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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序 ——乙未年丁亥戊申于沪罗秀路北雁庐 【注1：笔者高中山西省康杰中学】 【注2：期间曾与同门师弟台岛成功大学陆广安先生有关此文相互问学，不敢专美，在此谢过】
一 汉河东地域风习何如？ 河东在战国秦汉时期所指地域范围比较稳定，辖境相当于今山西西南沁水以西、霍山以南的运城、临汾地区，此区域在先秦秦汉史中地位较为重要，如毛汉光先生所说：“以西汉而论，京师设在长安，有京兆、冯翊、扶风，是谓三辅：河东、河内、河南，是谓三河；又有弘农，皆司隶校尉所察。以东汉而论，京师设在洛阳，河东更为重要，七郡亦属司隶管辖。如果以全国疆域而言，中古时期的长安地区、洛阳地区与河东地区，似乎构成一个心脏地带”。河东不仅政治地位重要，经济亦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探究汉代河东郡之地域风习颇有意义。“地域风习，即地域之士风民习，也即一定时期内陆方精英与一般民众共同的风俗习惯。地域风习的形成，原因多样，概而因之，有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两种。前者指气候、地理、山脉、水流等自然要素，后者指人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力时形成的诸种现象和规律”。笔者在研读史料时发现，史家对当时河东地域风习之评价大致如下： 1、《史记·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 2、《汉书·地理志》篇末朱赣论各地风俗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寘诸河之侧’……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沨沨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现代学者提及汉代区域文化时（多偏重于西汉时期的讨论），也都是根据以上两位史家的描述，将此地划分成一个独立的风俗区或者亚区，对河东的风俗评价也大都依据上述两种史料，大致可归为两种： 第一，纤俭习事。这是根据自然环境而得出的民风特征，犹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乃由经济活动而引起，大凡交通便利、“土地狭小、民人众”之地都会有此民风，河东处于“三河之中”，其地理环境优越，交通方便，恰恰符合这些外部条件。 第二，有先王遗教、深思。大凡文明起源较早的地带特别是中原地带皆有此评价，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评价关中地区时说：“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同传稍后又说道：“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故尚忠朴，犹有先王遗风……”，可知所谓的有先王遗教（遗风）之评价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中心地带皆为适用。从《汉书·地理志》中对河东郡的描述可以看出，此地“有先王遗教”还是春秋时季札听《诗经》而品评《唐风》和《魏风》所做出的结论，经过战国、秦、楚汉之际的时代变迁，这种民风在两汉的河东郡是否仍是如此实不得知。况且以上描述也未免过于笼统，虽有微言大义之感，但终究令人难以把握。 此外，可知有卢云先生《汉晋文化地理》一书对于汉晋时代学术文化区域特征进行过广泛探讨，但对河东这一区域在汉时的文化状况却未有涉及，只是提及该地文教状况在魏晋以后的显著发展。基于以上事实，笔者认为应重新仔细研读史料，抽丝剥茧，以期对两汉河东郡的地域风习有更加深入地认识与把握。
二 以史传河东人士为对象初步考察河东地域风习 要对河东的人文环境有较深层次的理解，还需通过了解有载于史的此地人士入手，这里所说的“河东人士”，不单包括两汉时期籍贯为此地或生长于斯之人，亦包含在河东度过人生重要阶段的历史人物。当然，从人物研究入手，未必能全面详尽地揭示彼时该地人文环境之总貌，但诚如史念海先生所说：“各人的际遇难得尽属一律，而其本贯乡里久居之地，环境熏陶习染，也不能就没有一点关系”。河东地域狭小，在出土资料不甚详细与明确状况之下，通过有史可考者的生平事迹、职业取向等情况，或可大致勾勒出当时河东之社会风貌。就此笔者以《史记》、《汉书》入手，排比出西汉时期于河东郡有较大关联、记载比较详细之历史人物，主要分以下两类：第一，籍贯为河东郡者，如周亚夫、郅都、卫子夫、卫青、霍去病、曹襄、张隆、张次公、李文、胡建、尹翁归、周阳由、义纵、咸宣、霍光、闳孺、暴胜之。