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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是我国历史上用来纪述年份的一种特有方式。年号往往是重大历史变革的标志，除了帝王更替外，历代帝王凡遇到“天降祥瑞”或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都要更改年号。因此，“年号”除了用于纪年之外，还可以通过它了解到许多历史典故。年号，是我国历史上用来纪述年份的一种特有方式。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是“贞观”，其间的史事就以“贞观××年”来记述。从明朝开始，由于一个皇帝一般只用一个年号，因此，人们便习惯以年号来指代皇帝，如“崇祯”“乾隆”“光绪”等。查史书可知，我国历史上最早创制年号的是汉武帝刘彻，创制于公元前140年，年号是“建元”。从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911年，共2000余年，我国历史上共有年号300多个。此前，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历时700年，都是以干支纪年或概称为“某某王（帝）××年”，如“周武王××年”等。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因此，大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年号，便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年号的字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两个字，如“开元”“永乐”“宣统”等。也有三个字的，如王莽的“始建国”、梁武帝萧衍的“中大通”。四个字的年号也有，最早一个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建武中元”。唐朝的武则天更有三个四字年号，分别是“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北宋则有宋太宗赵匡义的“太平兴国”，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和宋徽宗赵佶的“建中靖国”。两个字的年号占绝大多数，可能与国人传统思维方式讲求“和谐”“对称”有关。当然，两个字的年号也确实好读易记一些，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年号的变换，最初较有规律，如汉武帝刘彻自“建元”至“元封”（公元前110年）共30年，每隔6年改变年号一次；“太初”（公元前104年）至“征和”（公元前92年）共16年，每隔4年改变年号一次。这之后，年号的变换便渐无规律，随时可改了。改换年号最多的是唐朝的武则天，在位21年，17次改年号（国号则改“唐”为“周”）。其他如汉武帝刘彻、唐高宗李治，也都是十几次改换年号。与此相反，有的帝王在位多年也只用一个年号，如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号用了23年；宋高宗赵构，“绍兴”年号用了32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用了31年。年号使用得最长的要数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康熙”和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乾隆”，分别使用了61年和60年。一般地说，明清两朝年号的变换是不大的。明朝“洪武”“永乐”“成化”“嘉靖”“万历”这些年号，都使用了20年以上；清朝近300年历史换了12个皇帝，却只用了13个年号，只有清太宗皇太极用了两个年号（分别是“天聪”和“崇德”）。在我国十几个朝代中，最早建立年号的朝代（汉）和最后两个朝代（明、清），以及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朝代，很少有在一年之中变换年号的。比如，东汉接近200年，使用了四十几个年号，只有5个是在年内变换的。明朝300多年，只在两个年头变换过年号；清朝近300年，更是只有一次在年内改换年号。明、清两朝，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几乎成了一个制度。相反，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元，这些要么全国处于分裂的朝代，要么是非汉人统治的朝代，年内变换年号的现象却屡次出现。如西晋惠帝司马衷，仅在公元304年这年就四易其年号。变换之快，好像儿戏。年号使用了两千年，难免会有重复。有些年号，如“太平”“建平”，有多个帝王用过。最奇怪的莫过于同一朝代重复使用同一年号了。如唐高宗李治有“上元”年号，而唐肃宗李亨也曾以“上元”纪年。元朝则有明宗、宁宗、顺帝三代帝王共用“至顺”年号。史载，最早的同朝代而重年号的事，发生于西晋的惠帝司马衷和东晋的元帝司马睿，他们都用过“建武”这个年号。至于重复某年号头一个字或末一个字，则比比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截取前代年号的上一字或下一字制成新年号，可以借此体现自己缅怀盛世开业前辈的思想。