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

　　摘要：先秦以来，重视武备和积极御边始终是传统政治中的主流意识，至宋代则发生明显转变。在“崇文抑武”统治方针的推动下，宋代统治集团逐渐形成以和止战的应对边患的策略，在精神上对边防战争产生了怀疑和抵触。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既与宋代统治者推行的路线方针有关，也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有着深刻关联。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成为宋朝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 

　　关 键 词：宋代/崇文抑武/主流意识/武力战争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政权总是面临如何维护自身统治和应对内外军事威胁的问题，战争常常成为解决争端的最终手段。这一手段至宋代却逐渐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形成了以和止战的应对外部威胁的趋势。本文即以宋朝这一断面为考察对象，探究主流意识对待武力战争手段的态度与变化，及其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影响。①

　　一、宋初对待武力战争态度的变化

　　众所周知，唐末、五代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战乱动荡，这是武力因素超强干预、甚至主导政治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这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重武轻文”的价值观也日渐在社会中积淀下来。此时，不仅国家文治荒疏，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文官集团受到武将群体的压制，而且皇权也趋向式微。后晋时，军阀安重荣断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②正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特点。

　　宋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从外部的地缘状况而言，由于后唐末年燕云十六州地区被辽占领，中原失去了传统上最重要的国防生命线——东段和中段长城，使御北边防陷于艰难境地，如宋人所说：“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③辽突破长城阻隔后，不仅挥师南下更为便利，还因拥有长城以内农业区的各种经济资源，为骑兵行动提供充足的补给，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军事优势。这种此消彼长的形势，使宋朝丧失了以往秦汉隋唐帝国有利的国防地理条件。与此同时，南方各地诸割据政权依然存在，五代以来战乱的局面亟待结束，混乱的统治秩序更有待改变。

　　宋太祖君臣一致认为以往的长期动乱系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所致，④而又突出地表现为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⑤于是，在使用武力战争手段剿灭割据政权的同时，对内采取收兵权举措，并解决以往长期存在的文、武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消弭社会意识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念和广泛存在的“重武轻文”风气。从宋太祖朝开始，一方面对骄兵悍将逞强的状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则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以重振纲纪、加强皇权。宋太祖朝的一系列崇儒举动，包括亲自为孔子作赞文、拜谒孔庙，发展科举制度，要求武臣读书等等，便旨在向天下传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⑥“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由此发端。⑦虽然统一天下是宋王朝的急切任务，使用武力战争手段也是现实的选择，但从国家更高的政治追求来说，则在于儒家文化设定的统治秩序与国家气象，因此“文治”高于“武功”。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不仅在收兵权的过程中，没有像以往汉高祖以及后世明太祖那样杀戮功臣，主要是采取怀柔的赎买手段解决，而且对所推翻的后周皇室优礼有加，对所灭诸国的国君也一律赐以爵号，将其举家安置于京城，以礼相待。这种开明的做法，也体现了宋朝开国政治的某种趋向。

　　从统一的行动部署上看，宋太祖君臣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用兵方略，先征服南方诸割据政权，然后再剿灭北汉、收复燕云，即实施先易后难的原则。宋太祖对于处理被辽朝控制的燕云问题，也考虑过优先采用经济手段赎买的办法，其次才是运用武力方式解决。⑧事实上，宋太祖后期已尝试缓和与辽的紧张关系。开宝七年(974)，宋主动遣使“请和”，辽也派地方官“与宋议和”。⑨此后，宋辽双方使臣往来逐渐频繁，彼此互致国书、礼物，互贺正旦和对方皇帝生辰。⑩宋辽虽然缓和了关系，但在北汉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即宋试图统一河东，而辽不愿放弃牵制宋朝的北汉傀儡政权。开宝九年八月，宋军大将党进率军对太原发动进攻时，辽继续出兵增援北汉，挫败宋军的攻势。(11)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并很快完成南征和消灭北汉的任务。由于宋太宗是通过非常手段登上帝位，(12)因此意欲建立超越乃兄的武功，遂在对辽关系上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但随后的两次收复燕云的伐辽行动却惨遭失败。文官执政群体对北伐战争先是少数人反对，之后则基本上持批评态度，并对宋太宗不断施加影响。(13)