第二，与河东有很大关联者，有季布、曹参、周勃、田延年等四位历史人物。 仔细分析这些人物，季布、曹参、周勃三位为汉初在河东任职或者封于此地的功臣（曹、周皆以军功而封），皆出身军功行伍；周亚夫、曹襄乃功臣（周勃、曹参）后裔，亦事武职；卫青、霍去病、霍光、张次公其实都可算是与“平阳侯”家关系较为密切之人物，其中前三者亦为抗匈名将。郅都、胡建、尹翁归、周阳由、义纵、咸宣、闳孺、暴胜之几位则是出身于河东的法吏，且大部分都是所谓的“酷吏”；至于田延年，虽籍贯非河东，然其任河东守期间，任用尹翁归和闳孺打击河东豪强，且田本身亦为霍光幕府中之旧人，很得霍氏赏识，可以说与河东亦有很大关联。由此可以判断，西汉时期河东史传人物的职业取向主要有以下两类——武将与法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当时河东儒学的落寞：在《汉晋文化地理》中卢云先生为了衡量西汉时代各地区的文化水平，确定其文化发达区域，对各类历史资料加以全面检索，对四项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要素，按地域进行分类统计，制成四种表格与地图五幅，其中表一为“西汉时期各地所出书籍分类统计表”，其中显示河东当时所出书籍竟为0；表三“西汉时期私家教授籍贯统计表”中河东在西汉一朝仅后期有私家教授1名，至于内容为“西汉时期五经博士籍贯统计表”的表四中，籍贯为河东的五经博士仅有1名，且无学术影响。以上情况罗列可知当时河东文化之寥落，而此地作为当时的政治腹心与经济发达的近畿地区，这种现象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书籍、私家教授和五经博士的鲜见和前文所述武将和法吏的多出映衬出了此地尚武、尚法的地域风习和儒学不兴之事实，经过分析，笔者认为这一地域文化特征之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战国以降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三 以历史事件来探究河东地域风习及成因 史书记载魏文侯当政时期，大力发展儒学，孔子的弟子子夏在其师亡后，“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徒，皆受业于子夏之伦”，而“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因此当时秦国想攻伐魏国时，有人说：“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而“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至于子夏当时传道授业的西河，钱穆先生认为其地在河济而非汾州龙门，于是判断当时的河东，并无文教可言，近代以来学者也多从此说。然笔者觉得河东毕竟是号称“天下之中”的“三河”之一，在中国古代文明早期阶段，处于重要地位，其文化传统深厚。作为华夏民族早期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区、春秋时晋国和战国初期魏国之国都所在和腹心地区，其文化之状况并非像钱穆先生所说“龙门华阴僻在西土，文教之所不及，儒泽之所未被”，退一步说，即使是“儒泽未被”，也不至于“文教不及”；否则，季札所谓的“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如何理解？季札生活年代为春秋末期，距离魏文侯时代并不遥远，河东不至于在这样短的时间段里就摒弃了原先深厚的文化传统而转变成“文教不及”之寥落境况。 从前一节的人物列比可以看出，两汉河东多出武将和法吏，其地域风习除了由于地狭人稠而造成的“纤俭习事”和农商传统以外，还有崇武和尚法之职业倾向。而此社会风尚之形成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笔者认为应将这一问题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即须从战国秦汉以降发生在此地的系列历史事件入手进行探讨。 公元前364年，魏文侯之孙魏惠王（梁惠王）放弃以河东安邑作为首都，而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关于这一历史事件，史家多从它对魏之整体国运而言进行评说；然依笔者浅见，迁都大梁亦是造成河东文化状况衰退之转折点，这一点始终并未被以往论者所注意。我们可以想见，但凡迁都必定有人口迁移，从河东迁往大梁的一般应是魏之上层阶级与知识阶层，而留在旧都安邑的则应为一般民众及军人，其文化水平对比不言而喻，所以说这次迁都为河东文化水平衰落之始，亦不为过。 