，同时元代还存在“汝钧”品种。现可确信，明前期才烧造所谓“钧官”陈设器，这才是真正的最成熟多色彩钧瓷。这类“钧官”陈设器中还有孔雀蓝釉，如鼓钉洗、出戟尊、海棠盆托、如意足子等，据发现者言：器型与“钧官”窑器完全相符，并属同一文化层出土，与北宋“钧官”年代相同，或早或晚于北宋“钧官”，同时还有四方形壶嘴数枚，为明清炉钧的可能性大[104]。孔雀蓝釉是一种以铜为呈色剂的低温釉，约在蒙古时期到元初（13世纪后半）首先在北方磁州窑、山西地区、焦作地区创烧[105]，明代比较流行。四方形壶嘴釉色为玫瑰紫和豆青等，它与孔雀蓝釉等同时出土，亦应属同一时期。那么这种“四方形壶嘴”是否为“炉钧”呢？“炉钧”主要是风箱炉小窑烧成故名，因出自卢家亦称“卢钧”，约烧制于清光绪时期。这种方形壶流和柄、壶身等残件还有不少收藏，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也有收藏。复原后为方流鸡心扁壶，这种方流鸡心扁壶仅见永乐时期。据此，可将钧台窑出土的方流鸡心扁壶、孔雀蓝釉等与“官钧”产品的年代确定在永乐或稍后一个时期[106]。笔者以为，方流鸡心扁壶的年代虽确定在永乐或稍后一个时期，但孔雀蓝釉等与“官钧”产品的年代似前移至洪武至建文。据《明太祖实录》载：“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元末明初，还经常发生拉锯式战争。“明太祖洪武四年六月将山西3.5万户迁徙钧州等地。”[107]说明，明初洪武时期，因元末战争，中原人口稀少，窑业更是处于黑暗时期。孔雀蓝釉器、钧官等是洪武四年六月人山西迁移钧州人口或焦作人加上本地幸存窑工所为。至宣德年间“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108]可知钧州已衰败。过去，“蚯蚓走泥纹”被认为是鉴定“宋钧”真伪的重要依据。而笔者则认为“蚯蚓走泥纹”是鉴别“明钧”的重要依据，因为初期钧窑未经过素烧，不见“蚯蚓走泥纹”。明早期所谓“官钧”器多经素烧。老一辈古陶瓷科学研究者曾对此做过测试，认为钧釉“蚯蚓走泥纹”是由于釉层在烧窑过程中在低温时发生裂纹。经高温时粘度较低部分流入空隙填补裂纹所形成，钧窑釉层特厚且瓷胎在上釉前很可能先经素烧[109]。随着钧窑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素烧件，证明他们60年代的科学测试所得结果是正确的。但也有人错误理解，认为：钧窑器的釉层较厚，釉药粉碎研磨过细，蘸过釉的坯体干燥时，釉层就会出现龟裂，釉层龟裂的坯体在高温烧结中，随着温变不断升高，釉药逐渐熔化，其中有的成分可能先熔，有的成分后熔；熔化的釉药会向龟裂部位流动，使裂缝逐渐愈合，釉面冷却后原龟裂部位与其它部位的颜色明显不同，形成“蚯蚓走泥纹”[110]。笔者采集过大量各窑址标本，并将一些未烧、生烧品进行过“复烧”，可知上述言语是臆测之。
4、“定瓷有芒”之“芒”考
《东坡志林》亦有：“今世真玉甚少，虽金铁不可近，须砂碾而后成者，世以为真玉矣；然犹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须定州瓷芒不能伤者，乃是云。问后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说的是定州瓷质坚，可用来琢试玉的真假。考古资料证实，定窑瓷坚硬无比，白瓷底足上常见玉工用琢玉法刻制的“后苑”等铭文。这里
“芒”是指“锋刃”，张载《七命》：“建云髦，启雄芒。注：芒，锋刃也。”（陈廷敬、张玉书等：《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986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决不是指瓷器口沿的涩口。苏轼题赵昌黄葵图句：“低昂黄金杯，照耀初日光。檀心自成晕，翠叶森有芒。”是指一种金葵花杯盏，仿生黄蜀葵。《证类本草》引寇宗奭《衍义》曰：“黄蜀葵花，与蜀葵别种，非为蜀葵中黄者也。叶心下有紫檀色。”檀心是指杯内底心的紫檀色，翠叶森指葵花杯上金色花瓣多，有芒亦指金色花瓣一周像太阳的光芒。
引用文献，就自然要多加思考，其真实性应放在研究的首位。对文献理解上的偏差，也会影响到其结论的准确性。《东坡志林》中“真玉须定州瓷芒不能伤者……”见于明代卷本,
是否为后人?
