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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拜师记 中国文化书院古琴研究会马明芳 从贵阳回到北京已经七天了，脑海里总是浮现与师父相聚时的点点滴滴，我依然沉浸在寻师、访师、拜师的喜悦中。 初窥堂奥心驰神往 2015年11月中旬，我在长沙“十翼书院”学习易学时，米鸿宾老师课堂上给学员们推荐了《古代天文历法讲座》这本书。我回到北京，有幸在旧书网上买到一本。该书以讲座方式编排而成，作者用平实流畅的语言将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古代天文学讲得简单明了。拿到书的当天我就读完了全书的前四讲，第二天读完后面三讲。对四分历的编制、应用及历法上的几个问题，我只能用“初窥堂奥，心驰神往”形容那两天看书时的心境。 天文学一直是我感兴趣的学科，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曾选修天文学相关课程。我近几年着迷于古琴、传统乐律的研习，自然又接触到古代历法等问题，案头摆着多部天文学史、古代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我虽都仔细研读过，但苦于无法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古代天文历法讲座》的学习，我得以重新认识、推演四分历。该书依据史料及天象考证，确定四分历实施的年份为公元前427年。该书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加上“天象依据”，做到“三证合一”，将此方法用于铜器断代、武王克商的年份、西周纪年、屈原生辰、秦始皇崩卒日等方面的研究，结论都确凿可信。 该书作者张闻玉先生，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书中提到的张汝舟先生为先生的老师。 寻寻觅觅不负真心 我在一周内，就陆续买了张汝舟先生的《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和张闻玉先生的《辛巳文存》《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等书。 我在网上查了张汝舟、张闻玉先生的相关介绍，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天文或者物理的学科背景，只具有古代汉语、先秦史学等传统学科的深厚底蕴。我喜欢传统文化，但有时感觉会窒息在浩瀚的书海中，因此下决心要找到张闻玉先生当面求教。 我的书包里常带着《讲座》这本书，经常翻看。适逢年底，聚会较多，只要遇到有可能与这方面相关联的老师，一定向他们打听，是否认得贵州大学的张闻玉先生？是否知道张汝舟、张闻玉先生有关古代天文历法的理论？我很快了解到，大多数文史哲的专家们遇到古代天文学的问题是绕道走的，认为天文学是非常晦涩难懂的“天书”。尽管有老师听说过也看过这本书，但都不认识张闻玉先生。直到2016年1月16日，我去看望乐黛云先生时，向她讲起运用《讲座》中的月相定点说、“三证合一”的方法可以准确考订青铜器的年月日，从而研究西周纪年。乐先生非常感兴趣，并告诉我第二天贵州省文史馆顾久馆长会来拜访她，有机会获知张闻玉先生的联系方式。 与张闻玉先生第一次通电话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还记得当时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的感觉。因为临近春节，我没有如愿马上去贵阳拜访，只是通过电邮进行了自我介绍。三天后我就收到一本厚厚的赠书《西周纪年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上有先生的签名。 随后，先生加我为微信好友，与我多次用短信、微信联系。他似乎完全能够理解我近几年学习传统文化的困惑，甚至能够判断出我看书的进展。春节后，先生直接布置作业给我，让我试着推算几件铜器的实际天象。我依照他的提示按部就班地研读《西周纪年研究》这本书。当我按照四分历的法则推演出几件青铜器的实际天象，并与先生书中的结论完全一致时，那种欣喜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渐渐地，我才理解到张汝舟先生对《史记·历术甲子篇》和《汉书·律历志》中“次度”的解读意义，这是整套古代天文历法系统的基础，而结论完全吻合当时的实际天象。