由于地域相邻，秦魏之间战事最为频繁，河东亦由其特殊战略地位成为两国争夺之焦点。若秦要东进，第一要务便是夺取这片区域，于是河东便成四战之地，这种情况迁都大梁后更为严重。公元前286年，秦派其将司马错攻魏河西地，魏献出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河东正式归于秦国，并承接秦之移民人群。而在此前四十多年的惠文君八年（公元前330年），樗里子使将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这两次移民活动是将秦人迁往河东，而当时秦国经过卫鞅变法而民风大变，人皆好战斗重法律而不善儒术。晋地虽为法家策源，然其终究因为三晋文化中深厚的人道主义、道德观念和自由主义背景而使得变法改革停留在理论状态而不能彻行，反不如秦人变法改革实践的那么彻底，因此笔者推测这两次移民必然也使河东之民风趋向于秦而愈加偏离晋、魏之深厚文化传统，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地域风习势必会走向淡薄。 秦亡汉兴。汉初统治者为了进行政治文化的统一，曾多次移关东六国之遗民于关中，这些移民的后裔自武帝以后顺应汉朝的文化政策，积极地向诗书之家转变，其先祖的文化水平也是其重要的家族渊源。卢云先生在其力作《汉晋文化地理》中曾提及这一点而作为西汉中期以后关中文学兴盛的一项原因，在此不需赘述。这里要讨论的是，汉初的河东似乎并不是关东移民的承接地，然而当时却有两位比较显赫的军功大臣皆封地于此郡，他们同其后裔也对汉代河东之风习造成了影响，这一点是所有史家都未曾注意到的——此二者便是曹参和周勃。曹参以军功大臣封于河东平阳，号称平阳侯，且自此以后平阳侯爵位一直世袭不绝。武帝时河东将领曹襄为曹参曾孙，而抗匈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皆与世袭平阳侯家有很大关系：卫青父郑季为河东平阳人，以县吏身份帮平阳侯家做事，平阳侯曹寿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郑季与公主婢女卫媪私通，生卫青，及长，又为侯家骑奴而侍奉平阳主。至于霍去病之出身经历几乎与卫青同：“父中孺，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及卫皇后尊，少儿更为詹事陈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此二人虽以外戚而侯，然其抗击匈奴的赫赫战功仍为世人称颂，去病“善骑射”许是受到其舅卫青之熏陶，然二者皆出于“平阳侯”曹家，难免会使人想到曹氏家族在河东人士职业取向方面及地域风习的影响力。正如张剑先生所说：“家族迁徙、家族中的望族、望族中的名人，他们对地域风习的形成有着不同的作用；而地域风习相对固定后，又成为一种可以影响家族发展的文化控制力”。当初曹参在河东平阳封地多达万邑以上，虽说景帝以后列侯多不就国，但曹氏仍与河东有很大关联。至于周勃，后因文帝所要求回到其封地河东绛县就国，其子亚夫即应生长于河东而成为一代名将，这样的职业取向自然有家门的传承，然亦或多或少影响到河东地域风习，因此若说西汉时期河东尚武之风近因为汉初曹、周两家封地于此亦无不可。这种风习甚至延续到了东汉时期。众所周知，河东裴氏家族在后汉时已始显赫，但在当时却未能跨入文学士族行列，直到汉魏之际裴茂子孙辈才以文学显名，个中原因或从此处能得到合理解释：西汉时，由于家族影响而形成的地域风习在东汉时期流风尚存，亦影响到了当时本地家族的职业取向和选择，因而裴氏在东汉一代全国大兴儒学情况之下却较晚地转化为文学世家。当然，这中间还有其他因素，这就是下面笔者仍需探讨的民族问题对于河东民风的影响。 汉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屡发战争，西汉时期主要是与匈奴之间的对抗，河东虽非抗击匈奴前沿阵地，但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无论在交通和后勤保障等方面，都与汉匈战争军事关系甚大——史书中所记载的卫青使减宣（咸宣）买马河东，霍去病击匈奴过平阳，都表明虽然河东在西汉时期不是汉匈作战之正面战场，但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东汉时期民族战争更为激烈，甚至波及到内陆：建武十三年五月，“匈奴寇河东”；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永初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河东人似乎也只能修习武备，而将从事文学的热情暂时放在一边。 