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市”真的是瓶窑古称吗？

瓶窑古称亭市一直以来都是瓶窑地名历史溯源的主流说法。《余杭县志》说“瓶窑镇原名亭市。唐宋时，居民多以埏埴为业。窑山上‘陶穴栉比’，镇因以为名”,有些文章著作进一步考证说“南宋咸淳临安府志说镇北小山古称亭市山，山下村落以山名，故瓶窑旧称亭市。宋代亭市山南麓建窑烧制陶瓶，始称窑山，亭市村因此得名瓶窑”。而另一本地名历史权威出版物《浙江区划地名溯源》（浙江省民政厅,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却提出了另一种说法：“【瓶窑镇】…镇北的窑山原名横山，唐代建窑烧瓶，始称窑山，瓶窑因此得名”。

那么“亭市到底是不是瓶窑古称”或者说“亭市山到底是不是窑山”呢？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在古代史料中寻找线索是个最好的选择。

目前能够读到的古代方志史料相当丰富，通过查阅与检索这些与瓶窑地名历史有关的古籍史料，可以发现亭市山就是窑山的说法已经有230多年的历史，很多方志史料线索清晰地勾勒出古人是如何把亭市山和窑山关联起来的历史脉络：亭市山至少在一千年前就被古代地理志书记载，随后的800年间亭市山的地理空间“被迁徙”了二次，其间经历了离奇迷失和失而求得的曲折过程，最终在清朝乾隆年间被戏剧性地与窑山划上了等号。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史料中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地名嬗变端倪，又可以帮助我们得出怎么样的历史判断。

一、亭市山的最早历史记载

约公元987年，《太平寰宇记》（北宋乐史）在叙钱塘县山水形胜时说：“亭市山  郡国志云杭州亭市山余石乡亭市村人悉作大瓮今谓之浙瓮是此地所出”（卷93杭州），但亭市山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的最早年代已经不可考了。古代地理志书中以郡国志为名的只有《后汉书·郡国志》（南朝范晔，约成书于公元445年），在这部古籍中却找不到一处被引原文（寰宇记全书总共有354处引自郡国志）。根据乐史在自序中说的“虽则贾躭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国志……”，现在学术界倾向于寰宇记所引的郡国志应该是成书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的《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地理总志）。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晋时吴郡太守袁山松（又作袁崧，公元401年前在世）曾著有已佚的百卷《郡国志》，但提不出更有力的史料佐证。倒是在现存于世的《元和郡县志》（图已尽佚）上找到了36条文字与寰宇记对得上号，专家们认为《元和郡县图志》的原始版本应该有50卷，比现存40卷版本更为详尽。

目前看来，在没有发现新的史料证据前，尽管亭市山最早的历史记录大概可以上溯到唐朝中期，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记载文字就是北宋寰宇记上的这33个字，且后世绝大部分志书都是据此记载亭市山的。

古代地理志书相对来说比较严谨客观，很多是以亲身游历为基础的，迥然不同于那些专事搜神志异的杂记。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作为官修地理总志对后世地志影响巨大，清人孙星衍评述前者“无此书而地理之学几绝矣”。有理由认为寰宇记的记载大体可信，历史上可能确实存在过以瓮闻名的亭市山。

二、亭市山第一次“被迁徙”

寰宇记把亭市山列为钱塘县10山（灵隐、定山、巨石、石膏、亭市、金鹅、马嗥、粟山、凤凰和秦望）之一，而瓶窑地方又是在钱塘县界的西北部，亭市山就是窑山的历史判断看起来很顺理成章，结果却因发生在南宋末年那场有关亭市山地理方位的历史认知分歧变成了问号。