审视文献，除《垣斋笔衡》外，以“定器有芒”句行文相似的记载还有3处，一为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二为《负喧杂录》，三为明正德五年承天贵《汝州志》曰：“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
前述《垣斋笔衡》、《负喧杂录》有关“中兴度江”、“提举后苑”等有关官窑的记载，多属讹传而难与史实相符。《中国陶瓷史》[111]也指出：《垣斋笔衡》说“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显然是作者不曾详考的私见，所记不可信[112]。蔡玫芬[113]也从“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考证，怀疑其真实性。
笔者却认为“定州白磁器有芒”，关键在于“芒”字的解读。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芒”是指芒口，即覆烧工艺中的口沿无釉露胎。愚以为“芒”应是指光芒，定州白瓷白色耀眼，有一种光的锋芒。为什么要突出“白瓷有芒”，而不说定州瓷器有芒？因为他色器物虽也有涩口覆烧，却没有耀眼的锋芒。这一结论从乾隆多首诗中也可得以认证，如乾隆《咏定窑三羊洗》：“运久矣息寒芒注：宋时以定器有光芒，不用。惟用官窑器，见高士奇诗。”[114]已说明顺治～康熙时期高士奇（1645～1704年）即有“芒”为“光芒”、“寒芒”之说。乾隆1786年的《咏官窑盘子》诗曰：“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独缘世远称稀见，髺墾仍多入市求。”[115]作于1779年的《咏汝窑瓶》：“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116]
1776年《咏定窑娃娃枕》：“白定宋犹嫌有芒，如今火气久消亡。”[117]
1781年《咏定窑小瓶》：“定州粉色厌光芒……”[118]同年《咏定窑花浇》：“全无火色罢光芒……”[119]
1794年《咏定窑碗》：“粉定传宋制，尔时犹厌芒注：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盖其时新陶初出火气未除，是以不贵，今则已阅七八百年，古泽幽光，且以罕觏称珍，自不同当日矣。”[120]
另外，《咏定窑莲叶碗》：“赵宋传来白定名，尔时却以有芒轻。即今火色全消尽，一朵玉莲水面擎。”[121]《咏宋定窑乳槌瓶》：“尔日颇嫌饶火气，此时早觉泯光芒。”[122]《咏定窑胆瓶》：“定冶非关修内司，光芒消尽穆而滋。”[123]《咏定窑娃娃枕》：“白定宋犹嫌有芒注：见高士奇酬苍林均窑瓶歌，于今火气久消亡。”《咏定窑小盂》：“尔时虽是厌光芒，不及官窑用庙堂。岁久光芒消以尽，希珍今亦口金镶。”[124]又被复制到一件“元仿定螭文青白瓷洗”上[125]。
如果“芒”是指芒口，内廷只需令定窑烧造传统的无芒白瓷即可，何需另设汝窑？又除圆器碗盘类涩口覆烧外，琢器多数正烧无涩口。另外，皇室所用定瓷均有金银稜扣，也不存在“有芒不堪用”。陶瓷器物以金银装饰的作法，古已有之。唐张士贵墓出土的22件彩俑马的笼头上贴金[126]，郑仁泰墓彩俑衣帽贴金[127]等。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件金银平脱秘瓷碗[128]，五曲口沿，斜腹，圈足，碗外漆黑地，平脱5幅双燕团花，罩以透明漆，口沿无釉（今之“芒口”）扣以银棱，足外缘亦扣银装饰，内为黄色（有称青黄釉、米黄色等。秞下有细小纹片，难以区分是漆黄还是釉色）。邢窑与定窑的白瓷产品中，出土物中亦见不少金银稜扣器，如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白釉银棱花口碗2件[129]、河北定州北宋塔基出土白釉花口碗和长颈瓶等金装定器[130]、浙江临安唐水丘氏墓出土金装白釉托盏和注壶[131]等。文献中记载也不少，《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宋会要辑稿》、《宋两朝供奉录》等都有“金棱秘色瓷”、“金扣”、“银扣”、“金装定器”瓷器等。《宋会要辑稿》载：天圣元年九月，内廷发现两个内侍偷拆御厨银棱器，价窃折合三千六百两金银。由此可见帝王食具镶金银棱扣的盛况。再从景祐三年的诏令：“凡器用……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棱器……若经赐者听用之。”故知当时民间追仿棱器的风气昌盛，已到了需以立法禁止的地步[132]。定窑在北宋中期前尚未在覆烧之涩口（芒口）碗，金棱器在此之前已大盛，可知芒口器是因金银棱扣的习尚而生。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件金银平脱秘瓷碗口沿无釉（今之“芒口”）扣以银棱，足外缘亦扣银装饰。
