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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何鉴菲，北山堂。
机械钟表的传入和传播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伴随着钟表的传播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时间感知方式也不断发生改变。总的趋势是由相对模糊的时间观念逐步向较为精确的时间观念发展，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确认逐渐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转向对钟表时间的依赖，计时方法从以中国时制为主逐渐演变为中西时制并用到最终为西方时制所取代。钟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当然，这种变化只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接触甚至是剧烈冲突的区域，尤其是在文化相对发达的都市和沿海口岸为中心的辐射区域才能明显地感觉到，但不断扩散，影响渐广。
清代时间观念的变化首先反映在历法推算领域，也是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与杨光先的中西历法之争中的焦点之一。康熙四年（1665）三月， 从而掀起康熙初年著名而且影响深远的中西历法之争。其中杨光先攻击汤若望的重要一点就是在新法历书中使用九十六刻计时法，而非中国传统的一日百刻制。经过四年的反复较量，康熙八年（1669）二月初七日 九十六刻之法不但与天象相合，也与西洋钟表的计时法是一致的，西方九十六刻之法在中国获得官方认可，这是计时制度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也为西方钟表更广泛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由于钟表所具有的使用方便、报时直观、造型新颖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将钟表作为主要的计时工具。那些有机会获得较多钟表的阶层逐渐对钟表产生依赖。其中最有趣和典型的莫过于乾隆时期著名学者赵翼记述的朝臣因钟表而延误朝会的例子。
这里的傅恒是乾隆皇帝孝贤皇后的弟弟，乾隆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年未而立即位登首辅，二十余年中，出将入相，活跃在乾隆朝政治和军事舞台，在推动乾隆盛世形成的过程中，贡献甚钜，乾隆帝对其评价之高，恩宠之异，罕有人及。傅恒在乾隆时期不但位高权重,而且传其“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生活的奢侈为人共知。从上述记载其府内“仆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中可见一斑。 钟表在傅恒府中与当时的皇宫一样无所不在，而且是真正的用来校准时刻，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不但仆从之间相互用钟表校准时刻，就连傅恒上朝也更多地依据钟表所显示的时间，以至于出现了因钟表迟慢而导致误了早朝时刻的情况。如果将此与同是乾隆宠臣的于敏中将表置于砚侧，看着表针起草奏章的记载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就不难看出当时对钟表过分依赖的具体情状。钟表的出现和普及无形中在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的感知，过去那种在时间面前人占有绝对支配权的情况悄然变化,而钟表对人们的控制似乎越来越明显和强化。 中国清代时间观念的巨大转变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这半个世纪，成为中国时间观念和意识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即西方的时间观念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导人们时间意识的主流。这种西方时间观念对中国传统时间的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中国传统中，史书的编纂均采用中国式纪年，即王朝年号加天干地支纪年法。这种王朝纪年法在古代中国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是一种政治权力关系的表达。一方面这种纪年将中国视为一个受到内部因素驱动的独立区域，基本忽略了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外部世界的事件，是以中国为中心而忽略外部世界的史观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理念和华夏中心意识的反映，时间的流逝与王朝更迭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这种纪年方式还牵涉到奉谁之正朔的问题，代表着史家的政治立场，也是正统观念的具体体现。这种纪年一直作为中国史书中历史时间的记述传统而得到遵循。 然而，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代表西方时间观念的公元纪年法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根据邹振环的研究,早在1856年出版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翻译的《大英国志》中就采用西历纪年描述英国的历史脉络,而1874年刊行的《四裔编年表》中则采用中西历对照的方式介绍西方历史,反映出当时史学领域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可以说, 这种时间观念的交融,让中国人调整了基本的时间坐标，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当中，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大型钟楼执行着公共时间传递的任务。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势力对我国的侵入日深，影响渐广，尤其是在沿海和通商口岸的城市中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逐渐流行起来，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改变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其中钟表的广泛普及和公共建筑上大型钟楼的建造对人们的时间感知和时间观念影响深远。
以上海为例，早在1865年建成的法租界工部局主楼上即安装有大型自鸣钟，时人记载：
而另一座与之齐名的大型塔钟则是建于1893年的江海北关钟楼。 此外，在十九世纪末上海还建有多座大型公共塔钟，如徐家汇、虹口天主堂、学堂、跑马厅等。这些大型公共塔钟都是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制造的以重锤为动力的机械钟，造价昂贵。