　　早在太平兴国四年(979)讨伐北汉呼声兴起之际，宋太宗征求大将、枢密使曹彬的意见，得到肯定的答复，但宰相薛居正等人则委婉表示应当从缓。(14)第一次北伐幽州失败后的次年，宋太宗一度又试图出兵幽州，文臣张齐贤便上疏反对继续对辽用兵，理由是：“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15)在第二次北伐的筹备阶段，宋太宗“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16)则说明中书大臣的反对意见给宋太宗一定的压力，才使其抛开中书仅与枢密院合谋。当第二次北伐失败后，以重臣赵普为首的执政群体便激烈批评北伐行动。赵普认为：“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岂必穷边极武，与契丹较胜负哉？”他指出小人(主要指武将)好战，“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又从维护皇帝个人利益出发，特别提出“兵久则生变”的告诫。(17)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宋太宗不得不对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大臣“推诚悔过”。(18)端拱初，御辽前线形势紧张，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宰相李防“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19)不久，知制诰田锡又上奏反对北上用兵，认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20)淳化四年(993)，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战争议题，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认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四次讨伐辽东，人不堪命。隋炀帝全军覆灭，唐太宗亲自指挥作战，也无功而返，“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宋太宗当即表示：“炀帝昏聩，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又对以往的伐辽战争表达了追悔之意。(21)此时，边境相对平静，宋太宗君臣的讨论应当是理性而清醒的。文官大臣的以上见解，固然有息兵休民的意思，同时表明对武力战争手段的作用开始怀疑。他们的主张被“时论称之”，并影响了宋太宗的态度，则说明这种认识在宋太宗朝后期已渐成主流意识。

　　宋人李攸《宋朝事实》称：“太宗笃好儒学”，并举例加以说明，宋太宗阅览兵法《阴符经》后叹道：“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而在读《道德经》后则表示：“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22)在宋太宗眼中，兵家讲求诡诈奇巧，势必容易诱发“奸雄之志”，自然是“不祥之器”；王者非不得已不可用兵，“武功”手段也只能服从“文德”目的。由此可见，宋太宗对武力及兵家学说的贬损态度，其实正是两次北伐失败后方针路线转变的结果。

　　北宋第二次北伐的失败，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宋统治集团放弃武力收复燕云的目标，也停止了开疆拓土的活动，其军事思想转为保守，积极防御的战略被消极防御的战略所取代。于是，北宋在对辽前线全面布置防御体系，所谓“今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23)还通过开挖河塘的方式弥补失去长城带来的地形缺陷。当政者从此眼光向内，采取“守内虚外”之策，(24)换言之可称为“攘外必先安内”，追求内部统治稳定和“文治”功业成为施政的重心，边防则退为次要问题。宋太宗晚年对身边人所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的话，(25)便透露出实施这一政策的心机所在。因此，“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遂得到确立，即：侧重于以儒家思想文化治国，推崇文治而排斥武功，有意抑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朝廷主要不是依赖军队，而是凭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的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维系世道人心，以求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军事将领干扰其主导方针，又对武将处处设防，实施“将从中御”之法。

　　总之，历史上高度重视和依赖军事武力的传统从宋太宗朝后期开始发生转变，强军强国的意识逐渐被追求文治和稳定的思想取代。正因为如此，宋太宗朝后期遂尝试通过议和的手段缓和与辽朝的紧张关系，但未能成功。如淳化五年，宋廷曾先后两次遣使入辽议和，不过都遭到辽朝的拒绝。(26)甚至面对西北一隅的党项势力也消极应对，当军事重镇灵州遭到长期围攻后，还曾一度打算放弃。(27)

　　二、宋代主流意识抵触武力战争态度的发展与延续

　　宋真宗即位初，完全继承了以往的治国方略和御辽战略部署，但面对辽军的不时南犯，却一筹莫展，河北、河东前线形势持续紧张。咸平二年(999)年底和六年四月，辽军先后两次南攻，爆发了瀛州之战、望都之战，宋军都惨遭失败。咸平五年三月，军事重镇灵州城被党项军攻陷，北宋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受到很大威胁。宋廷陷于极大的边防困境，茫然不知出路何在。

　　景德元年(1004)，辽太后与辽圣宗率军大举南下，大有问鼎中原之意。宋朝在走消极防御之路不通的情况下，只能被迫发动全面抗战，宋真宗也赴澶州亲征。当辽军在黄河北岸遭到宋军有力抗击，双方交战僵持不下时，虽然宰相寇准等人希望坚持抗战，用武力手段彻底解决对辽问题，但宋真宗和多数朝臣却无意恋战，主张抓住辽朝有意和谈的机会，通过议和达到休战的目的。于是，以付出经济代价换取辽军停战的澶渊之盟就此缔结。其实，这也是宋太宗朝以来国防战略转变后宋廷及主流意识的现实选择。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统治集团避免了与辽朝的一场殊死决战，更重要的是双方依照条约放弃武装敌对，维持现有边界，结为兄弟之邦，并互通边境官方贸易。随后，对冲突不断的西北前线，宋统治者也转为议和的方式解决。就在澶渊之盟订立的同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即位，宋廷又借机主动与之议和，承认其割据现状，缓和了双方的紧张敌对关系。