南宋临安三志中，年代最早的《乾道临安志》（南宋周淙，成书于1169年)因散佚过多仅存三卷，是否曾记载过亭市山已经无法查考。《淳佑临安志》（南宋陈仁玉，曾误为施谔，成书于1252年）按方位远近依序交错记载了一府二赤（钱塘、仁和）的99座山名，《咸淳临安志》（南宋潜说友，成书于1268年）共记载了一府九县240多座（含一府二赤94座）山名。石膏和亭市二山被淳佑志和咸淳志列在城东和城东北诸山，与其他仁和县界的山放在了一起：临平、桐扣、皋亭、青龙、母山、佛日、石膏、黄鹤、超山、亭市、龙珠、泰山、大旗、南鲍、南山。这15座山除了石膏和亭市，其余山名基本沿用到今天并能在皋亭—黄鹤山群（临平山与超山属于同一山群外围山）中找到。可以说，南宋方志虽然没有明说亭市山属哪里但却已经在事实上把亭市山列到仁和县界了。

而比咸淳志稍晚几年的《梦粱录》（南宋吴自牧，约成书于1274年）则明确称“仁和县界东北有黄鹤山、永和等乡超山亭市龙珠山大旗山……”（卷11诸山岩）。在此后的500多年间，古人们一直把亭市山列在仁和县界，包括目前仅存的二部仁和县志（嘉靖、康熙）都把它列入本县山川，而期间钱塘志（万历、康熙）皆不载亭市山，看起来那时候的古人基本都认可了亭市山在仁和县。

三、万历年间的地理新发现

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万历杭州府志》（由曾任云南左布政使的钱塘人陈善主纂）在叙仁和城外诸山时写了很长一段按语“善曰：境内山川非亲历其地无以知其名称之殊、高广之数，旧志漫寻故牒舛谬实多。予故专命数人裹粮而往、载笔以行，遵山蹑峤、询诸父老，并山中所产即时劄记，既已悉其种种秉椠者，因得以施绘彩焉。今所志补旧所遗者什三、订诸所误者什五，惜外七县不能尽历耳。后之志吾郡者苟能订吾谬误，取七县而细考之岂不幸哉”。

就在这种严谨的、类似于现代田野调查的实地核查下，在钱塘仁和地方有了地理新发现，一共补记了被前志遗留的13座山和纠正了15座山的记载错误。这些发现中跟我们话题密切相关的有二点：

一是在这之前的近600年中不断被言之凿凿地引载的亭市山居然匿迹无踪了：“石膏东山马嗥亭市皆旧志所有于今无考，姑依旧志录之以备参访”（卷20仁和县山川），以至于100多年后的《康熙仁和县志》（清赵世安，约刊刻于1687年）修纂者还发出如此感慨：“夫以巍然大山，地非广绝面积，入迹无稽，抑独何与”（卷3山川）。

二是窑山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奇地出现了：“窑山  在县治北七十里，高七十丈周回四里，形如覆掌、窑屋重叠、盘曲与山、上下势若蟠龙，去西半里即余杭界【旧志无】”（万历府志卷20钱塘县山川），“旧志无”三个字毫无疑问表明是第一次记载在方志中。当然窑山高七十丈的“高广之数”显然夸张，按明朝一丈约相当于今天的3.11米计算，窑山由低矮孤丘凭空变成超过217米的高竣大山。而在同一府志中，实际海拨高度确实为217米的临平山仅为“高六十丈”、260米的超山更是只有“五十三丈”，是目测错误还是误书误刻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陈善将亭市山和窑山分记于仁和与钱塘，且无任何关联性推测，因此可以肯定修志者这时还没有把“亭市山”和“窑山”简单等同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此时，所有与钱塘山川有关的方志史料中还不见横山的片字只语，倒是仁和县记有横山、小横山和东西横山。直到约140年后的《康熙钱塘县志》（清魏山原，1718年）才突然出现一种新说法“窑山  旧名横山，郡志在县北七十里，高七十丈周回四里，窑屋绕山、上下重叠名瓶窑，有瓶窑镇”（卷2山川上），至于旧名横山是怎么考证出来的并没有交代也不见其他志书有记载。历史上一山多名情况并不鲜见，也许是山上陶户窑民称窑山、山下农户里人叫横山。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浙江区划地名溯源》“窑山原名横山”一说的原始史料出处？