台北故宫藏定窑“印花牡丹碗”、“莹白三足洗”，尽管口钤铜扣，然而底足内均有支钉或垫烧痕迹。其次，以支钉仰烧的汝窑“卵青圆洗”口沿有已经脱落的金属扣痕，露出无釉涩口。说明仰烧瓷器也可将口沿一周釉水抹去，产生涩口以便于扣金银的附着力[133]。
故“芒口”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工艺进步，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更适合于金银棱扣。因而陆游“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等非指涩口，而应指白色刺眼的光芒。宫廷命汝州造青瓷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颜色关系，与国人的崇玉情结相关，特别是士大夫推崇以玉比德，以至判别瓷皿优劣的标准亦如是。如陆羽《茶经》评价越窑青瓷似冰类玉为上品，而邢窑白瓷似雪类银不如越器也。可见作者有“尚青抑白”的鲜明观点。道教仪式中，斋醮时献给神仙的奏章称“青词”，是因为书写材质是青藤纸。唐李肇《翰林志》有：“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皆用青藤朱字，谓之青词。”《道门宝制》亦有：“青纸朱书，以代披肝沥血之谓也”的记载，史籍中还有宋徽宗作青词的多种记载[134]。改用汝瓷即是这种“尚青抑白”传统情结的具体反映之一。
《正德汝州志》亦曰：“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所指至元应为后至元，前至元的可能性不大。元开国之始尚无暇考虑造瓷问题，且元人
“国俗尚白，以白为吉”[135]，很难想象为什么会弃白尚青，尚青也只能是元人在不断汉化过程中的渐变。另外，定窑入元已停烧，那来元代芒口定器？这也是“芒”非言芒口的证点之一。
“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吗？内府虽用汝瓷，但并非弃定。定窑白瓷至金仍一直供朝廷所用，且徽宗时期曾受命大量烧造供内廷，《大金集礼》载：天眷二年（1139年）以“定磁一千事”为金朝公主的礼物[136]。可知“弃定用汝”的说法不正确。
宋人的记载较含糊，可能也有其难以启齿而有意隐瞒的原因。五代以后，契丹多次南下掠夺中原财物，虏掠人口，特别是工匠，对窑户尤为如此，史载辽兵多次占领定州。《辽史·地理志》载：“弘政县，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班，多技巧”。1004年辽发动对宋大规模进攻，直达黄河岸上澶州城下，宋被迫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承认辽对幽云的统治。这样定州曲阳便暴露于辽，辽兵南下犯境，定州便首当其冲。金兵亦多次南下，定窑所在地中山在金人统治之下，宋朝对定窑的统治已经丧失[137]。朝廷只好改用汝窑瓷，这也是朝廷用汝瓷而不得不弃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定州白瓷有芒”只是爱国人士的一种掩饰之藉口而已。
5、“新窑器”、“汴京官窑”考
陈万里认为北宋人徐兢《奉使高丽图经》（1124年成书）中的“汝州新窑器”是对“旧窑器”而言。但并未言明“旧窑器”为何物。冯先铭认为“旧窑器”很可能即是耀州青瓷[138]。
吕成龙指出：“汝州新窑器”是针对“汝州旧窑器”而言之说有违作者本意。“汝州新窑器”应是指高丽生产的仿汝窑淡天青色釉瓷，是相对于越窑古秘色瓷而言[139]。