张闻玉先生在师说的基础上，将这套理论应用于青铜器的断代，通过对众多青铜器缜密的逻辑分析、严格的天象运算、符合史料的推理，进而推演出西周王年历表。 春节期间，我拜会了一位考古学家。他说，研究青铜器断代的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天文学家等好多领域的专家，目前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起码有三十几种说法，莫衷一是。 有几个问题困扰着我：为什么这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呢？是因为“月相定点”说与王国维的“月相四分”说相左，而王国维至高的学术地位导致这套理论影响比较小？还是因为文史学术界懂得天文历法的人太少，无法认定这套系统的正确性？ 但这些疑问丝毫没有影响我继续研读与学习古代天文历法的乐趣，我搜集了一些具体问题，准备有时机当面向先生请教。 相识如旧恍若经年 2月底，我满怀欣喜去长沙“十翼书院”上课，期间我跟张闻玉先生约好3月1日在贵州大学见面。我在高铁上翻阅先生的《辛巳文存》，文章包罗万象，涉及天文地理、诗词语法、社会现象、历史人物等等，每一篇都立意巧妙，视角独特，旁征博引，似一位智者在讲故事，引人入胜。 还没到贵阳，张闻玉先生就多次询问我的行程、住宿等问题，还特别安排研三女学生张婷一直陪伴我。 3月1日上午9：30，在贵州大学北校区内，我终于见到张闻玉先生，他衣着朴素，身材适中，精神矍铄，虽然已经是75岁的高龄，但他看上去也就六十多的样子。几句寒暄后，我们便直接去先生的家。他家里陈设简单舒适，最显眼的是书房那几个装满了书籍杂志的大书架。先生已经给我准备好许多研究必备的资料、书籍，有富余的书就赠送给我，只有单本的就送去楼下复印一本给我。随后，我们又去了先生的办公室——贵州大学人文楼一楼的先秦史研究中心，贵州大学去年返聘年逾古稀的先生担任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这里就是先生平日办公、会友、给学生授课的地方。靠窗三张办公桌，屋子正中是一套普通的沙发和一张茶几。环绕屋子四壁，门对面有装裱好的大幅周公圣像，相对是召伯“甘棠图”拓片，左墙高挂夏商周三代年表三个条幅，右墙是先生集联、顺真居士（张连顺老师）书写的“六经皆史三代乃根”的金文大横幅。办公室装修体现出先秦史研究、夏商周三代的特色，让人难忘。清华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可以形容此处。 先生可能顾念我是北方人，听贵州话有些吃力，所以他语速较缓慢。从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开始，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建构了中医、儒家、命理这三个主要学术层面。他说：“中国人做学问，由情入理，由辞章而经学而史学，才算走完一位学者的全过程。”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虽然不是我在直接提问，我内心的不少疑惑却已经涣然冰释。 谈到古代天文历法体系时，我讲起自己对这套体系理解以及应用意义，并汇报自己半年来的学习心得。先生认真倾听，不时点头微笑。通过交谈，我解除了那些长时间郁闷于心中的疑惑，也受到先生许多鼓励。恍惚间，我觉得一直就是这样与先生在一起向他讨教的，完全没有了陌生感，消除了心中的隔膜。 很快就到中午了，先生请我们去吃饭。 下午两点，我如约去办公室就具体问题再次请教先生。先生要求先将几本书的错印之处都一一改过来。他说，做学术，校勘这一课缺不得。有一处错误当时没有找到具体页码，先生回去找到了，晚上还发信息告诉我。一个小错也不放过，做学问就是要这样严谨，马虎不得。先生的言传身教，我铭记在心啊。 当我就具体历算推演问题、青铜器断代问题请教时，往往先生几句提示性的话就让我豁然开朗。先生说，学问必须是简明而实用的，科学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有普遍意义。科学是简明的，繁复深奥不是科学；还要实用，没有实用价值，也不是学问。 先生并没有天文学专业的学科背景，他毕业于中文系。他所研究的领域涉及古代汉语、易学、先秦史学、古代天文历法，他在夏商周年代学和青铜器断代方面的学术成就格外令人瞩目。能在某一方面精通已属难得，他如何能够做到精通多方面呢？“万事万物本同一理”，先生如是说。 第二天，拗不过先生的好意，他要带我去天河潭景区游览，品赏贵阳优美的自然风光，张婷也随行。