四、亭市山的失而“求”得

亭市山的消失和窑山的发现蹊跷地出现在同一个时段里，不可能不引起关注与猜度：亭市山的匿迹无考不正好说明是前人把亭市山弄错了县界方位，而窑山的横空出世又反过来证明它就是亭市山吗？

200年后，确实有古人这么想并这么做了。

1784年，《乾隆杭州府志》（邵晋涵总修）在叙钱塘山川时连续摘引了四条经典史料后宣布亭市山就是窑山：“窑山  在县北七十里高七十丈周回四里形如覆掌窑屋重叠盘曲与山上下势若蟠龙去西半里即余杭界【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旧名横山绕山皆窑屋名瓶窑有瓶窑镇【钱塘县志】亭市山  郡国志云杭州亭市山在余石乡亭市村人悉作大瓮今人谓之浙瓮是此地所出【太平寰宇记】亭市山多陶户今谓之浙瓮【咸淳志】  按此山当即窑山近志列仁和县非”（卷14钱塘县山川）——最后一句话正是“亭市山即窑山”一说的发端，山也再次“被迁徙”到钱塘。又100年后，《光绪（民国）杭州府志》（清龚嘉儁，1886年始修1922年刊印）就直接写成了“亭市山今名窑山”（卷21钱塘县山川）。

为什么乾隆府志会作出“亭市山即窑山”的判定呢？后面的一段话透出些许玄机“寰宇记本舆亭市石膏二山并载钱塘县，咸淳志合二县山为一卷不标明何县，附识于此以备参考”（卷17仁和县山川），换言之，寰宇记本来就把亭市山记在钱塘县，咸淳志合而不标明何县，所以把亭市列在仁和县是错误的。但是亭市山即窑山的理由仍然没有充分论证，难道仅仅是因为亭市产瓮而窑山有窑，又凑巧在同一时间迷失和现身？

客观地说，乾隆时亭市山的复活并不是出于对史料证据的严谨考证或新史料的发现才失而复得，而是通过对现有史料片断主观判读出来的一个看起来合符情理的结果，称其为“失而求得”非常适当。

既然是“寰宇记本舆亭市石膏二山并载钱塘县”给了乾隆府志作出亭市即窑山判断的灵感与缘由，那就让我们再回到《太平寰宇记》，看看亭市山记载文字中还隐藏着什么地名历史密码。

五、神秘的余石乡

寰宇记引郡国志称亭市山在余石乡，可以说余石乡就是破解亭市之谜的第一把密钥。根据现有史料，钱塘县旧有25乡、北宋初10乡、寰宇记时11乡、咸淳志时13乡，而乡都名称一直到咸淳志才有完整记录，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余石乡名字了。除此之外，现存方志史料中再也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历史线索，余石乡成了难以追溯前生后世的历史迷团。可能就是因为余石乡的不可考，才成为后来亭市山被凭空搬来搬去的历史缘由，也是后来所有力证亭市即窑山的文字几乎都刻意回避提到余石乡的现实原因。

虽然在史料记载上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但是从寰宇记和临安三志的编纂背景来看，也许能帮助我们得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历史判断。

乐史（江西宜黄人）著寰宇记时远在京城汴梁，没有证据表明他亲历过杭州山水，除了前志史料（寰宇记总共引用了约200种史书地志）外，主要只能依据公文案牍和文献典籍来编纂。仁和县的前身是由钱塘、盐官二县析地而置的钱江县，当时北宋立国时间不长，仁和县又新置不足10年，从杭州送达朝廷有关仁和县的界址资料不一定很完整，因此乐史在标注钱塘、盐官旧地上的地理事物时很可能因析地不清造成误识。如寰宇记对临平湖的标注就是这样：临平湖在北宋以前属盐官县，元和郡县志等前志都把临平湖记为盐官县界（因盐官在唐初曾短暂并入钱塘，也有部分志书记为钱塘）。宋初临平湖已划入仁和县长乐乡，但寰宇记仍记在盐官县。从《舆地广记》（欧阳忞，撰于1111至1117年之间）将其改识为仁和县开始，后世志书均列临平湖为仁和县界。

