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音乐文明史有太多悬案：在历史上尤其是礼乐制度盛行的先秦时期，中国音乐曾经达到怎样的高度？两千年来，传统音乐理论里所推崇的『宫、商、角、徵、羽』五正音真的是中华音乐文明的『正统』之音吗？随着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这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图为曾侯乙甬钟。编钟在摆放时，最上层的是钮钟，中间和下层的钟叫甬钟，其中最大的重203公斤，最小的重8公斤。每件甬钟外表都刻有“曾侯乙作（持）”和有关音乐内容的铭文。
1977年9月，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城郊擂鼓墩驻军——原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雷达修理所正在扩建营房。在东团坡山岗上开山平地时，突然挖出一片同地面颜色大相径庭的“褐土”，继续往下，推土机又推出了青灰色的膏泥和石板。部队迅速报告了随县县委。
接到报告的随县县委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施工继续。
1978年2月，在褐土层下又挖出了2米多长、1米见宽的长方形大石板，部队领导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下令停工，并再次向随县县委汇报。是年3月，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队长谭维四率勘察组赴随州实地勘测。很快，初步勘测的结果就出来了：这片“褐土”的下面，是一个面积达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大几倍的“超级古墓”！
图为曾侯乙墓墓室俯视全景。曾侯乙墓发掘的消息轰动一时，当年随县县城只有四万多人，可涌上墓区围观的群众就有两万之众。公安、民兵和解放军组成的人墙屡屡被群众冲垮，直到空军派出直升机航拍墓区全景时，才说服部分群众暂时离开现场以便拍照。
这座古墓分为北、东、中、西四室。在中室出土的青铜礼、乐器上，绝大部分都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表明这些器物均为“曾侯乙”所有，这无疑就是墓主人的名字。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墓主人是春秋战国时期“曾”（随）国的一位国君，“侯”是他的爵位，“乙”是他的名字。
专家评语
黄景略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
曾侯乙编钟的完整是绝无仅有的，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很多乐器，这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曾侯乙尊盘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作品，反映出青铜铸造工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非常成熟，水平很高。总之，从考古发现来看，曾侯乙墓是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状况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数量极其惊人，有15000余件，其中有大量的稀世珍宝。比如：曾侯乙尊盘，其镂空纹饰体现了先秦时期最为精湛的工艺，它的铸造水准几乎是中国青铜时代不可逾越的顶点；通身镶嵌宝石的建鼓座，由数十条纠结穿插的龙组成，其形象生动，气氛热烈，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蕴涵着一种富于想象、自由奔放的文化精神；木雕彩绘鸳鸯盒由头和身两部分组成，其身体两侧绘有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撞钟图和击鼓图，图中似人非人的奇幻想象，简练而浪漫的设计构思，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代楚文化迷人的艺术特色。
上图为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钟上的铭文。正是这段铭文清晰地揭示了曾侯乙的身份和其下葬的年代，同时反映了当时曾、楚两国的关系。下图为曾侯乙编钟出土现场。积水还未完全排干，编钟已经露出全貌。
然而，这批国宝中的国宝，当属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
2001年2月，编钟（复制件）在赴巴黎展出时，法国总统希拉克赞不绝口：“这是绝对的杰作。”“这是人类的奇迹。”
是的，这的确是人类的奇迹，是中国音乐史上的奇迹。
全套曾侯乙编钟由多达65件青铜乐钟和钟架组成。编钟钟架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共三层8组，气势恢宏；钟架重1665公斤，其上承负着重达2755公斤的钟体和挂钟构件，历时2400年之久，依然伫立如故。