南宋佚名《青器》虽有：“汝窑土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但附注是“汝窑土脉滋润，与高丽器物相类，有鸡爪纹者认真，无纹者尤好。此物出北地新窑，修内司自烧者。自后伪者皆是龙泉烧造者。”[140]因此，汝窑、新窑、高丽是三种青瓷。“汝州新窑器”是指北地修内司的新窑，也不同于现在所言的杭州南宋修内司窑。修内司，北宋时属将作监，但不参与窑务。为此，笔者对《百宝总珍集》产生了怀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百宝总珍集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考其书中所记，乃南宋临安市贾所编也。所载金珠玉石以及器用等具体出产价值及真伪形状。每种前载七言绝句一首，取便记诵。词皆猥鄙。首载玉玺一条，非可估易之物，尤为不伦。”[141]
“百书”为市贾所编，可信度也大打折扣。其北宋修内司之说是否出自“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或“京师自置窑烧造”之句？因为置窑于修内司是袭故京遗制，所以他认为北地北宋亦有“修内司自烧者”。北宋修内司窑之说还见于乾隆的多首御制咏瓷诗：如“均汝遥传修内司”、“均窑剙宋修内司”、“均窑都出修内司”[142]等。
“新窑”所指为何，文中言“修内司自烧者”。多数人自然会想到“修内司官窑”。李仲谋推测这里的“新窑”是某种窑器的专称，非指新旧的“新”；而“后郊坛下别立新窑”则相对“比旧窑大不侔矣”的新旧而言。“百书”所指新窑可能是修内司在郊坛下主持烧造的官窑[143]。
河南考古人员认为：“汝州新窑器”确是对“旧窑器”而言。宝丰清凉寺灰坑及蛮子营村出土的汝青瓷就是“汝州新窑器”相对立的“旧窑器”作品。“旧窑器”的时代上限可能从英宗治平初年到神宗元丰末年[144]。按其所言，刻、印花汝瓷和釉色不纯者为“旧窑器”（汝民窑御用贡瓷），而注重造型、釉色和开片的是“汝州新窑器”（汝官窑）。刻、印花“汝民窑”早于“汝官窑”。
笔者认为“汝州新窑器”是针对“旧窑器”而言。但“旧窑器”不是指越窑，也不是耀州窑。“旧窑器”应指欧阳修（1007～1072年）说的：北宋汝窑当时设窑汝州，官局造，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乾隆有《题汝窑盘子》诗曰：“西清三代富尊彝，越器晨星修内司。至理原非奇异事，铜坚瓷脆率应知。”《咏均窑双耳瓶》：“耳双穿组提携便，修内当时位置宜。欲问宣和精物理，达聪虞训可曾思。”[145]意为汝窑、均窑均出自北宋的修内司。乾隆《宋官窑瓶子歌》：“官窑名始宋南渡，后苑制效政和故。成章提举惟御用，臣庶弗敢过而顾。”[146]意味着他不承认北宋修内司窑是官窑，仅认可一处南宋官窑（御窑）。据此可推测旧窑器在1072年之前是修内司督烧，是欧阳修所言“官局造”。宣和六年（1124年）《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指“汝州新窑器”，自然是新窑所烧造。而新窑器在是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官窑”，亦即北宋官窑[147]。若囿于已往认识：汝官窑器是为适应宫廷所需而设计，造型凝重古朴，部分器型源于铜器；装饰上汝官窑器注重釉色，不讲究刻划花[148]。而汝窑址发掘中有大量的新器型出现，如香薰、梅瓶、方壶、方盒、盏托、器盖、鹅颈瓶、波罗子等，不少器类还有多种造型[149]。这批带有浓郁生活气习的制品多数为生活用具，少数为陈设器，不但注重釉色也重视器物装饰纹样。器物有的或印或刻莲纹、龙纹、波纹、鹿纹等，还有双鱼纹、铺首衔环等装饰，更见碗、盘、洗、炉的范模。可见将汝窑刻划花、印花器为“民”，无花纹者为“官”的硬性划分有失偏颇。文献所载南宋官窑源于汝窑，有“澄泥为范”[150]之说。因而，这类刻划花、印花装饰物亦可为“官汝”。刻、印花“汝民窑”与“汝官窑”的烧造时代是否大至相当，在窑址发掘中印花器与无纹饰天青釉同出，因发掘报告未出版，地层关系尚不明朗。但窑址曾出土一件“元祐元年”（1086年）纪年折枝菊印花碗范模[151]，与窑址出土的豆青釉折枝菊印花碗[152]造型、纹饰相同。按哲宗“元祐元年”上下各推10年，可推测民汝窑印花器物的大致年限亦在神宗、哲宗时期。因为，欧阳修所言的“天青官局器”早于1072年，而印花器还没有“天青官局器”时代早。如上下各推20年，则微宗时期亦有印花器。