反观临安三志的主修者除了身为本地官员（长兴人周淙和缙云人潜说友都是时任临安知府，仙居人陈仁玉曾任浙东安抚使），还占有在本地组织纂修的便利，所籍的舆图册籍资料更详尽丰富，又有亲历查考或询诸父老的条件。特别是在仁和析置过程中，余石乡可能被拆分改名，与政权治理有关的田亩人口税赋等册籍档案会被记录与移交。而修乾道志时南宋定都杭州仅38年，当时府县衙门很可能还留存有钱塘仁和界址析分案牍，因此改动亭市山的县界归属可能有相当充分的资料依据。

六、隐藏在“浙瓮”中的地理信息

出乎一般人的意料，浙瓮一词确实隐藏着一些有用的地理方位信息，成为帮助我们破解亭市之谜的第二把密钥，因为当时“浙”并不是地名简称而是江名简称。

以“浙”字命名政区名称始于北宋至道三年（997年）设置的二浙路（统辖北至苏州常州、南至台州温州的大片区域），“浙江”作为省级政区名称始于元朝，真正作为省名是在明朝。在寰宇记成书年代之前，“浙”就是浙水（又名淛水、渐江等，即浙江）的简称，“浙瓮”一词的含义并不是“浙江地方出产的瓮”而是特指“浙水江边出产的瓮”，据此可以推断亭市山应该离浙江下游钱塘江边不远。如果亭市真的是窑山的前身，那么亭市瓮叫“苕瓮”的可能性恐怕要比“浙瓮”更大吧？

古代钱塘江的水道并不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走向，历史上钱塘江在仁和县境内曾与二个湖相通，《水经注》（北魏郦道元，约公元6世纪）说“浙江北合诏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诏息之名也。浙江又东合临平湖”（卷40渐江水），康熙仁和志也说梁龙德四年（公元924年）初置钱江县时“其时临平一湖尚与江水合也”（卷1封畛沿革）。诏息湖（又作御息湖）旧地今在杭州市石桥镇北面一带，临平湖则在临平山东南五里，分别在皋亭—黄鹤山群的西南和东北。二湖时与浙江合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古时候钱塘江离皋亭—黄鹤山群很接近或有水道相通。

前文提到，淳佑志和咸淳志列亭市于皋亭—黄鹤山群，且排在超山之后龙珠山之前。按淳佑志山川卷记载，龙珠山“在仁和县肇元乡五都，高约六七丈，形圆象珠，与皋亭山黄鹤众山相望，一名巧山”，其方位应在诏息湖北面，现在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还有一座低矮的巧山。而在古临平湖西南、也与皋亭黄鹤相望的仁和县长乐乡地界，现今犹存一座龙珠山，即星桥天都公园小山。根据这些线索推断，历史上如果真的存在过亭市山的话，其地理坐标最有可能在古仁和县太平乡以北、肇元乡至永和乡一带（即今天的杭钢至崇贤、康桥一带），在临平山到星桥一带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当然，这个猜测只能等待新的考古发现来证实了。

七、亭市瓮业的湮废

为什么万历年间陈善派人实地核查时会找不到亭市山呢？

亭市山的瓮业可能在唐以前繁荣一时，浙瓮之名在郡国志成书时候曾具有一定地域影响力，以至于千百年来一直被后世各种方志史料甚至诗赋所引载，直到清朝雍正年间还有钱塘文人沈嘉辙在《南宋杂事诗》（1729年前后）中写下“野溪亭市列柴门，陶户家家作酒罇，纵有龙纹白芨碎，新窑青器已无伦”的诗句，并在诗后附注典故时将浙瓮与南宋哥窑名品“白芨碎”相提并论。乾隆年间又将浙瓮作为宋器种类写入《陶说》（朱琰，刊刻于1774年）。