图为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座。一根粗大的木柱贯穿鼓身垂直于地面插在建鼓座中。在当年的发掘现场，积水逐渐抽去时，由于巨大的鼓身脱离了水的浮力，受腐蚀的木柱再也无法支撑鼓身的重量而折断倒地，留下了那次考古发掘中的最大遗憾。
整架编钟放置有序，条理分明，使钟架达到最饱和状态，也给演奏者以适宜演奏的便利，充分体现了当时乐师构思的巧妙和严谨。编钟铸工考究，纹饰精细，且在墓坑积水中长期浸泡而毫无锈蚀，至今仍闪耀着青铜的光泽，这种罕见的抗锈蚀能力令人惊叹不已。它们与钟架上仪容端庄的青铜武士及其托举的彩绘大梁浑然一体，犹如一尊凝重秀美的巨型雕塑杰作。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震惊了中国乐坛。
六七月的湖北，正处在高温季节，日平均气温在36摄氏度以上。1978年6月28日，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学家李纯一、黄翔鹏、王湘等人应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之约，到达随县，考察编钟等出土的古乐器。他们对全套编钟逐个进行测音。检测结果显示，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5个八度，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可以演奏较复杂的中外乐曲，结论一出来，三位专家竟兴奋得手舞足蹈。
曾侯乙墓彩绘乐舞鸳鸯盒，正是它身上的图案启发了考古人员，联想到编钟的敲击方法。
编钟的钟架特写。钟架是铜木结构，全长10米左右，上下3层，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人形圆柱承托。
经与考古专家们分析论证后，大家认为“只见其形、不闻其声”不算认识编钟，要敲响它，才能体现其价值。
8月1日下午，历史上的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在驻随炮师某部礼堂举行。这是沉寂了两千四百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向世人发出它那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那场独一无二的音乐会，是担了风险的。重新组装复原后的编钟重达10吨；木质横梁在水中泡了两千多年如今能否支撑得住？尤其是部队礼堂的地板，能否承受得起这前所未有的重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人们在礼堂舞台的地板下层层加固。
首次奏响编钟应该选择什么乐曲？最终决定曲目要表现“古今中外”。于是，音乐会以《东方红》为开篇，接着是古曲《楚殇》、外国名曲《一路平安》、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后以雄壮的《国际歌》落幕。音乐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演出结束时，听众竟一时“痴迷”，停顿数秒后才掌声雷动，许多人泪水涟涟。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曾侯乙编钟随后展开的更深入的研究，一步一步地揭示了它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比如它的冶铸技术。全套编钟的铸造，经过了造型、浇铸和铸后加工。造型工艺包括塑样、制模、作范、装配铸型。铸型均用陶范组合而成。一件甬钟的铸型需用到136块范、芯，其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最奇妙的是其合金比例。钟的合金比例是否合适，会对乐器的声学性能、机械性能、铸造性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周礼·考工记》里有关于这个比例的标准：“金有六齐（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曾侯乙编钟的合金剂量正符合铜6锡1之比。
曾国工匠高超的编钟调音技术亦令人称奇。关于调音大家比较熟悉，但凡各种乐器都必须调出最恰当的音准才能有尚佳的表现，而古人怎样对青铜编钟进行调音呢？曾侯乙编钟各钟均在铸后经过了磨砺加工，这是从钟体鼓部无纹处均有极细的横向擦痕中得知的，这种细腻的磨砺处理了钟体的铸后缺陷，使钟体更加美观，也有益于钟的发音。还是在《周礼·考工记》中记载，“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这句话告诉我们，是磨砺改变了钟壁的厚度，有效地改变了它的频率，使每个钟上的两个音，均达到准确的要求。全套曾侯乙编钟的调音加工不仅获得了频率的准确，也顾及了音色的良莠。
曾侯乙编钟在铸造技术方面，不仅制作精美，花纹繁缛，还隐含着“双音钟”技术。何谓“双音钟”？当敲击任意一个钟的正面和侧面时，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甚至同时敲击一个钟的这两个部位，两个音可产生和声效果。可以想象，当我们合唱时，由两人以上发出和声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让一个人发出和声则匪夷所思了，但曾侯乙编钟可以。这真是不可思议。而且发现它的不可思议的“双音钟”技术，还救了一个人。