天河潭不愧是名胜，随处瀑布高悬，随处潭水清澈。贵州的洞穴之美胜过“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贵州真是山好，水好，人更好。一路上，我们边游览边闲聊，先生讲到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都是“右派”，而且都是“极右”。张汝舟先生自不用说，五七年《贵州日报》花三天整版批判他的“三化”言论。讲课最好最受同学们崇敬的中学地理老师颜冬申也是在五七年划为“极右”，饱受折磨。文革后他获悉颜老师竟然在贵州茅台，就想方设法联系上，最后还协助颜老师调入贵州财经大学任教。颜冬申老师通过多年的辛勤耕耘，获得贵州省劳动模范称号，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先生与颜老师保持了一生的师生情谊。先生还谈到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他在毕节耕读师范学校工作期间，被教职员工们推选出来负责教学管理工作。他总是能够听取师生们的意见，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从而培养了宽厚豁达的品格。文革后先生再不参与政治活动，一心问学，淡泊名利。从他温和的语气中，我感到他是一位宽厚待人、同情弱者、广结善缘、乐于助人的大好人。文如其人，他的很多短文都流露出他的真性情、真风骨。 喜得明师终列门墙 此次行程千里，能够向先生当面请教实属幸事，而我内心里更期望长期跟随先生学习。于是，我冒昧地向先生提出可否拜他为师终身追随。看出我是真心实意的，先生欣然同意了。 3月3日上午10点，在先生的办公室，由顺真居士（张连顺老师）主持，阎平凡老师作证，举行了传统古法拜师仪式，我虔诚地向张闻玉先生行了跪拜礼。前辈黄侃（季刚）先生说：“我的学问都是磕头得来的，收弟子就得磕头。”行过跪拜礼，先生正式纳我为弟子。先生（以后得称师父了！）再次教导我，做学问要做到：不争论，不批判，自成一家言。这几句话算是“师训”，几天来先生多次提及，他慨叹真正做到并不容易。通过顺真居士的介绍，我才知道张汝舟先生是黄侃先生的嫡传弟子，张闻玉先生是章黄学派章太炎先生的第四代传人。能够得先生垂爱，实乃我平生之大幸事。我最终明确了这一生的治学方向。师恩难忘，我真诚感恩师父，感恩太师张汝舟先生，感恩太师黄季刚先生、章太炎先生。 拜师之日，恰逢先生75岁寿诞之期，也是贵州大学新学期之始，先生请诸位弟子小聚“雨虹阁”，我也以新弟子身份叨陪末座，同门师徒相会，其乐融融。品味茅台佳酿，浅斟慢酌，我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身怀绝学抱朴守常 在校园里随先生走着，耳边常响起“张老师”、“张教授”的招呼声，先生也总是微笑着回应。无论小饭馆老板、书店业主、复印社员工，他们都与先生非常熟悉，先生与他们说话如同家人一般友善亲切。他笑声爽朗，其他人也总是满脸喜气地与他打招呼。最有意思的是，有位退休老教师晚上想打小麻将凑不够人手，“三缺一”，还要先生帮忙联系人，而先生竟也认真地促成，不使失望。助人为乐，的确是先生的美德。 先生虽学识渊博，但如果只是日常与之相处，没有人会想到他身负绝学。《菜根谭》里的句子“神气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似在说先生。在“大师”“能人”甚嚣尘上的年代，竟有这样一位智者能够时时处处替他人着想，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即使是向先生请教学术问题时，他也尽量用平实的语言来解说，一如他的写作风格。说者无意，听者常能感受到他智慧的光芒闪现。 三日相聚，十分不舍。临别时，先生与师母还亲自送我到校园的大门口，给司机指明去贵阳北站的具体路径，唯恐司机绕路误了我的行程。 回京几日来，我常常想起先生的话——做学问就要做三百年也不过时的真学问。这是何等的胸怀与气度！张汝舟先生创始的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经过张闻玉先生的发扬光大，现在已经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果实，令学术界瞩目。张闻玉先生的格言“不争论，不批判，自成一家言”也给我以无限的启发。有师若此，幸甚至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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