“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南宋人叶寘《垣斋笔衡》虽有：“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之说，但未指明在汴京。“汴京官窑”是后人根据“京师自置窑烧造”而将京师认为是汴京之意。《中国陶瓷史》[153]亦作如此解曰：“南宋人写的《负暄杂录》早已明确提到有汴京官窑。”文献对于我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与意义是举事公从的，然一旦触及到具体问题时，文献的引用和理解又往往成为考古问题争议之焦点。正如“京师自置窑烧造”的“京师”二字，各家理解也各不相同，京师可理解为“京都”，亦可解释“朝廷”等。《魏书》、《北史》两书的“大月氏传”均载：“大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魏书》卷120、《北史》卷97
“大月氏传”。）这里的“京师”即为朝廷。李刚[154]指出：此句中的“京师”是主语，即指代朝廷。以字面看，并没有指出烧造地点。因而人们误将“京师”理解为烧造地点。“京师”在古代汉语中指代朝廷的例子有《晋书》：“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感到震的恐“京师”绝不是地名国都的代名词，是朝廷。《东轩笔录》载：北宋时，“京师置杂物务，买内所须之物。而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在此，前一“京师”指代朝廷，而后面的“京师”则指代京城内被拖欠货款的各行铺业主。“京师”均没有用于地名。李伯谦指出：只有将文献考证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才能有所突破，而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155]。如何才得以科学的结合呢？我们认为，文献与资料绝非局部地、片段地同考古资料相对应，而是相关文献的逻辑关系同有关考古资料的存在背景关系总体对应。由于这两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非史学家或考古学家们主观捏造，二者在系统上有机地对应，就是做到了去伪存真，就能够成为将我们引向达成共识的平台[156]。传统观点认为时代愈早文献愈可靠，去伪存真就需要考证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如前述《垣斋笔衡》有不少可疑之处，虽不能说不屑引用，但引用时应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既然“汝窑为魁”、“汝为冠”，为何京师要弃汝而不用，另而“自置官窑次之”且“亚于汝”的汴京官窑？且汴京缺乏制瓷原料[157]等诸多不利因素，故将“京师”理解为“京都”或“汴京”有违一般逻辑。否定“汴京官窑”并不等于否定北宋官窑。北宋末年，机构臃肿，皇室宗戚、官僚以及宫中嫔妃、宫女、宦官等人数日益膨胀。徽宗即位后，财政上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局，全年财赋只能供八九个月的支出。就瓷器而言，如果再加上陈设、祭祀和礼送等瓷，所需大得惊人。由于汝窑成本高，产量低，此时汝窑已很难满足宫廷的大量需求（有“贡瓷”即实物税，也有“和买”即现金购买）。宫廷又无愿支出本已不足的财赋来购置价高的汝窑器，不得已才自置窑烧造，藉以减少开支[158]，但并未放弃对汝窑的贡赋依赖。所以自置“官窑”的产生，也可视为官营经济向民间经济“夺利”的一种表现[159]。
更有甚者，在未加详考的情况下，急于结论，引用文献不确，造成张冠李戴。如庄严曰：“《掇耕录》转载叶真（笔者注：应为“寘”）《垣斋笔衡》云‘宋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160]赵青云也认为南宋时已有“汴京官窑”之，并篡改文献曰：“叶寘《坦斋笔衡》说‘北宋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161]还无中生有地注明资料来源出处为《中国青资史略》。笔者详读过《中国青资史略》[162]，根本没有此说。就算有此说，自己也应该尽可能地读到原作，将二手或三、四手资料变为第一手资料，在此过程中才会有新的看法或新领悟。正因为其不够严谨的学风，以至不少研究者也有：“北宋皇室在汴京设立官窑，此说法始于《掇耕录》转载宋人《坦斋笔衡》：‘北宋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163]的不确说法。