图为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均钟，最初已无人识得。它形如棒槌，器身狭长，岳山低矮，共鸣箱小到使乐器失却实际演奏价值的地步。经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考证，该器就是《国语》中所载专为编钟调律的“均钟”——一种古代的正律器，的确不是一种用于实际演奏的乐器。《吕氏春秋》上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一个叫伶伦的人，从大夏之西一直走到昆仑山的北边去创造乐律。伶伦以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用溪山谷里圆直均匀的竹管制成律管，分别确定了六吕、六律，成了乐律的创始人。均钟身上多处彩绘12只一组的凤鸟，正是伶伦以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制定12律的象征。
1977年，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在完成了对西北四省的音乐文物考察之后，发表了题为《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一文，首次对“双音钟”这一中国先秦人在音乐上的伟大发明予以披露。一石激起千层浪，黄先生的观点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多方非难。即便是中国音乐史巨擘杨荫浏先生，也不无忧虑对他说：“黄翔鹏呀黄翔鹏，你这个说法可是于史无据啊！”
然而，黄先生太幸运了！文章发表的次年，曾侯乙编钟就出土了！ 除楚王钟之外的64件青铜编钟，每一个都明确无误地验证了关于“双音钟”的猜想，加上每一个编钟上对应这些音响的阶名、律名的标音铭文，使得人们毫无悬念地确认了先秦“双音钟”这一伟大发明的存在。
图为曾侯乙编钟上有关乐理的铭文。钟铭的发现，导致人们对中国先秦乐律学水平认识的彻底改变。诸多关于先秦乐理的难解之谜，都在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找到了答案。
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其重大的价值，可以说决不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下。
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不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过多地依赖于既有的经验和长期地应用。而在更高层次的理论“原创”性上，远不如“双音钟”。大量研究表明，当时的工匠在音乐声学和乐器制造方面已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和高度的工艺技能。“双音钟”构想的实施和应用，其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两千多年前，要将多达130个音准确无误地实施在65口大小不同的青铜乐钟上。如果没有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作为参照，即便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日，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事实也证明，这并非耸人听闻。
自1979年5月开始，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由湖北省博物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等7家单位联合成立了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研究组经过5年多的反复试验、试制，才终于在1984年7月成功地复制出“形似声似”的全套曾侯乙编钟。而当年研究及复制所耗资金，达百万之巨。
图2
图1为曾侯乙编磬出土现场。图2是曾侯乙编磬。编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质打击乐器。曾侯乙编磬是我国先秦编磬中件数最多的一套，全套共32件。
“双音钟”这一发明，不仅可以将一个钟用作两个钟，从而节省了一半的铜料；还可在编钟的演奏上带来很大的方便：“双音钟”和一钟一音相比，钟数少了一半，演奏者来回跑动的距离也少了一半，甚至伸手即可够到，省去了来回跑动的麻烦。只是它对编钟以及钟架的设计，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音乐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了。但这个高度在曾侯乙编钟出土前，仍是模糊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灭六国文化，这使得我们无从知道先秦时期的音乐水平状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关于七声音阶，人们公认是从欧洲传来的。