　　如果说此前宋朝因为连续两次的北伐失败，挫伤了自己的锐气，宋真宗登基初又不断遭到辽军的打击，形势迫使北宋像西汉初年对待匈奴、唐初对待西突厥那样，也暂时采取守势，以财货换取对方撤军，然后着手聚集力量，待国力强盛后再适时发动反击，则属于审时度势下的权宜之计。但澶渊之盟订立后，宋朝却延续了对外消极防御的思路，标志着走上了与以往王朝不同的发展路线。

　　宋朝与辽、夏议和后，调整了军事部署，裁减前线驻军，减免对地方的征调。其中在对辽前线，“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令有司市耕牛给之”，“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都部署为一”，“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28)在西北前线，“缘边屯戍量留步兵，余悉分屯河中府、鄜州、永兴军，以就刍粟。”(29)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真宗还下诏将前线原敌对性的地名改为通好之意的名称，如威虏军(治所在今河北徐水西)改为广信军，破虏军(治所在今河北霸县东北)改为信安军，定羌军(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南)改为保德军等等。(30)

　　分析当时的各种记载，不难发现宋统治者显然从议和中获得了一种启示，即：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据以后宋人自己承认：本朝虽然向辽支付了岁币，但相较与辽交战的军费开支，不足百分之一二。(31)因此，宋真宗君臣认为突破了长期无法解决的边防困境，为内部的统治和建设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巩固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可以说，从宋真宗朝以后，主和、反战的主张长期占据了庙堂的主导地位，成为朝廷的主流意识，并有意引导社会意识的趋向。虽然某些官员和许多在野的士人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并不完全认同议和政策，但却不能左右主政者的走向。

　　景德二年，宋真宗在幸临国子监时对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赞美：“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32)而宋人曹彦约对此指出：“臣前读《符瑞篇》固已略举用兵之害矣，上而为君不免宵衣旰食，下而为臣不免疲于奔命。此古之圣贤所以偃武而后修文，息马而后论道也。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自是绝口不谈兵矣。”(33)即说明宋真宗对澶渊之盟深表满意，对用兵动武则表示怀疑和抵触。宋真宗曾对身边的近臣说：“自契丹约和以来，武臣屡言敌本疲困，惧于兵战，今国家岁赠遗之，是资敌也……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34)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亲自撰写《崇儒术论》，向全社会表明尊崇儒学的坚定决心。宋真宗还对臣僚说明写作此文的动机，其意大致是：儒术渊深，当发扬光大，国家理应尊崇。以往历代凡崇儒者则国运盛，凡抑文者则王业衰。本朝太祖、太宗“崇尚斯文”，才改变五代流俗。朕继承先帝遗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在宰相王旦的建议下，御撰《崇儒术论》被刻碑立于国子监。(35)

　　在此形势下，主张加强边防的呼声和官员都受到压制，武将群体也进一步被边缘化，如力主压制党项的西北守将曹玮、孙全照等，先后被调回内陆。(36)大中祥符三年，当有将领反映西夏“颇不遵守誓约”时，宋真宗询问宰相王旦道：“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则说服道：“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为然。(37)大中祥符九年，河西节度使石普以天象变化为由上书，请求主动对党项用兵，结果被逮捕下狱，遭到罢官和监管的处分。(38)

　　宋真宗朝后期大规模的封禅活动，劳民伤财，遭到后世批评，但其实也是宋朝运用神道为自己正统地位与“主和”路线所做的一场全民宣传动员。因此，宋辽、宋夏议和后，当政者在沿袭以往“守内虚外”思想的同时，又极其现实地将议和作为处理边患的一种手段，这便进一步对宋朝以后的主流意识和边防战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宋仁宗朝，推行“崇文抑武”方略的力度更甚于以往。因此，虽由于元昊称帝让宋廷有失脸面，使得北宋不得不对西夏采取打压行动，但战场上被动挨打与劳民伤财的结果，却再度引发宋统治者的厌战情绪。如知谏院张方平反映：“今自陕西四路、河东麟府，远近输挽供给，天下为之劳弊，而解严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39)以后宋人也指出：“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麒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40)庆历四年(1044)，宋与西夏签订庆历和议的妥协做法，其实与澶渊之盟精神相通。至于对辽关系，则长期依赖议和条款为保障，在北部边防上未做出任何变动。庆历二年，辽朝利用宋夏战争僵持不下的机会，派使臣以索要关南之地为名向宋朝进行要挟。宋廷仍力求通过和谈解决，最终同意每年再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41)宋仁宗朝后期，因为边防压力舒缓，使当政者得以维持内部相对安宁的形势，而这一时期还被宋人誉为“嘉祐之治”。(42)可见，宋朝对武力战争持抵触态度的主流意识，至此可谓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惯性思维。