6、“汝窑玛瑙为釉”考
关于汝窑的“玛瑙末为油”，多数人以为只有以玛瑙末为釉，汝窑才能为魁为冠，否则难以达到如此釉层匀净、蕴润如玉、青素淡雅、宝光内蓄的“寥若晨星”釉质和釉色。并“开创了人工的细密片”[164]。玛瑙矿为烧制御用汝瓷之必备[165]。这一传闻出自南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乾隆也提到汝窑的釉色乃是羼入玛瑙末[166]。以后又质疑“玛瑙末为油”为“虚传”不实[167]。虽然有人言：用30倍放大镜观察，发现气泡的周边有未熔玛瑙晶体所形成的闪亮星光点，推测汝窑斜开片的形成可能与玛瑙有关。但通过实体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的反复观测后，提出如下看法：1、汝窑釉中存在极少量的未熔晶体残骸，根据光学性判断，可能是石英，但也有可能是玛瑙，其晶体尺寸很小，用30倍放大镜很难看到。气泡的周边的闪亮星光点，则可能是气泡对光线反射作用造成的，而不是未熔玛瑙残骸，这种闪亮星光点在其他高温釉中也可看见。2、经对比测试，汝窑釉的SiO2含量没有超常，推测汝窑釉中有玛瑙的话也会很少，最多不会超过5％，而且大部分都已熔融于釉中，以晶体残存的更少。3、玛瑙在釉中的作用与石英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的主要成分都是SiO2，虽然杂质含量和结晶类型稍有不同，但对汝窑的外观特征和开片的形态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迄今还没有任何科学论据显示汝窑的釉色、质感及斜开片与玛瑙有关。关于汝窑的各种不同釉色和质感并不是不同配方造成的，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它们的化学组成无明显区别，实际上是同一类型配方在不同升温阶段和不同烧成气氛条件下的结果[168]。
因此，玛瑙并非烧制御用汝瓷之必备。古代汝窑釉中即便无玛瑙末羼入，亦可得到所需的釉色和质感。羼入玛瑙末只是窑工的试验性质，其结果并没有对改进质量做出任何贡献。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提高汝窑身价的作用，使人们对其产品产生了神秘感。
7、“汝瓷”真赝考
据《中国陶瓷史》[169]曰：汝窑器流传至今不足百件。孙新民最新统计的准确数字为77件[170]。而统计数字中并未包涵河南汝州市汝瓷博物馆、宝丰文管所的藏品，更未包涵《宋代汝窑》[171]一书中的众多传世汝窑，是否意味他对这些所谓传世品不屑一提？赵青云、赵文军在最近主编出版的《汝瓷珍赏》中共收入汝瓷320件（其中14件清仿汝窑），曰“以前曾有人作过统计，认为汝窑珍品存世不足百件。这其实也只是统计了知名博物馆和知后人士的部分珍藏，难道那些不知名的博物馆及民间的珍藏就不能列入其中吗？”[172]
笔者以为，《汝瓷珍赏》中不敢说无一真品，但绝大多数为赝品。笔者很早就质疑赵氏的古陶瓷鉴定，如前述香港杨永德捐赠广东省博物馆的“汝钧”月白如意枕，被其定为“宝丰清凉寺汝官窑”[173]，可以说藏界与学术界均不予认可。故各汝瓷统计中不见该枕。考古专家、学者并不是文物真赝鉴定专家，相反文物真赝鉴定专家并不一定是考古专家、学者。考古专家、学者只需对发掘品进行研究，无需鉴定真伪。记得2004年我曾认为赵氏《汝瓷三珍》[174]文中3件汝瓷可疑，后仅在文中表达出怀疑之意[175]。
