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楼兰艺术看希腊化艺术的东传陈晓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生)公元前4世纪初,希腊雄主亚历山大为了“把战争带给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发动了一系列征服东方的战争。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因患疟疾在巴比伦去世,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随即分裂为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两河流域的塞琉古王国以及中亚的大夏王国等希腊化王国。在此后三百年当中,希腊文明随着希腊化王国对亚洲的统治而在东方各地生根开花,东方被希腊化了。同时,希腊文明也在接受东方文化的洗礼。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埃及、波斯、大夏以及印度等地古文明相互融合的历史,史称“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直至公元前30年罗马人推翻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埃及托勒密王朝为止。
一、法显笔下的“四方僧房”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并在他的游记中留下了对西域佛寺的最早记录。法显对西域佛寺的描述言简意赅,只对塔里木盆地西南的于阗佛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他说:“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约4.5米)。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需。”于阗、楼兰皆地处沙漠干旱地带,植被贫瘠,当地人散居在河流冲积出的沙漠绿洲上。佛寺也随居民点分布,星罗棋布地建在沙漠边缘的小绿洲上。 据考古发现,法显笔下的西域佛寺,平面呈方形,中间为佛塔(晚期改为佛像),四周环以单层或多层围墙,围墙上绘有壁画,在围墙与佛塔或围墙之间构成礼拜道,今称“回字形佛寺”。法显所说的“四方僧房”,则是指僧人生活起居的场所,围绕着一个方形院落,四边各建一排僧房。 尽管楼兰LB遗址的露天佛塔残缺(插图 4)不全,但佛寺内供养佛塔的残余部分仍可复原出这类佛塔的完整形式。其突出特点是:小塔(插图 5)四周有栏杆(插图 6)环绕[4]。据《摩诃僧祗律》卷三十三记载:“作塔法者,下基四方周匝框栏循,圆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槃盖,长表轮相。”据此,楼兰LB佛塔当即佛典所谓“栏循式佛塔”。耐人寻味是,楼兰LB佛寺(插图 3)和公元3-9世纪西域流行的回字形佛寺不尽相同,只有单层木骨泥墙,围墙上无壁画,用木雕装饰,佛寺内供养栏楯式佛塔。此外,LB佛寺的装饰艺术也和塔里木盆地其他佛寺迴然不同,具有浓郁的希腊化艺术风格。 二、犍陀罗艺术之光楼兰LB佛寺与米兰佛寺的情况非常相似,只是西域艺术家在LB佛寺创作的不是壁画,而是具有浓郁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佛教木雕。例如:楼兰LB.II佛寺出土的一件木雕,装饰立佛形象[5]。这种纵排的立佛像在犍陀罗艺术中极为常见,作为主体雕刻的边界装饰。LB.II的这件木雕,无疑也是用作寺内主体装饰的侧边柱。楼兰LB佛寺犍陀罗艺术风格更为鲜明地表现在装饰艺术方面。塔里木盆地现存最早的佛寺在今新疆若羌县的米兰,尽管人们对米兰佛寺(插图 7)的年代尚存争议,但是中外研究者一直认为它是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佛寺之一。这个认识主要基于米兰佛寺壁画(插图 8)的艺术风格,具有公元2-3世纪犍陀罗艺术的特点。然而,犍陀罗艺术主要表现为希腊化雕刻艺术,基本上没有任何壁画。由于塔里木盆地没有适于雕刻的石材,所以西域艺术家运用犍陀罗艺术的表现手法,在米兰佛寺创作了大批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壁画。
楼兰地处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是帕提亚艺术、大夏艺术等多种艺术交流传播的必经之地。楼兰LB佛寺作为塔里木盆地的佛教传播中心,也融汇和吸收了各个艺术流派的精华。 公元前3世纪,帕提亚帝国在伊朗高原兴起,建立了横贯亚洲大陆的大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安息国”。帕提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往来十分密切,公元148年,帕提亚王子安世高曾来中国传布佛教,并把大批西域文字的佛典译成汉文。据我们复原,楼兰LB佛寺有一件格里芬守护花瓶题材的木雕,生动展现了帕提亚艺术对楼兰艺术的影响[7]。 格里芬来自希腊神话,往往表现为带翼狮子。帕提亚人酷爱希腊艺术,创造出格里芬守护花瓶的题材,大英博物馆就收藏了这样一件公元3世纪初的石雕[8]。这个题材又被楼兰人用在佛寺装饰艺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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