　　北宋中后期，统治集团基本维持以往的内政外交路线，特别是消极防御的思想，并视其为祖宗之法，(43)虽然在个别阶段有所调整，但其主体与精神却基本上未被放弃，对西夏采取的主动“开边”举措，不过是有限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宋神宗时代试图通过实施变法措施，缓和社会矛盾，扭转已然下降的国势，并达到理财整军、改变对外屈辱状况的目的，但遭到人数众多的传统派官员反对。其中在边防问题上，传统的主流意识仍具有很大影响。如宋神宗征求元老大臣富弼、文彦博及张方平对经营边防的意见时，都遭到抵触。富弼更直接告诫道：希望天子二十年“口不言兵”。司马光、范纯仁、郑獬等一批官员也先后上奏批评对西夏用兵的企图。(44)甚至宋神宗与王安石对此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血气方刚的宋神宗有意走汉唐之路，主张积极对西夏采取攻势；而王安石虽对强国抱有期望，但对用兵作战之事则持慎重的态度。(45)因此，熙宁年间除了对河湟地区松散的吐蕃等族实施控制活动外，很少发起重大边防战争。如宋军对交趾的自卫反击战，便是战火燃遍广南地区后被迫采取的行动，且最终主动撤军。王安石对保持与辽盟约关系也持肯定态度，如熙宁五年(1072)讨论有关应对辽朝挑衅问题时，王安石明确要求宋神宗坚守双方盟约，“臣愿陛下于薄物细故，勿与之校，务厚加恩礼，谨守誓约而已”。(46)元丰时期，宋神宗亲自主导变法后，抛开朝臣的反对意见，一度对西夏发动攻势，主要支持、参与者为武将和宦官，却都以失败告终。宋神宗信心大受打击，史称“深自悔咎，遂不复用兵，无意于西伐矣”。(47)宋神宗因此忧愤成疾而死，主动用兵的主张遂宣告终止。

　　宋哲宗元祐年间，主政者在废除变法举措的同时，也将此前对夏“开边”活动视为弊政，全面加以清算，如将统军对夏作战的宦官李宪以“贪功生事”之罪，予以贬官监管；(48)实施“弃地”议和，将获得的缘边部分土地及城寨退回西夏；等等。(49)可以说，宋统治集团继续排斥武功，立足于维持内部的稳定。这一时期被以后的宋人视为全盛时期之一，其内政外交路线正集中代表了宋朝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特征。朱熹曾不满地指出：“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方得天下稍宁。”(50)宋哲宗亲政后的数年里，在西部前线有所举动，体现出某种与以往不尽相同的重武倾向。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发生了军事战略转变，出现了“缓进攻略路线”。(51)但从总体上看，其影响却未超出局部攻势和“蚕食”的范围，即宋廷没有完全采取全面进攻的大战略，特别是对辽朝依旧维持议和局面。

　　宋徽宗时代，统治日趋腐朽混乱，传统的治国思想虽然根深蒂固，但相关举措以及许多制度却遭到破坏，武备更为涣散。在大宦官童贯的主导下，延续了宋哲宗后期的举动，与西夏发生时断时续的交战，这在当时和后世都遭到正统士大夫的抨击。正如宋人所说：“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52)北宋末，统治集团还利用辽朝即将灭亡的机会，仓促导演了联金攻辽的投机举动，试图假手他人收复燕云，也遭到许多官员的批评。(53)至靖康时，宋统治集团终止了在西部的用兵活动。面对金军的两次围城，宋钦宗与主和派仍抱议和幻想，试图以和谈方式换取对方撤军。当幻想破灭后，宋廷有限的抗战力量终于无法挽救覆灭的结果。

　　通览南宋历史，不难发现：虽然宋廷长期处于外患巨大压力下，民间要求抗金的呼声不断，许多文官武将也不甘屈辱现状，如辛弃疾与陆游的诗词、陈亮及真德秀的上疏，都集中体现了强烈抗战的愿望，但在长期惯性思维与制度的推动下，主和仍然成为影响朝廷的主流意识，抗战主张受到压制，被动求和成为边防不力下的无奈之举。南宋主和派长期当政，他们在维护统治与抵抗女真、蒙古进攻时，不能不现实地选择战争手段反抗，然而在精神上却继续怀疑、抵触武力，不敢也无力主动用军事方式收复北方失地，只能满足于偏安江南。

