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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大略汉武帝治国之道

 徒步者的收藏 2016-06-13

公元前141年,年仅16岁的刘彻即位做了皇帝,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在位54年,推行一系列“更化”新政,造就了“汉武盛世”。


太史公有言:“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汉武帝顺应国家历史发展潮流,带领国家从文景时期的“治世”走向属于自己时代的“盛世”,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评价道:“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对汉武帝一生功业和个人禀赋,其实可用四个字概括——雄才大略。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汉武帝以改革思路作为治国方略,实现国家走向强盛的治国之道。



“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而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这是思想家、政论家董仲舒向武帝呈上的一封纵论改革弊政的对策文书中的话。“更化”指的就是改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士人针对汉武帝时代以前的国家现状不满,要求推行改革,武帝当即采纳,遂全新改革旧弊。纵观历朝历代的改革,或大刀阔斧或小修小补,既有轰轰烈烈而伤筋动骨,又有满怀壮志最后无疾而终,如果改革不合时宜、不服水土,摄于利益集团的阻挠,那么便会中途夭折、积重难返,最后自然会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汉武帝的“更化”措施无不击中时弊、切中要害,正当其时、符合人意,毫不夸张地说,其统治中前期的革新措施,具有艺术性、技术性,体现其超高的政治智慧。


1、尊崇儒术,确立国家的主导统治思想


与其说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其独具慧眼,黄老之学不合时局发展,不如说是儒家学说的王道思想有利于汉武帝强力有为政治的推行,有利于汉家统治的巩固,双方只是顺应历史发展各取所需罢了。 


儒术的独尊经历了艰难险阻,汉初官方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的无为政治,与民休息。到了武帝即为初年,魏其(田蚡)、武安(窦婴)俱好儒术,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皆是儒生,朝中及民间形成了黄老之学与儒学的学术之争,武帝遂重用赵绾和王臧。但在作为黄老之术的信奉者——窦太后的镇压下,结果是赵绾、王臧被罢逐,丞相、太尉均被免,这虽然与当时最高权力的争夺有关,但说明了儒学开始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这也是儒学崛起时遭遇的挫折。

等到窦太后去世,武帝掌权后,董仲舒建言动用国家行政力量推行儒学,具体措施是兴办太学,培养儒学治国精英的后备干部。国家聘请博士官,讲授内容主要为儒家五经,博士弟子(西汉时称谓)、太学生(东汉时称谓)皆是精挑细选的,他们通过精学儒家经典,考试合格后出仕做官,甚至在皇帝身边做郎官。太学养士制度形成了天下读书人纷纷学习儒家经典的浓厚氛围,提高了儒家学术地位。尊崇儒术是武帝的一大改革,对后世影响极大,为历代君主沿用。


2、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


汉武帝欲整肃的地方势力主要是以诸侯王为代表的高层贵族和以地方豪强为代表的大族。


汉初郡(郡县)国(诸侯国)并行,这是适应楚汉争霸战争和建国后巩固政权的政治形势需要。但随着时局的发展,郡国并行,政令不一、有害统一的这一弊端逐渐显露。刘邦晚年整肃了异姓诸侯王,文景时期同姓诸侯王日益强大。武帝从制度建设入手,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在各个诸侯国内实行推恩令,简单说就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变为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所有儿子,形成直属中央政权的侯国。巩固了中央集权,避免“七国之乱”再次发生。推恩令施行的结果是“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涉而藩国自析”,说白了就是诸侯国分为众多小的采邑,仅仅存有少得可怜的租税而无法参与政事。推恩令成功施行的一大原因是武帝洞悉了人情世故,找准了改革的利益纷争点。加强中央集权的又一个政治策略是迁徙关中富豪到茂陵守陵,于无声息中打击地方豪强势力。这些无不表现出汉武帝政治改革的政治艺术性。


3、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决策权、执行权是权力运行的两大表现形式,而尤以决策权为重,

汉武帝为贬抑相权,增设新的决策机构——内朝,如重用文学侍从之臣,他们多以“中大夫”的身份,得以侍中用事。《汉书》曾称赞此措施,“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


汉武帝另一个削弱相权的举措是诛杀握有重权的丞相,以摧折丞相威势。据统计,到汉武帝晚年,共杀丞相5人,终武帝一朝,相权始终无法独大,有效防止了政出多门。实际上,汉武帝以强化中央集权的名义收地方权力于中央,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统一,有利于推动国家改革,而从历史来看,其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则更应给予批评。


4、经济集权,国家垄断经济政策


但凡一个政策的实行,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实情。汉武帝施行国家垄断经济政策的原因,一是长年累月的边境战争,耗费了大量国家府库财物,急需开辟财源;二是为了打击富商大贾,为了同政治领域的集权相协调一致,从经济上巩固中央集权。


汉武帝首先在帝国境域内进行了币制改革。当时有卓识的政论家、思想家反对私铸货币,汉武帝顺应时事,当机立断推行终其执政一生的货币改革。朝廷在上林苑设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时称“上林三官”,三官分工合作,形成了合理的生产流水线,有效保证了铸币的数量和质量。“上林三官五铢钱”工艺精良,制作规整,使盗铸者望而却步。


汉武帝以盐铁官营为核心的国家垄断经济政策有效打击了豪强贵族,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国家的对外征伐,其标志是任命齐地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总领盐铁事务。其基本规定是,在出产盐铁的地方,设置盐官和铁官,负责盐铁的生产和销售。


说到武帝的经济集权,不得不提一个重要人物——桑弘羊,他是后来盐铁官营政策及其他经济垄断措施的主要推行者和负责人。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来源于以太公、管仲为旗帜的齐地经济理论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理财学说,二者共同点就是主张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加以控制。桑弘羊为武帝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有效的财政支持,并使其垄断经济政策有条不紊运行着。


经济集权的同时,汉武帝也着手对帝国的财税体制进行革新。以家庭资产总量为基准,按照一定比例向国家上交赋税的“算缗”与“告缗令”——其实是最早的资产税被确立并广泛推行,取得了预期效果,进一步支持了对外战争。


5、开疆拓土,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根基


通过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集权,汉帝国实力如日中天,在对外交往方面大有作为,一改汉初对匈奴的和亲弭兵政策,汉武帝开始了北伐匈奴、南平百越、西通异域、东定朝鲜、经营西南夷。这里我们着重说一说北伐匈奴。


汉匈战争持续数十年,影响局势变化的大战有三次:


元朔二年,卫青采用远程奔袭战术,发动漠南之役。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设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实边。


元狩二年,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战术,发动河西之役。匈奴实力大损,打通汉与西域的通路,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采用快进、连续攻击战术,发动漠北之役。汉军长驱直入,深入匈奴腹地二千余里。经此一战,匈奴主力向西北迁徙,漠南无王庭。


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更化”新政,使汉武帝治下的帝国走向“盛世”,军事上的强盛更是水到渠成,自此统一而强盛的多民族国家和延绵数千年至今的“天下观”形成。

历史百家争鸣特约作者作品  文/烟雨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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