两千年来，经汉儒之手留存至今的音乐理论被视为华夏音乐的“正统”。西周以来正统的“雅乐”只用“宫、商、角、徵、羽”（用简谱表示即1、2、3、5、6）五声音阶，历代儒家，尤其是宋代以来推行“复古”的文人儒士，更是推崇“五正声”，竭力排斥五声音阶之外的偏音——“清角、变宫、变徵、闰”（用简谱表示即4、7、#4、b7），这些偏音不仅不能使用，还被斥为非华夏正声的异端，有违中正平和。因此，七声音阶一直被认为是舶来品。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谈《战国策》中荆轲易水别燕丹时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用的是“变徵之声”，但这变徵之声因非华夏正统，故又自圆其说曰，“变徵之声”当为西方之传入，非华夏雅韵——郭沫若先生言下之意是荆轲先生一不留神唱出了外国音调，真是吓人一跳。但是对于荆轲所唱“变徵之声”为非华夏雅韵这一观点，音乐史学界对此也向无异议，看来应该是当时学术界的共识。
然而，对照曾侯乙编钟的铭文连同其音响的分析清楚地表明，编钟的基本音阶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七声音阶，其偏音“清角”和“变宫”二音赫然在目，其结构与今日通行于全世界的C大调音阶（用简谱表示即1、2、3、4、5、6、7）完全一致，甚至连其“宫音姑洗”的绝对音高，也正对应于现代钢琴的“中央C”，为256赫兹。曾侯乙编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世界，我们的先人早已创造并使用七声音阶，舶来之说不攻自破。
曾侯乙编钟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国宝中的国宝。沉睡于地下两千四百多年的曾侯乙编钟得以重见天日，是我国文物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
在对编钟铭文进行系统研究之后，音乐学家有了更大的收获。
曾侯乙墓出土的全部65口青铜编钟，均刻有铭文。除楚惠王赠送的那只钟所刻铭文与乐理无关外，其余64口钟上及钟架和挂钟构件上的3700余字铭文，其实是一部久已失传了的先秦乐律学史。
这些铭文和编钟的音响相互印证，更增加了其不朽的光辉。《国语·周语》中最早完整地记载了中国古代十二律的律名，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这些律名沿用后世，成为今天仅知的一套传统律名。而曾侯乙钟铭文中则出现了十二律及其异名达28个之多，其中大多数早已失传而为今人鲜知。
曾侯乙编钟铭文，这部仅存的先秦乐律学典籍，导致了先秦音乐史的彻底改写。它还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数十年来逐步完善起来的整部中国音乐史，有必要重新认识和估价。曾侯乙编钟的出现，第一次从根本上撼动了有着显而易见局限的、以文献为主要史料基础的传统中国音乐史。
◎唐代九霄环佩琴
琴，至晚在西周已是十分流行，《诗·关雎》即有“琴瑟友之”之类辞句。曾侯乙墓十弦琴是目前所知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琴的实物，与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七弦琴不同，这种琴被视为传统古琴早期的南方形态。它多出3根弦，涉及到演奏手法、音乐风格、音阶韵律、琴的音响性能等一系列变化，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清宫排箫
排箫的形象在汉代石刻、魏晋造像甚至隋唐壁画中尚能见到，往后便难觅其踪了。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排箫实物，是迄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竹制实用乐器。其与河南鹿邑出土的商代骨排箫、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石排箫造型一致，均由13根参差不齐的小竹管并列缠缚而成。清宫排箫为清儒根据古人文字记载想象出来，其长管在两边，短管居中间，状如双翼。
◎清宫十七簧笙
笙的起源极早，并一直沿用至今。今日通行全世界的键盘乐器，溯其源头，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的笙。曾侯乙墓中发现的5件笙，是这种乐器较早期的形态。可贵的是，墓中还保存了带有调节音高的点簧物的竹制簧片。其舌与框的缝隙间，连发丝都难以插入，完全合乎科学的发音原理。
◎扬州文庙清代瑟
瑟这种久已失传的古乐器虽非首次发现，但曾侯乙墓中所出土的瑟在年代上较早，数量达12件之多，且大多保存完好，这在考古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这些瑟的造型、制作及彩绘的精美，更是以往出土古瑟中所罕见。墓中多达1358枚的瑟柱，以其不同的形制、尺寸、选材和用材方法，反映出当时人们精益求精的匠心。
◎清宫建鼓
建鼓历史悠久，三千年前的商代至西周之际已有，是我国出现最早的鼓种之一，战国时代广泛应用。曾侯乙墓出土的这面建鼓（鼓为实物复原），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建鼓实物，距今两千四百年历史。鼓框木制，两面蒙皮，鼓身中间垂直贯穿一根木柱，并牢固置于建鼓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