　　宋高宗君臣甚至不惜借杀害岳飞之举，压制主战派力量，促成与金朝的“绍兴和议”。宋高宗赞扬秦桧的话“尽辟异议，决策和戎”，(54)反映出当时朝廷当政者主和避战的态度。秦桧死后，宋高宗还特别告诫执政大臣延续既定路线：“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勿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55)其后，唯有在宋孝宗、宁宗朝，抗战主张曾一度冲击了传统的主和意识，并有过两次主动北伐行动，反映了长期遭到排斥的民间力量强烈的抗战要求，不过北伐既短暂，又告失败。战场的失利再度引发失败主义弥漫庙堂，主和派很快又占据主政地位，遂先后出现“隆庆和议”、“嘉定和议”。揆诸其时其势，不满现状的宋孝宗虽心有不甘，也不免最终厌战。据记载，开禧北伐开始时宋宁宗便心存疑虑，事后他对大臣说道：“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56)以宋宁宗名义下达给将士的诏书云：“岂不知机会可乘，仇耻未复，念甫伸于信誓，实重要起于兵端。故宁咈廷绅进取之谋，不忍绝使传往来之好，每示固存之义，初无幸衅之心。”(57)说明之所以坚守议和盟约，关键在于不愿引发战祸。这其实表达的正是当时主政者及朝廷主流意识的主张。如南宋名臣真德秀批评：“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金邦尚存，则用之于金邦；强敌更生，则施之于强敌，此苟安之计也。”(58)

　　南宋后期，内外交困，江河日下，统治者面对空前强大的蒙古军的猛烈进攻，更难以应对，只能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寻求议和的解决之道，于是又产生了贾似道与忽必烈达成的议和密约。南宋末，在元朝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宋廷已经失去和谈的资本，依旧寄希望于议和，最终因遭到拒绝而亡国。

　　三、宋代主流意识抵触武力战争的社会根源及影响

　　从宋代历史的发展来看，朝廷主导下的主流意识也经历了由初步怀疑武力和战争的态度，到认识不断加深、并最终加以抵触的变化过程。宋朝这一现象的产生，毫无疑问是与宋初北伐战争失败后消极边防思想盛行有关，也与推行上述“崇文抑武”的方略及其内政外交路线密不可分。但之所以能够如此，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所在。

　　首先，宋朝统治集团的构成发生重要变化。唐宋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迁，宋初门阀世族已经消亡，而加强皇权和收兵权的结果，又抑制了军功贵族的崛起。事实上，宋朝建国不久，军功集团势力在政坛就迅速消解，以后始终也没有复兴，这也是与以前王朝不同的时代特点。宋朝代表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自然也要依靠他们的支持，而人数众多、分散各地的地主，不可能像以往少数贵族、世族那样都得到政治特权，国家只能通过不断选拔或流动的办法，由其代表人物组成国家的政治中坚力量。于是，相对开放并具有相对公平性的科举制度迅速发展，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从而造就了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执政集团。如研究者所指出：宋太祖“并非出于偏爱而将士大夫单独挑选出来，但是他创造了形势和先例，这些形势和先例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太宗的确提高了士的利益”。(59)

　　大致而言，到宋太宗朝后期，科举官僚便居于统治集团的核心地位，随后影响力日益扩大，至宋真宗朝以后，已完全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通过《宋史·宰辅年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宰执大臣基本由科举出身构成的事实。如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仅有3人为开国功臣，而所有的宰相竟无一人出身武臣。(60)南宋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举，其余非科举出身的11人中，6人出身太学生，唯有1人为武臣。(61)就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坛的位置而言，确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北宋中叶人即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62)宋朝以儒家思想文化为背景的科举文官集团长期执政，武将群体受到压制，制约了尚武的力量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使得以往历史上盛行的“出将入相”现象消失，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内军功观念的弱化。这便影响到国家政治的走向，即：摆脱了以往强军强国、盛世开疆的路线，转而推崇文治和内部建设。

　　第二，宋朝的统治思想发生变化。宋代之前，儒家虽然长期成为官方的舆论工具，但并未取得完全的思想统治地位，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都对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影响。如汉初的黄老思想，三国的兵家影响，两晋的玄学流行，南北朝、隋唐佛教以及北方游牧文化渗透的特点等等，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关系还曾出现紧张和对立，因此国家的政治倾向不免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宋统治者建国后，在重文政策的推动下，不仅儒家文化的教化功用得到高度重视，而且其价值观也进一步获得提倡和宣扬，这都使儒家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据记载，宋初功臣赵普居宰相位后，在宋太祖的要求下做出率先读儒经的姿态，但因缺乏学养，最终不出孔子的《论语》。(63)这便从侧面折射出当时重文、崇儒气氛的初步形成。北宋中叶人称：宋太宗“引缙绅诸儒，讲道兴学，炳然与三代同风矣”。(64)此话虽然歌颂的成分大于实情，却也道出了当时统治者引领的方向。现存《宋会要》中“崇儒”所占篇幅极大，较全面地记述了宋王朝推崇儒学的事例。随着作为儒学重要载体的科举制的日益发展，以及儒、释、道三家长期的互相渗透，出现了三教合流的趋势。儒家汲取了佛、道思想的精华，从而登堂入室，真正成为宋代国家的统治思想。朱熹指出：“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65)大致到宋仁宗时代，儒学还引发思想变革，讲求“义理”的宋学兴起。儒家注重君臣关系的礼仪秩序，讲求仁政、反对暴政的政治理念，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强调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伦理道德观，这些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宋朝的统治思想之中，虽然不可能都获得实现，许多内容还常常成为虚伪的遮羞布，但却无疑推动了国家发展及价值评判的趋向。