它们的建造正是当时城市公众生活对统一时间需求的反映，正如乾隆时期的交泰殿大自鸣钟是宫廷中的标准计时器一样,这些大型公共塔钟也是当时上海地区的标准钟,承担起了传递公共时间的任务。晚清人所著的《申江杂咏》中
的诗句正是当时人们的以法工部局大自鸣钟校准自己所佩带怀表时间的形象反映。而江海关大自鸣钟则 这些大型公共塔钟在统一区域内人们的时间，促使时间公共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常生活中时间的划分渐趋精密，时、分的时间单位被普遍接受。时间观念的变动受各种因素影响，既有来自于西方思想文化在观念层面的冲击，还有来自于生活层面物质因素的影响。而物质生活发展所带来的时间观念的变化莫过于新式公共交通工具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发展。正如丁贤勇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近代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使人们开始确立科学的时间观念，标准时间开始取代地方性时间，新式交通还改变了人们生活中的时间节奏以及对时间感知的形式，对于人们接受近代新的观念都产生了影响。那些作为工业文明成果的新式交通如轮船、火车、汽车等都需要按精确时刻运行，便捷、高速则带来了将时间划分为更精细的时段的要求，分钟观念走进人们的生活，而钟表的普及则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小时、分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挂在嘴边的时间表达词汇，在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中具体到小时、分钟的时间描写比比皆是，如 而在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和宣统元年（1908）创刊的北京《醒世画报》中，具体到“某时”成为常见的讲述时态，如“初五日下午三点钟”、“上礼拜六夜十二点钟”、“初四日四点一刻”等等，时刻的讲述与过去相比已经十分清晰、准确。时、分的概念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时间观念和时间意识的不断强化反映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迁。
上述时间观念的变化与钟表的逐步普及密切相关。无论是十八世纪乾隆时期社会顶层日常生活中对钟表的依赖，还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时段划分中时、分渐成主流，如果没有钟表的广泛持有，上述时间意识和时间感知方式的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西方钟表自南部沿海传入内陆开启中国钟表收藏和制作的历史，到1911年清朝结束，期间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程。在这三百多年中，中国钟表史以其独特的历史面貌，构成了世界钟表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自西洋钟表传入以来的中国钟表史，可以从下面几个层面对其进行整体的认识和观察。 钟表制作的三个中心区域，即以清宫造办处为主的北京区域、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域和以南京、苏州、上海等地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 其中造办处主要是为宫廷服务，从顺治朝（1644-1661）开始钟表制作，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技术力量雄厚，加之皇帝的参与，其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设计、制作、验收程序，专门定制，不惜工本，具有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 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则具有浓郁的中西结合的特点。广州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是中国最早接触自鸣钟，也是最早制作自鸣钟的地区，其产品与宫廷关系密切，普通的产品民间销售外，精品都进入宫廷，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外来技术与本地工艺完美结合并相互促进，使其产品颇为绚丽精致。 而长江三角洲地区虽然也很早就有自鸣钟的制作，但一直没有规模化生产，直到嘉庆时期（1796-1820）才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其产品主要以插屏钟为主，绝大多数销售当地，与精巧典雅的江南文化的特质相得益彰。以上三个钟表制作中心区域都连接着各自不同的市场和消费群体，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中生成和积淀，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具有独特风格，亦为中国钟表发展史的主线。 在这三百年中，就钟表技术而言，模仿一直是中国钟表制造的主流，对技术创新缺乏兴趣和动力。综观三百年的钟表制造，中国在钟表方面能够为人称道的发明竟只有造办处更钟的设计这区区一项而已。中国的钟表匠们的任务更多的是潜心于制作出和西洋钟一模一样作品，至于其所制作的钟表要多么高的精确度，似乎从来不是他们着重考虑的问题，这种情况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仍未改变。根据《纽约时报》1875年的观察： 这样的观察和中国三百年的钟表技术状况是十分符合的。
钟表技术及其发展之间存在不平衡。一方面,与中国人的喜好有关,尽管钟表技术多仿自西方，但是与钟表制作密切相关的机械玩偶和变动机械水平却得到发展，甚至达到极致。比如经过清宫钟表匠师改造的写字人钟能使用中国传统的毛笔写出“把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字，笔画的表现精准到位，令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中国钟表制作绝大部分都集中于钟的制作，而表的制作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难以生产出令人满意的作品。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中国的钟表几乎都是钟，怀表寥寥无几，可见，怀表的制作似一直是中国钟表匠师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市场钟表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乾隆时期。那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占据着欧洲与中国贸易的主动权，当时欧洲各国的钟表多是通过英国的中转输出中国。三百年中，就钟表交易而言，西洋钟表一直是中国人极力搜罗的对象，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钟表市场备受关注。从现存清宫的钟表中可以看出，那时欧洲尤其是英国的钟表制造商对中国的品味和喜好是进行过一番研究的，在具体的钟表作品上有所反映，与同时期销往欧洲本地的钟表有很大不同，可以称之为早期的中国市场钟表。 