如唐德宗李适之“贞元”年号，就是截取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号中“贞”字而成的。从另一个方面讲，由于年号都是选用“正大光明”“吉祥如意”这样一些美好的字眼，汉字虽然不少，但这类吉祥的字毕竟有限，所以，年代久了，在年号的用字上也就难免要重复。在史籍中，某些年号有时会出现异写的现象，如“贞观”之作“正观”，“显庆”之作“光庆”“明庆”等。这是出于对帝王避讳的需要。宋仁宗名“祯”，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宋人便讳“祯”为“正”，作“贞观”为“正观”。唐玄宗名“隆基”，史官便讳“隆基”为“永崇”。此外，也有一些帝王继位后并不改元重定年号，而是沿用前任的年号。如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李柷，公元904年继位后，就沿用前任唐昭宗李晔最末一个年号“天祐”。年号不仅封建统治政权使用，农民起义的政权也使用，而且大都与前面的重复。如黄巢之号“金统”，方腊之号“永乐”，李自成之号“永昌”，张献忠之号“大顺”等，全都重复过去统治政权的年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清朝史学家赵翼是这样解释的：“盖前代正统纪年，载在史册，易于稽核”。这种解释很有道理。我国历史上的正式改元，是从汉文帝开始的。改元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依例改元，譬如，同一朝代旧君死新君继后的改元，又譬如改朝换代建立了新政权时的改元。二是因事改元。因事改元比较复杂。一是因政局变动而改元。如唐昭宗李晔当皇帝时，宦官刘季述、王仲先等发动宫廷政变，欲废昭宗。军阀朱全忠在宰相崔胤等的配合下班师回宫，诛杀了政变的宦官，恢复昭宗帝位，并把昭宗从长安迁到洛阳，同时也改原来的年号“天复”为“天祐”。二是因废立储君而改元的。如唐高宗李治在公元656年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时，就改元为“显庆”。还是他，由于在公元680年又废太子贤为庶人，立英王哲为皇太子，于是再改元为“永隆”。三是因大赦而改元。如唐武则天改“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就是因为“大赦天下”，而以改元来标榜自己。唐高宗李治乾封三年春下诏大赦犯人，也把年号由“乾封”改为“总章”（公元668年）。还有因军事胜利而改元的。如唐武则天之“垂拱”年号，就是因为在公元685年击败了反对者徐敬业，认为从此以后可以“垂拱而治”了才改换而来的。汉元帝刘奭（音shì读“是”）改“建昭”为“竟宁”，是因为他在军事上降服了于边境骚扰的匈奴人，“竟宁”即“边境得以安宁”之意。除此之外，还有因灾异祥瑞而改元的情况。如汉武帝刘彻之“元光”年号，就是由于当时出现了“三星见”这一祥瑞的天象。而如果遇上了灾异天象，比如日食、地震，一般也要改元。汉宣帝刘询本始四年四月遭遇地震，翌年，改元“地节’，欲令地得其节（节制）”。因灾异天象而改年号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祛邪除灾。此外，古代帝王还多因祭祀而改元。封禅之礼仪在古代是隆重庄严而影响巨大的国家级盛典，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极其重视，因此，遇封禅而改元就不足为怪了。唐高宗李治之“乾封”年号，就是因为封禅泰山而改的。宗庙之地，除循例的月祭和四时祭在此进行之外，重大事件如战争，也要告之于它，在此占卜凶吉，并可改元。汉献帝刘协的“建安”，唐穆宗李恒的“长庆”，唐敬宗李湛的“宝历”，唐武宗李炎的“会昌”，唐僖宗李儇的“乾符”，无不是因有事告于宗庙而改元以纪。年号肯定都用好的字眼。譬如“雍正”的“雍”，有和蔼、和顺、和好、和谐之意。此外，胤禛登记之前曾被封为“雍亲王”。有清一代，身为皇子先封王，后又成为皇帝者，共有四人：一是“雍亲王”，二是“宝亲王”即后来的乾隆帝弘历，三是“嘉亲王”即后来的嘉庆帝颙琰，四是“智亲王”即后来的道光帝旻宁。“雍亲王”与“雍正”，“嘉亲王”与“嘉庆”用字上的联系至为明显，此外还有旻宁，当时供他选择的年号中就有“智临”，这与“智亲王”密切相关。封号与年号所取都是嘉名，作为后起的年号，参照亲王时的封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由此可以认定，“雍正”年号确应与“雍亲王”有关。先看“康熙”年号。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顺治帝福临去世，玄烨继立。王熙时任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在自撰年谱里说：“初八，同内阁拟上世祖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由此可以看出，年号是由臣下撰拟的。再看“道光”年号。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1820年9月2日)嘉庆帝去世。八月初三，大臣“恭撰恩诏、建元年号”，年号共四个：绍德、建恒、道光、智临。八月初七，即位诏书已拟定，八月二十七，旻宁正式登极，即位诏书中公布：“以明年为道光元年”。这表明，先由大臣拟年号，有数个备选，最后由皇帝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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