　　就政治理想而言，宋儒追求的是三代“圣王”之道，而非秦汉以降的“霸道”。如北宋中叶的石介、欧阳修、尹洙和李觏等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都同有超越汉、唐，复归'三代’的明显倾向”；(66)苏轼指出，当今士大夫，“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67)王安石劝告宋神宗不必效仿汉唐盛世，而应直追三代、“法先王之政”；(68)二程批评周代以下已无圣王，“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69)朱熹则认为自尧舜至周公是内圣与外王合一的理想时代，他还在与对立派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辩中，将汉唐与尧舜、三代剥离开来，反对将汉唐与先王时代“合而为一”。(70)欧阳修、司马光及范祖禹等史家则通过修史，批判汉唐黩武追求，如他们虽承认唐太宗的功业超越以往许多帝王，但对其征伐活动却予以谴责，“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71)“太宗于天下，无事不知用之于礼仪，而惟以战胜为美也……兵威无所不加，四夷震慑，而玩武不已，亲击高丽，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无功而还，意折气沮，亲见炀帝”。(72)宋儒对秦汉至隋唐社会及其帝王将相的否定，固然隐含有改造现实的用意，但主流意识从理论上否定汉唐“盛世”，便意味着反对追求“霸道”和武功，同样具有为现实“崇文抑武”方略服务的意义。而宋朝儒学家的思想观念与倾向，也深入到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必然会与使用武力战争的政治追求产生冲突，其结果便是武力战争的手段逐渐遭到质疑、抵触。事实上，宋初以来主流执政者对汉唐动武教训的批判，也与宋儒的价值取向始终发生着互相推动的作用。尽管有一些民间士大夫阐述《春秋》大义，提倡尊王攘夷，特别是如陈亮等南宋士人倡导效法汉唐，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73)但这些激进的思想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未能被朝廷所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绝大多数皇帝都积极提倡儒学。“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74)如果说宋太宗本人此举属故作姿态的话，那么从宋太宗开始，高度重视皇族的教育却是事实，从而使其受教育的程度远胜于前朝，其皇储自幼读写儒经的情况，较之以往则更为突出。所谓“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75)因此，宋朝储君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宋哲宗即位初，范祖禹在经筵为年幼的帝王讲解治国之道时，献《帝学》一书。从《帝学》的各项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学说及其价值观对宋朝帝王思想形成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窥见“崇文抑武”在天子观念中延续、发展的基础。范祖禹认为：“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人主无不好学故也。”(76)特别是宋仁宗，被士大夫认为是“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77)儒学熏陶下的宋朝皇帝，大多数在观念上对武力战争存在疑虑，在现实中更容易选择温和的解决之道，也更容易退缩到“化干戈为玉帛”的幻想中。

　　第三，宋朝募兵制度盛行，进一步影响了社会风尚的变化。宋朝在唐中后期、五代的基础上，大规模实行募兵制度，特别是实施“荒年募兵”的举措。(78)而在宋代租佃经济盛行的背景下，士兵主要来源于被土地排挤出来的破产农民，以及充军的罪犯，因此其社会地位低于征兵制下的军人，这从士兵面部刺字这一与罪犯共有的标记可以说明。宋人指出：“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79)士兵被视作“贱隶”的结果，极大地降低了其社会地位和尊严。

　　宋初以来，在“崇文抑武”的政治环境之下，文官士大夫的政治影响力本已持续高涨，形成了文尊武卑的格局，出现“文不换武”的现象。(80)田况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81)当军人遭到社会普遍歧视后，从文成为宋代士人追求的目标，如叶适所言：“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82)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83)投军则很难受到世人的认可，如著名理学家张载年轻时，面对宋夏交战，慨然以功名自许，“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84)可见即使在国家用兵之际，这种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所以，王安石指出：“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85)与以往相比，宋代社会风尚发生重要变化，尚武精神沦落，军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大为削弱，从而间接地制约了朝廷和主流意识对武力战争手段的运用，反战的呼声更容易得到执政集团的关注。

　　第四，宋朝军事决策和统率体制发生变化。宋代之前，实施军事决策和统军作战主要由将帅承担，但到宋代，这一局面却逐渐发生变化。宋朝开国后，为了防止军权旁落、武人干政，设置枢密院掌管最高军事决策和机要，正副长官由武官、文臣出身的亲信大臣担任。随着“崇文抑武”方略的不断推行，这一机构中科举出身的文官逐渐在人数上占据优势。澶渊之盟后，文官基本上控制了枢密院。到宋仁宗朝，武臣很快从枢密院退出，直到北宋灭亡，枢密院都几乎是文臣掌管。(86)南宋时期，枢密院的地位逐渐下降，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往往成为定制。再从各地军事统率组织来看，大约在宋太宗后期、真宗朝，出现了文臣参与统率和指挥方面军的现象，到宋仁宗时代遂形成了文臣担任主帅、武将充当副将的制度，如宋哲宗时刘挚所说：“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87)

