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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坐过的椅子值5000英镑 墨和砚同属文房四宝,是我国传统的民族工艺品,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徽墨和歙砚因其悠久的历史、良好的材质和制作工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其制作工艺也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它们现在的发展情况如何呢?记者日前在皖南地区对这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调查。 据了解,在皖南,目前仍有上千人从事歙砚制作,生产徽墨的工厂和小作坊也有百家之多,但徽墨和歙砚的传承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安徽歙县,歙砚制作工艺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安徽歙砚厂副厂长曹介铭告诉记者,目前歙县从事歙砚制作有上千人之多,但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只有少数几家专门制作歙砚的工厂,但规模较小。记者在安徽歙砚厂看到,厂里工作的工人年龄普遍偏大,几乎没有年轻人。据了解,该厂是当地最大的一家歙砚厂,也只有20多人。同歙砚一样,徽墨生产现状也不容乐观。“徽墨、歙砚从历史上消失,是迟早的事。”徽墨制作工艺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周洪美说。 在歙县老胡开文墨厂,制作徽墨的车间里弥漫着夹杂有刺鼻气味的浓烟,工人大多都从事体力劳动。“光是这臭味就足以熏走不少年轻人。” 制作砚台需要体力和脑力的结合,对“人”的要求很高,没有三五年时间,根本就学不出来,而收入也不高。 据有关专家说,很多年轻人“做”不下来,更“坐”不下来。现在的孩子上大学完成学业相对轻松,而要学习这门技术,至少要花上数十年功夫,即使学成之后,也很难成为谋生的手段。因此很多家庭就更不愿意让孩子学习这门技艺。 与歙砚一样,徽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记者在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看到,制作徽墨的车间里弥漫着夹杂有刺鼻气味的浓烟,工人大多都从事体力劳动。“光是这臭味就足以熏走不少年轻人,现在只有上色的车间里还有几个年轻女工。”厂长周洪美说,“厂里的老工人都做了多年的徽墨,没有其他手艺,一辈子就只能做墨。这一代人之后,可能就没人会这门手艺了。” 此外,周洪美还认为,虽然现在有这么多人在制作徽墨和歙砚,但他们都只是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事业和艺术,自然也就很难成就大师级的工匠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人”比起来,“材”才是当前徽墨和歙砚传承中最紧迫也是难逾越的困难。 徽墨主要包括松烟墨、油烟墨和炭黑墨。黄山地区盛产透脂松(黄山松),是制作松烟墨的最好材料,而这一地区的水质也好。但随着近年松烟墨产量大增,过度消耗了原材料,当地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而松树的生长周期很长,黄山地区存蓄的透脂松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现在制作徽墨的原材料主要产自江西,但处于对环境保护的考虑,对松树的开发会越来越少,徽墨的生产也可能随之走上末路。”周洪美说。 另据了解,生产歙砚的石料主要产自江西婺源,唯一的一个老坑矿从南唐时期就已经开始开采,到现在这个矿里可供开采的石料已经很少了,上乘石料几乎绝迹。虽然歙县附近地区也产石料,但质地普遍不好,并且也即将枯竭。 “现在老坑矿石料已经是天价了,但还是供不应求。”专家曹介铭说,安徽歙砚厂是目前最大的歙砚生产厂,但库存仅有的500多吨老坑矿料最多也只够一年的生产用料。随着原料越来越少,找到新矿的可能性又几乎不存在,歙砚的消失已经成了早晚的事。 “前一段时间,日本就从中国买走了大量的制作徽墨、歙砚的原材料,等到我们资源枯竭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花高价从人家那里买回来!”周洪美说 对于徽墨和歙砚制作工艺这样的文化遗产,一旦失传,将很难再恢复。如何引导和规范这些文化遗产的传承,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日本就从中国买走了大量的制作徽墨、歙砚的原材料,等到我们资源枯竭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花高价从人家那里买回来!”周洪美告诉记者说。 黄山市文化局副局长胡建斌告诉记者,当地文化部门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做了各种探索,比如请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到职业学校讲学,向更多的年轻人传授制作工艺,但效果还不明显。“如果能从政策层面上进行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这些传统工艺,让他们把制作徽墨和歙砚当成一种事业,就能够避免后继无人的尴尬。” 此外,徽墨和歙砚制作即将面临“无米之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众多规模小、效率低的小作坊粗制滥造,消耗了大量原材料。还有相当一部分原材料和半成品被出口到了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周洪美建议政府应该制定相应政策,限制出口,规范生产,从而使这些文化遗产能够更长久地传承下去。 日前,苏格兰爱丁堡拍卖行里昂和坦布尔公司(Lyon and Turnbull)将拍卖苏格兰著名诗人罗伯特·彭斯的椅子,这把椅子估价5000英镑。 凡是对英国文学稍有涉猎的人,都会熟悉这位18世纪的诗人。他有一首极负盛名的爱情诗《一朵红红的玫瑰》流传最广:“啊,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它在六月里初开/啊,我的爱人像一曲甜美的歌/唱得那么合拍……”这首诗甚至被选进中国内陆许国璋教授主编的大学公共英语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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