传世汝窑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牺尊、出戟尊（因底部刻“奉华”铭，又被称为“奉华”出戟尊）“由其支钉露胎的器胎土色及人工做的粉光等迹象使这两件器物的可靠性存疑”[176]。其后刘良佑也认为该“‘天青窑变米色三牺尊’，疑似元代钧窑风格的作品。”[177]此后有不少专家从多方面论证，该三牺尊、出戟尊为清代仿品[178]，得到学界普遍认同[179]。另外，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三牺尊[180]，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三牺尊[181]。而汝窑产地新仿“汝窑三牺尊”所见不少，为投台湾藏家所好，有的甚至大过原件的5～10倍，《台湾联合报》刊过照片，2件新仿汝窑器被放置在海滨沙滩旁，说莲花某处出土了宋瓷云云[182]，可见流至台湾亦不少[183]。
而与之相同的三牺尊、出戟尊等，《汝瓷珍赏》收入了三牺尊（“天青釉三牺尊”、“天蓝釉三牺尊”）5件，出戟尊4件（“天青釉奉华尊”、“天蓝釉奉华尊”）；鸳鸯砚滴6件，仿高丽青瓷，均为新仿工艺品。《汝瓷珍赏》收入的所谓汝窑珍品，大多数只能称工艺品，为临汝、宝丰、禹州等现代人仿烧。仿烧者并未见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牺尊、出戟尊，以及其它博物馆馆藏汝瓷，只是按图录中的造型与釉色进行仿制，故与真正的汝窑瓷器相去甚远。仿烧者根本不管图录中瓷器的时代、釉色等，只要是图录上有的造型他们都仿制。如“天青釉枭凫尊”（《汝瓷珍赏》以下简称“汝”，图66）仿自《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郭保昌校注：《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是伪书，该书未见四库总目谱录类，传原本于光绪初年从北京怡亲王府流出，英国布瑟得之，译为英文，题为《中国瓷器·十六世纪着色图画与项元汴汉文稿本》于1908年在牛津印行。1931年郭保昌与美国福开森合作，将图说校释重译，改题为《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以二开本在北京重印，精美华丽胜于布瑟之初印本。1934年英国大卫撰《项氏及其图谱》首先举证，怀疑其伪，如非全伪，至少部分伪。1936年法国伯希和撰《历代名瓷图谱真伪考》指出：该书牵涉项氏已卒以后之事为一伪；凡仿古铜器式样烧造之某瓷器，其图并非依据该瓷器本身绘制，实乃从宋代《考古图》或《博古图录》等书中之铜器转摹为又伪。判定全书均伪，同时项氏名下的《宣炉博论》、《蕉窗九录》亦为伪书。冯承钧将《历代名瓷图谱真伪考》英译汉，刊于《中国学报》1944年第二卷二期。）中“宋汝窑凫尊”（绘图），“粉青釉凤凰炉”（汝图82）仿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仿定锥拱天鸡尊”，“粉青釉莲纹烛台”（汝图84）仿自湖南省博物馆“隋青瓷烛台”，“天青釉鹦鹉烛台”
（汝图85）仿自定州博物馆藏“宋黄釉鹦鹉形壶”，“豆青釉孩儿枕”（汝图226）仿自故宫博物院“宋定窑孩儿枕”，“粉青釉炉”（汝图319）仿自美国西雅图美术馆“宋景德镇窑鸭形香炉”等。不见于图录的臆品也不在少数，有些仿自唐代金银器，有些仿自耀州窑，有些仿自越窑等而变得不伦不类。赵氏还在《收藏家》杂志上介绍了南方所见的数件“北宋官窑”、“汝窑”贯耳瓶、弦纹樽、鱼耳炉、鬲式炉、斗笠碗“珍品”（赵青云：《赏析名窑之珍》，《收藏家》2007年11期16-20页及彩图。）。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温州博古斋所藏，上面都在鎏金银包装，为粗俗的现代工艺。这类赝品笔者曾为浙江、福建等地藏家鉴定过多件。这类器物标本在目前已发现的宋至元汝窑址中均不见出土。
另外，见于报刊的“汝窑莲花三足洗”[184]，已有研究者指出该器物形制可疑，施釉特点等也与汝窑不同，据此可否定其为汝窑瓷[185]。笔者认为该“汝窑莲花三足洗”纯为新仿赝品。