　　值得注意的是，前代由于文武官员之间没有鸿沟阻隔，许多文臣自愿“投笔从戎”，还出现“出将入相”现象。因此，无论是职业武将还是弃文从武的将帅，都能安心军职、投身沙场，从事专职性的军事决策和统军作战，以博取功业。与以往相比，宋代文武之间产生巨大的隔阂，文臣通常不愿从武。而以科举为背景的宋代官僚队伍虽有文化优势，精于文辞与儒经，熟悉典章制度，然而因为多不愿投笔从戎，缺乏军旅和战场锻炼，即使出任帅职，也依旧保持文官资格，因此普遍存在军事技能方面的欠缺，拙于用兵。与此同时，由于武职受到歧视，社会精英多不愿踏入军门，导致武将群体素质普遍下降，其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下滑。纯粹的文官主掌军事决策、统军体制，在边防上只能是越来越保守，这都进一步加剧了执政集团对武力手段的怀疑和抵触，缺乏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应对战争。如韩琦、范仲淹被当世称为御边良帅，清人王夫之则中肯地评说道：“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敢则失算。”(88)

　　第五，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统治集团处理边防问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不断扩大，并直接作用到宋朝政府的收入方面，其中突出地表现为货币在税收中的比重加大，商税和专卖的收入在财政中的比例逐渐超过农业收入。(89)而这种变化对宋朝统治者的决策，包括考虑边防问题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计算成本的意识增强。如前所述，宋太祖在收复燕云的问题上已有经济赎买的考虑。宋仁宗朝，素有名望的富弼指出：“真宗皇帝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90)他认为因澶渊之盟向辽支付的岁币较交战的军费开支，不过百分之一二，因此不算失策。还有许多执政大臣也持类似的看法，如王安石有“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的诗句，(91)即持同样观点；两宋之际的抗战领袖李纲也对此抱有肯定态度，如其《喜迁莺》“真宗幸澶渊”一词云：“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92)这说明宋代许多执政者在计算得失的思考下，满足于以经济手段而非武力方式应对边患。南宋时期，长期遭到女真、蒙古军队的战争压迫，军费开支极为浩大，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受到无穷的影响，统治集团既不敢也无心抗战，计算经济得失往往又成为其主和的一项重要理由。

　　事实上，不战而胜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即使是兵家鼻祖的孙子也指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93)宋朝固然并非是主动从大战略的角度考虑，妥善处理和与战的关系，但被动地以和罢战的做法，却为自己寻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依据，并以现实主义的经济换算对战争方式加以否定。西方学者因此认为：宋王朝“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依靠军事手段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便与辽议和，“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94)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传统重视边防和武备的意识到宋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宋朝从太宗后期开始，即不再以积极防御、开疆拓土为能事，军队转而以维护域内统治为首要任务，其讨伐的对象主要限于篡逆反叛者和造反百姓，而不是以强大的游牧政权势力为主，因此军队与边防的意义和价值也就随之降低。宋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安全，虽然在现实中依赖军队的支持，也不得不选择用兵的方式抵抗边患，但是，“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推行的结果，主流意识逐渐对武力战争手段产生怀疑和抵触的态度。澶渊之盟的缔结，似乎也证明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有选择和平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个两难选择的成功，使宋朝统治者自认为一劳永逸地寻找到了“化干戈为玉帛”之路，从此更倾向于以和的方式解决边患威胁。其外交政治既然以和为主轴，则战争手段便不能更多地为这种政治服务。总体而言，宋朝主流意识中的战争理念，又大致包含了三种表现：其一，攘外必先安内，暂时放弃主动对外用兵，而集中力量稳定内部；其二，审时度势，在对外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主动采取以和止战的方略；其三，政治投机，以君主和既得利益集团厌战的意志为转移，满足于苟且偷安。就宋朝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历史的复杂演进过程中，宋朝片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矫枉过正，不能保持自身必要的军事强势，对外长期采取守势，其军队和边防也就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和平局面，一旦内外平衡被破坏，就只能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由此，两宋虽然经济、文化、科技独领风骚，如陈寅恪先生所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95)并在全球首先发明了火药武器。但先进的生产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防实力，火器这种巨大革命性技术的投入，也未能引发军事变革和应有的效用，因此长期被动挨打，亡于边患，终以“积弱”而为后世所诟病。今天自应站在更高的平台看待过往发生的一切，穿越宋代演进中的迷雾，探究其行程的路径与覆辙，都可为今天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政权总是面临如何维护自身统治和应对内外军事威胁的问题，战争常常成为解决争端的最终手段。这一手段至宋代却逐渐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形成了以和止战的应对外部威胁的趋势。本文即以宋朝这一断面为考察对象，探究主流意识对待武力战争手段的态度与变化，及其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影响。①