当然，在西汉武帝以后，河东也是有机会发展儒学的，但终究未能。众所周知，武帝以降全国兴起了学儒之热潮，很多原来没有文教的地方皆因此而兴盛，三辅地区即是一例——此地为秦人故地，战国以来由于商鞅变法的缘故和当时的区域政治背景，使得关中民风淳朴、以农战为生，崇尚武力，服从法令。而河东如前所述在魏迁都大梁后，就失去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变成秦魏战争争夺之前沿阵地，战争频仍，在对关东六国领地的征服战争中，河东较早为秦所控制并设立行政区，秦人的移民也使得河东地越来越偏离原来魏国之文化传统而趋近于秦之世风，这样的状况在西汉时就表现为扬雄著作中的秦晋方言往往并称而归于同一类别，从中也可以看出河东与关中文化在战国中期以后至西汉初期的有共同的趋向，这种趋同性在武帝以前尤为显著。然三辅虽与河东地域相近，但彼此政治地位毕竟不同，这就使得两种区域之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时机下必然会发生偏离。前者毕竟是西汉之京师，太学建于斯，大量关东豪民迁于斯，大量的文武官员定居于斯，这就是卢云先生所说的三辅在武帝以后文教兴盛之原因，相对来说，以上种种前提条件河东并不具备，所以即使地近京畿，人文发展的滞后也是偶然中之必然。 武帝以来新出现的军功世家，于河东有关者莫过于卫、霍氏家族。卫、霍本兴于外戚及军功，其社会声望和财富在西汉中期盛极一时，但霍光去世后终致全族覆灭，原因就在于班固所评论的霍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其后的裴氏家族在东汉一朝已经跻身于全国性官僚圈，然终于等到汉末以后才能使得全族渐渐转向文化士族，这似乎也间接反映了家族对于地域风习的影响作用。 法吏、酷吏多也是西汉河东地域民风的一个显著特点——《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有酷吏十一人，河东籍的便有四个：即郅都、周阳由、义纵、减（咸）宣；《汉书·酷吏传》中记录了酷吏十三人，之前四人同样记录在此传，还有一个田延年，虽不是河东人，但也与河东有莫大关联。从实质上来讲，酷吏就是法吏，但是用刑用法严酷于后者而已。除此以外，尹翁归、胡建虽未被列入《酷吏列传》，但从其行为和生平事迹可以分析其也属于法吏。仔细分析史书记载，其实这些人皆为善于用法律条文之人，从其处理事情的过程来看可以看出其法学素养。河东在两汉时期“盛产”法吏特别是酷吏，这种现象无疑也是历史积淀和现实因素的双重结果。作为春秋时期晋都和战国魏都之所在，其可称得上为“法家策源地”。战国中后期，秦曾两次移民于河东，使此地民风亦沾染上秦国用法之道。西汉时期的河东作为近畿之地与司隶校尉，正如有些学者所说：“酷吏之所以在京畿地区密集出现，主要是由京畿特殊的地位和人群构成及朝廷有意识选拔酷吏前来任职造成的”。三晋的法学理论传统在西汉时期有了延续和新的发展，由于其司隶校尉的特殊政治地位、经济上的领先水平而使得三河三辅地区多豪强和贵戚，酷吏群体应运而生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 余论
东汉时期，在举国皆兴儒的大环境下，河东之儒教亦无呈现出比西汉时进步之景象。这一方面由于西汉时此地的风习影响至后代，如魏晋以降的文学政治家族的裴氏在东汉时期即以军功发迹，一直没有转化成文化家族，直到三国魏及其后裴茂之子孙辈才真正开始在文化上占领一席之地，并且以文化传家。另一方面则由于彼时民族矛盾更加严重，民族战争更为激烈且深入到内陆的缘故。地域风习的流传和现实民族矛盾的影响使得郡人无心问学，因此进入东汉很长时间河东儒学仍无进展。而其地文教事业终于发生转变是在东汉末。当时由杜畿任河东守，他先安定民心，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而当百姓勤农，家家丰实之时，他便认为人民生活已经富裕，该是修行文教的时候了，“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任用大儒乐详为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史载“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而乐详则在魏黄初中征拜博士，“独擅名于远近……至正始中，以年老罢归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此时的河东已大兴儒教，河东裴氏家族亦开始修文，这又充分证明了地域风习与家族职业取向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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