还有一对较著名的“北宋汝窑荷叶口瓶”，原为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186]，被汝州市定为市标。现分藏汝州市汝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两件形制基本相同，不同处在于一为喇叭高圈足，一为喇叭花瓣形高圈足。笔者认为它们是后仿品。这一对传出土于汝州的“汝窑荷叶口瓶”，虽胎釉相同，但圈足不同。如真系出土物，不可能圈足不同，窑工制作时应该相同，这才与古代营造法的对称关系相吻合，只有作伪者才会别出心裁的将圈足一个做成花瓣形。釉色、釉质也与汝窑明显不同，汝窑釉薄而匀净；该“汝窑荷叶口瓶”釉色不正、釉层不匀，、口、足流釉痕严重，釉薄处隐约可见胎色；北宋时不见该种大翻口荷叶口，有纪年的传世出土荷叶口瓶曾见英国苏赛克斯大学藏有淳祐十一年（1251年）款白地黑花荷叶口瓶[187]、河南新密出土墨书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白地黑花荷叶口瓶[188]。这种高足长颈花荷叶口瓶所见较多，如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白地黑花花口瓶[189]、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褐釉花口棱纹瓶[190]等，时代多为金元。而与汝州市汝瓷博物馆“北宋汝窑荷叶口瓶”形制最接近的是香港徐氏艺术馆藏金钧窑“天青釉花口瓶”[191]，该瓶高30.2㎝，胎釉等均符合钧窑特征。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北宋汝窑荷叶口瓶”即是仿此而为，擅自加饰了颈腹间的覆叶及瓜棱等，不伦不类，因配釉不到位，釉色与钧窑、汝窑都不同，且垂流釉现象严重，此期钧窑施釉匀称无此现象。
最近又见1件与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北宋汝窑荷叶口瓶”形制、釉色雷同的海外藏品，被秦大树定为宋元“钧窑花口长颈瓶”[192]。这也是件现代仿品。它参照了汝州市汝瓷博物馆“北宋汝窑荷叶口瓶”和香港徐氏艺术馆藏金钧窑“天青釉花口瓶”，釉色、釉层已较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北宋汝窑荷叶口瓶”要好。但终因未见真器，仅靠图录，自然留下破绽。其一，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北宋汝窑荷叶口瓶”花瓣无尖，但流聚釉看似花瓣尖，故仿者做出了花瓣尖和流聚釉。其二，既然花瓣有流釉现象，而为何足部无流釉现象呢？这只能说是仿者有意而为，非自然现象。其三，仿者将底部有过作旧处理，以其达到香港徐氏艺术馆藏金钧窑“天青釉花口瓶”底足效果，但真品上下均不见流釉现象。故仿品是仿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北宋汝窑荷叶口瓶”，而下部仿香港徐氏艺术馆藏金钧窑“天青釉花口瓶”，最后成为四不像。秦氏曰：“海外收藏的这件钧窑瓶在英国牛津鉴定中心进行了热释光测试，测试结果是距今600年至1000年，表明是一件宋元时期的器物，这也为分藏于汝瓷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的两件器物的年代提供了一个科技测试的旁证。”其实这种热释光测试早已被造假者破解。故古陶瓷真伪鉴定的某些实例对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外籍华人收藏家收藏的青花云龙象耳瓶真伪问题，同样在古陶瓷鉴定界、在相关的科技界引起了激烈地讨论，在这两件真伪鉴别实例中，都出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真伪判定给论不一、科技检测分析方法结果也不一致[193]。较陶器而言，瓷器的热释光测年进展比较缓慢，上海博物馆采用的专门为测定瓷器年代而设计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是目前最新的热释光检测科技成果[194]，是可信的。该方法难以被作伪者破解。
据秦氏又言：海外这件瓶应该是金代以后钧窑产品中的精品。在禹州神垕镇刘家门窑址发掘中，金代后期地层中出现了这种长颈瓶。但该文所附“钧釉长颈瓶残片”，不同于汝瓷博物馆藏“北宋汝窑荷叶口瓶”和“海外收藏的钧窑花口长颈瓶”，釉色、胎质、造型均不同。而与香港徐氏艺术馆藏金钧窑“天青釉花口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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