奇怪的是，自咸淳志起直到万历府志三百多年间的所有方志中，浙瓮的名字只出现在山川卷中成为亭市山的山名典故，而物产、土产、货之品及土贡卷全部没有留下浙瓮的身影。南宋初亡时追记都城风貌的专著《梦粱录》在物产和诸色杂货中写了数百种出产货品，连瓯碗碟盏全都写到，浙瓮诺大的名头却并没有留下片字只语。元末明初陶宗仪《缀耕录》上记述了宋代福建乌泥窑、杭州余杭窑和续窑等民间窑口，也不见亭市浙瓮。

因此，亭市山的浙瓮业很可能在北宋以前、最晚不过南宋就已经衰落湮废荡然无存了。因为古代窑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很低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又很大，元代蒋祁在《陶记》中说“一里窑五里焦”，当一处窑场不足以支撑其持续发展时，窑弃人走是很自然的。数个世纪后，当昔日亭市恢复植被适宜垦作时，新来的耕户怎么还能说得上亭市的往事？

八、窑山陶业兴衰

当元和郡县志记载亭市瓮业兴盛之时，归珧还未开凿北湖，钱余交界处还没有形成中心镇市。北湖初开时面积约有35.5平方公里，东界与北界均至苕溪险塘，窑山只是北湖边的一座无名小山（或者被称为横山），因此唐宋时窑山就筑窑烧瓶的说法很可能只是由亭市山的历史记载引申附会出来的。

窑山建窑业陶应该在明成化中期以后，因为540年前的《成化杭州府志》（明夏时正，1475年）除了引用前志亭市山文字外，还没有窑山业陶的任何记载，至少是还未达到大规模生产阶段，因影响力较小而未被发现。

窑山陶业在万历七年被发现记载时已经非常兴盛，有文章据“《杭县志稿》引万历志说‘瓶罂缶，出钱塘瓶窑，今此镇不出售窑久矣’”，断定瓶窑陶业在明中期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个误读。万历志没有“今此镇不出售窑久矣”一语，这应该是抗战结束开修杭县志时的事。而且距万历志40多年后的天启元年（1621年），万历首辅大臣朱国桢还在《瓶窑重建真寂禅院记》中描述了窑山业陶盛况，其文字成为后世美誉瓶窑的主要史料元素之一。

窑山陶业很可能因兵燹而突然衰败于明末清初。从明末乙酉（1645年）到辛丑（1661年）的十多年间，瓶窑一带曾是南明鲁监国政权与清军之间攻守杭城的外围战场。晚清钱塘著名文人丁丙在《三塘渔唱》（初刻于1898年）留有“虎彪乡里捍艰难，伯锡崇仁驻虎山，螳臂双撑忠血碧，瓶窑千古泪潺潺”诗句，典故引自高承埏《自靖录》：“仁和县乡绅总兵虎彪字起凡，屯营天目往来安溪径山瓶窑，所统五六千人战死。崇仁伯王唐俊武举，乙酉闰六月与挂平原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仁武伯姚志卓各起兵于余杭瓶窑之间。俊驻虎山十余年，监国封崇仁伯，以秀水诸生金瓯监其军，俊于辛丑冬粮尽散其众，壬寅正月瓯被执死，俊挺身慷慨就死”(按：虎彪应为唐彪，清李天根著于1747年的《爝火录》称乙酉冬十月十六日甲午“鲁王总兵唐彪与大清兵战于瓶窑，杀伤相当”）。

而仁和人金堡（字卫公，1614—1681年）在给南明鲁王朱以海的奏疏中提到了瓶窑副将姚志卓收复余杭后，清军对瓶窑的乘虚焚毁：“……不幸南畿再陷、武林失守，职避地禹航，潜结乡勇，与镇臣姚志卓协谋抗虏。复城之后，虏乘虚焚瓶窑、入石濑，职几死虏手”（《岭海焚余》再上鲁藩启）。史称大量江南民众及手工业者因强烈反对清廷的剃发令而投身南明小朝廷的抗清斗争，加上连年战火必然造成窑户流离失所，这直接导致了窑山陶业的崩塌。