到了十九世纪，以瑞士为主力，中国市场表的制作风头更盛，此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瑞士表的制作者都在表上标注出中文商标，如“播喴”、“有喴”、“利喴”、“怡嗱”、“餘喴”等等，统计所得大约有三十多种，欧洲的品牌居然使用中文标识，这完全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综观清代各个阶层的钟表收藏，清宫的钟表收藏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现在我们再次将视角移回到清宫的钟表收藏，这牵涉到对清宫钟表收藏的总体定位和评价问题。对于清宫所藏的钟表，人们过去往往只从实用的计时功能或者表面的绚丽堂皇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描述，并过分强调其华丽的装饰背后所隐含着的对科技的淡漠和另类取向。然而，中国的钟表史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目，不同的场合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取决于我们在什么范围内从什么角度去观察。 钟表最早令中国人惊异之处即在于它能够按时报响告诉时刻，那时中国民间还处于用传统的自然现象观测时间的阶段。钟表的计时功能通过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是中国人对钟表发生兴趣的原点。自此以后，钟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计时器具，在人们的生活中对规划时间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康熙皇帝在清晨用钟表验定时刻，处理政务。乾隆时期的大臣于敏中看着钟表起草奏章，而傅恒家中钟表的使用更是无所不在，无论主仆，腰间各悬钟表，以便于对时。而到了晚清，不但大型公共塔钟出现，就是在一家一户中钟表也得到了很大的普及，依靠钟表，对时间的划分渐趋精密。说明钟表作为基本的计时器，其计时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强化。 大量的清宫档案表明在皇家宫苑之内钟表成为室内陈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仅仅是为了计时，一般房间中一座钟表足矣，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某些室内陈设的钟表往往不止一件，有房间陈设钟表达16件之多，陈设的方位包括地面、墙壁、床上、窗台等等，陈设的方式与其它种类的艺术品一样，充分展示出钟表精美典雅可供欣赏的另一面。
钟表往往是和奢侈二字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早期钟表的产量不多，完全是手工制造，高昂的价格非一般人所能消费得起。根据传教士的记录，能奏乐的自鸣钟在广州的售价高达3千到5千金币，价格之高让人瞠目结舌，既使是小表也都是几十两银子一个。数量少，价格高，品质高者更少，从而激发起人们占有和收藏的欲望。乾隆时期，精美的怀表作为珍宝的一部分经常收藏于专门存放珍奇物品的百宝箱中。 钟表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同时作为中西方文化之间交汇与融合的物质成果，不同文化的元素在留存下来的钟表中同样都有很明显的体现。与世界上其它收藏相比，清宫收藏的钟表在展现东西方两个不同的世界间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关系方面显然更为突出，是研究文化交流难得的资料。 钟表打破了各种知识、智慧和技术之间的无形的障碍，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之母”。钟表制作技术的不断完善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需要天文、机械、物理、金属冶炼等多种学科的发明成果作为知识保障和技术支持，摆、发条、游丝、各种擒纵器的发明使钟表越来越精确。同时，对计时精度的更高要求也不断地促使制作者改进金工技术和车床，寻找更优质的材料，这对其它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熟练掌握制钟技术的西洋传教士的东来，使中国制作的钟表和机械玩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与西方并驾齐驱，且有所发明，其中更钟的设计和研制成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像这样的发明并不是很多。可以这样说，在明清两代皇宫所收藏的科学仪器中，钟表是科技含量相当高的一个门类。
故宫所藏钟表大多设计独特，造型别致，制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往往集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显示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鲜明的风格特点。有的甚至可以填补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比如故宫收藏有英国十八世纪著名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制作的几十件钟表，这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反映出当时西方钟表业对中国需求和审美的迎合，是研究其人其作的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再比如在清代广州盛行一时的透明珐琅，色彩艳丽，制作精细，是广州工匠效法西洋技术，并结合我国民族艺术特色创制的一种工艺，曾大量在广州制造的钟表上运用。然而这种独具特色的工艺品种的历史现在却变得相当模糊，在广州既找不到作坊的遗迹，相关的文献亦记载寥寥。而故宫所藏的清代广州钟表上却留下了大量的成品，为广珐琅的研究提供了最多最集中的样本。
钟表自传入中国始就扮演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角色，成为东西方之间相互了解的媒介、交往的工具。从早期传教士带给中国人的惊奇到赢得中国人的认同，从在中国内陆取得居留权到打开中国皇宫的大门，从私人交际携带的礼物到国家使团送给皇帝的珍贵礼品，从皇室用品的采办到中西间的贸易活动，其间都能看到钟表的影子，钟表在中国传播和被认知接受的速度是其它任何西方物品无法比拟的。钟表的输入不但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计时方法，过去广泛使用的日晷、刻漏逐渐被更为简便易用美观精巧的钟表所取代，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钟表已经不单单是实用的计时工具，更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使者，其光彩夺目的表象背后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 栏目编辑：@何鉴菲 排版：@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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