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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素昧平生的青年人跑来找我，他很为我书斋之小而抱不平。承他相告，若干外地中青年作家的书斋不仅宽敞，而且华丽，藏书自然丰富，还有名家字画点缀，他对我的书斋由讶怪而鄙夷，最后竟这样问我：“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觉得很难向他解释。反正这肯定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误。再说北京的作家住房困难的也不止我一个。我企盼象他这样的生客以后不要总“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受不了鄙夷，也不需要怜悯。我是好客的。但我的书斋中最多只能坐下三位客人（要挤着坐），所以误以为我既然怎么怎么了便一定会有大书房大客厅的来客，务必不要成群结伙地来。前几天一群高中生就上了当，他们鱼贯而入以后，发现我的住房中并无过厅，而且除小书斋外，一间要祖孙合住并兼饭堂，一间要当我们夫妇的卧室，他们将我家所有坐椅全部坐满以后，还需有几人站着。我倒并不尴尬，但他们中似乎很有几位红了脸，他们原是打算搞个集体采访的，拟定了只有在大客厅中才能实施的方案，最后当然只好因陋就简，草草收兵。 我晚上不常作梦。但一作梦，大多是梦见同书斋有关的事。有时梦见不知怎么的竟得了一间大书斋，可以放下八九个书柜，于是急切地想把一直向往而始终未引进的图书弄来。其实我梦里想弄来的图书，说出来怕会惹得人哑然失笑，无非是平装的二十四史及全唐诗之类，购买这些图书的钱我是早已有了，奈何七平方米的书斋已无空隙容它们安身！“作家学者化”的呼声日高，看来光有“化”的愿望还不行，总得也有个“化”的客观条件，一间比较宽敞的书斋，当是最重要的条件。另外常常出现的梦境是找书，其实那简直就是我日常生活的延续。因为小书斋中只能塞进三个书柜，所以我有许多书只好堆在书柜之上与地下。写小说虽不比写学术论文，摆摊儿查资料毕竟也不能全免，有时为了找一本书查查，挪东移西，登高俯地，竟总寻觅不得，怅怅然，悻悻然，只好到睡梦中去继续苦寻了。说来也怪，竟有在梦中得到启示，起床后按梦寻踪，手到擒来的例子。常常幻想，哪一天我的书都能排列在书架上，要查哪本一抽而出，该有多好！看来这幻想成为现实，也许并不遥远。因此我时时抑制自己，不要总发牢骚！ 我这七平方米的书斋，小虽小，却是地地道道的书斋，不兼饭堂，也不安床铺，并且在我自己眼中，它也并不陋。我不让它陋。墙上贴有图画，有的不过是复制品，有的是原作，但并非出自名家的手笔，更有我自己画的，最近贴出的是一幅水彩《芍药》和一幅干棒油画《情绪》（前者是我十几岁时的旧作，后者是八五年春天所作）。这些画幅若用钱衡量可能一钱不值，但我望去却觉得既悦目也赏心。我屋里还点缀着不少各式各样的小摆设，如从罗马尼亚带回来的小陶盘和小陶壶，从法国带回来的纪念章，从北海团城买回来的泥塑兔儿爷，以及刚从地坛庙会买回来的布老虎等等。我这间书斋虽是一间背阴的南屋，不可能养活喜阳的花卉，但我却想方设法养活了一些绿色植物，如吊兰、伞竹、万年青等，我特别钟爱的是一盆从书柜顶上垂下的玉叶，它那张开的心形厚叶永远绿得那么浓酽，一望见它，我的心便不再因房屋的狭小而郁闷，它似乎提醒着我：窗外有着广阔的天地，有着跃动而活泼的生活…… 一位同行对我书斋的评价颇高，他说：“小虽小，却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是的，因为我热爱生活，热爱整个的生活，既热爱我小小书斋中的生活，更热爱书斋外面那宏阔博大的生活，所以我的书斋不可能是枯涩与阴郁的。在书柜旁倚着我心爱的六弦琴，在沙发下放着我不时拿起来推推举举的铁哑铃，书桌上的录音机尽管型号已然过时，但我难得让它消停，不是放着柴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便是放着程砚秋的《锁麟囊》（这是我最喜欢的两盘磁带）；小小书斋中也竟然还有个正式的画架子，兴致上来，我还煞有介事地画油画呢！更不消说还有围棋和象棋，以及有待泡开、晾干和整理的业经盖销的邮票…… 我的书斋称得上“谈笑有鸿儒”吗？嗯，当之无愧，不仅有当代著名作家和众多热心的编辑来过，也曾接待过国外和知名的汉学家。但我的书斋绝非“往来无白丁”，我有若干文化界以外的朋友，他们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不仅本身默默无闻，而且时下红得发紫的一些作家对他们来说也是无闻的，他们甚至对于我的作品也不甚闻问，他们不追究我的来历，不因我在文坛上的热闹或寂寞而调整他们对我的态度，并且也不猜测或预言我的前途，因而我从他们那里所获得的信息、启迪与情感，都更加珍贵。我想，倘若有一天我的书斋中从此消失了他们的身影，那么，一定是我的心枯萎了，纵使我的书斋变得很大很大，我又怎能伸展我的根须，挺拔我的枝叶，开放我的花朵呢？ 我爱我的书斋，尽管它只有七平方米。这里叶子常绿。这里能开出我的花。
来源/《记忆中的星光》，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彭程主编
原出处/《光明日报》（1986年03月01日 星期六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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