到十九世纪初，窑山陶业应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嘉庆年间余杭县人潘瑗在《南湖水利论》中为治理南湖淤积献策说“窃见钱、余接壤，砖瓦窑场不下数十座，俱用坯泥，不可胜计……旋相度形势，择近南湖塘高阜之地，建筑砖瓦窑数十座，凡向在钱、余接壤建窑者，禁令停止，俱使赴南湖取泥作坯，积一二十年，土逐消去，湖量自多容纳矣”（《嘉庆余杭县志》山水四，清张吉安，1808年）。

庚辛浙变（1860—1861年）后，太平天国占领杭州3年，期间杭州人口由81万锐减为7万多。瓶窑作为太平天国的输杭粮道被太平天国军控制，丁丙的《庚辛泣杭录》记录了清军为断其粮道对瓶窑的几场战事。这次战火彻底摧毁了窑山陶业，从此再无复苏之望。光绪十三年（1888年），丁丙受命挑浚西险大塘时写下了“险塘西岸宿沙痕，仿佛当年亭市村，草绿窑山烟火灭，土花犹胜破瓶盆”（《三塘渔唱》卷下）的诗句，让我们感受到了窑山因窑废已久满山泛绿，山上的苔藓比残瓶破盆更夺目的凄怆景象。

九、瓶窑和瓶窑镇

从南宋至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前长达七、八个世纪时间里，现今瓶窑地方一直稳定地属钱塘县孝女北乡所管五里之一的上墟，并与余杭县的常熟乡接壤。

目前能够读到的关于瓶窑的最早记载文字还是出现在436年前的《万历杭州府志》上：“瓶罂瓮缶【今出钱塘瓶窑】”（卷32土产 货之属），“瓶窑镇  去县东三十里与钱塘接界，镇之大半属钱塘”（卷34余杭县镇市）。这二段记叙文字没有注明“旧志无”，而万历府志前的成化府志也没有瓶窑的记载，所以我们还无从判断瓶窑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记载在什么史料上的。但有二点值得说一下：

其一是“钱塘瓶窑”所称的瓶窑还没有演变成地名，而是一种陶窑的窑型名称。明朝《天工开物》（宋应星，1637年）说“凡陶家为缶属，其类百千。大者缸瓮，中者钵盂，小者瓶罐，……凡瓶窑烧小器，缸窑烧大器。山西、浙江省分缸窑、瓶窑，余省则合一处为之”（“罂瓮”篇），所以康熙钱塘志才会说“窑屋绕山上下重叠名瓶窑有瓶窑镇”，前一瓶窑显指窑制。由此，现今瓶窑的地名其实是因窑制得名，如果真是因山得名那么就应该叫窑山镇了。

其二是大半属钱塘的瓶窑镇为什么会奇怪地被记载在余杭县市镇里，且后来的《万历余杭县志》、《康熙余杭县志》、《乾隆杭州府志》、《嘉庆余杭县志》也是全部列瓶窑镇为余杭县市镇？因为“瓶窑镇”并不是一级政区建制名称，“商贾所集谓之镇”，仅由县衙派出监官或机构执行火禁、酒税等事务并没有完整的政府治理架构。明代余杭县界的北湖淤积后吸引了大批流民垦殖，逐渐形成墟集进而发展成市镇，余杭县可能先在本县境内常熟乡行使课税管理，后因陶户窑民生活所需，交易中心逐步移到钱塘境内的窑山脚下，慢慢形成了交易多在钱塘县、税赋却在余杭县的特殊局面。

瓶窑作为一级政区名称的确立始于清亡前夕。宣统元年（1909年）“移府同知驻瓶窑”（《清史稿》，浙江地理卷志四十），次年（1910年）“定自治区域计城一乡七钱塘城湖墅乡江干乡西湖乡上四乡调露乡钦履乡瓶窑乡【新纂】”（光绪民国府志，卷五钱塘乡里），自此瓶窑才正式成为行政建制意义上的地名。

十、结语

地名是一息尚存的历史，而历史唯其真实才能传承。

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片断拼接不起真实的历史，亭市山和窑山各有自己的缘起与归宿，而231年前的历史误判也终须有明辩之日。

存此一家之言以待方家指正。

 

                           

                                      2015.11.30改定于瓶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