　　一、宋初对待武力战争态度的变化

　　众所周知，唐末、五代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战乱动荡，这是武力因素超强干预、甚至主导政治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这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重武轻文”的价值观也日渐在社会中积淀下来。此时，不仅国家文治荒疏，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文官集团受到武将群体的压制，而且皇权也趋向式微。后晋时，军阀安重荣断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②正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特点。

　　宋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从外部的地缘状况而言，由于后唐末年燕云十六州地区被辽占领，中原失去了传统上最重要的国防生命线——东段和中段长城，使御北边防陷于艰难境地，如宋人所说：“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③辽突破长城阻隔后，不仅挥师南下更为便利，还因拥有长城以内农业区的各种经济资源，为骑兵行动提供充足的补给，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军事优势。这种此消彼长的形势，使宋朝丧失了以往秦汉隋唐帝国有利的国防地理条件。与此同时，南方各地诸割据政权依然存在，五代以来战乱的局面亟待结束，混乱的统治秩序更有待改变。

　　宋太祖君臣一致认为以往的长期动乱系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所致，④而又突出地表现为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⑤于是，在使用武力战争手段剿灭割据政权的同时，对内采取收兵权举措，并解决以往长期存在的文、武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消弭社会意识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念和广泛存在的“重武轻文”风气。从宋太祖朝开始，一方面对骄兵悍将逞强的状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则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以重振纲纪、加强皇权。宋太祖朝的一系列崇儒举动，包括亲自为孔子作赞文、拜谒孔庙，发展科举制度，要求武臣读书等等，便旨在向天下传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⑥“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由此发端。⑦虽然统一天下是宋王朝的急切任务，使用武力战争手段也是现实的选择，但从国家更高的政治追求来说，则在于儒家文化设定的统治秩序与国家气象，因此“文治”高于“武功”。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不仅在收兵权的过程中，没有像以往汉高祖以及后世明太祖那样杀戮功臣，主要是采取怀柔的赎买手段解决，而且对所推翻的后周皇室优礼有加，对所灭诸国的国君也一律赐以爵号，将其举家安置于京城，以礼相待。这种开明的做法，也体现了宋朝开国政治的某种趋向。

　　从统一的行动部署上看，宋太祖君臣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用兵方略，先征服南方诸割据政权，然后再剿灭北汉、收复燕云，即实施先易后难的原则。宋太祖对于处理被辽朝控制的燕云问题，也考虑过优先采用经济手段赎买的办法，其次才是运用武力方式解决。⑧事实上，宋太祖后期已尝试缓和与辽的紧张关系。开宝七年(974)，宋主动遣使“请和”，辽也派地方官“与宋议和”。⑨此后，宋辽双方使臣往来逐渐频繁，彼此互致国书、礼物，互贺正旦和对方皇帝生辰。⑩宋辽虽然缓和了关系，但在北汉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即宋试图统一河东，而辽不愿放弃牵制宋朝的北汉傀儡政权。开宝九年八月，宋军大将党进率军对太原发动进攻时，辽继续出兵增援北汉，挫败宋军的攻势。(11)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并很快完成南征和消灭北汉的任务。由于宋太宗是通过非常手段登上帝位，(12)因此意欲建立超越乃兄的武功，遂在对辽关系上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但随后的两次收复燕云的伐辽行动却惨遭失败。文官执政群体对北伐战争先是少数人反对，之后则基本上持批评态度，并对宋太宗不断施加影响。(13)

　　早在太平兴国四年(979)讨伐北汉呼声兴起之际，宋太宗征求大将、枢密使曹彬的意见，得到肯定的答复，但宰相薛居正等人则委婉表示应当从缓。(14)第一次北伐幽州失败后的次年，宋太宗一度又试图出兵幽州，文臣张齐贤便上疏反对继续对辽用兵，理由是：“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15)在第二次北伐的筹备阶段，宋太宗“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16)则说明中书大臣的反对意见给宋太宗一定的压力，才使其抛开中书仅与枢密院合谋。当第二次北伐失败后，以重臣赵普为首的执政群体便激烈批评北伐行动。赵普认为：“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岂必穷边极武，与契丹较胜负哉？”他指出小人(主要指武将)好战，“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又从维护皇帝个人利益出发，特别提出“兵久则生变”的告诫。(17)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宋太宗不得不对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大臣“推诚悔过”。(18)端拱初，御辽前线形势紧张，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宰相李防“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19)不久，知制诰田锡又上奏反对北上用兵，认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20)淳化四年(993)，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战争议题，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认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四次讨伐辽东，人不堪命。隋炀帝全军覆灭，唐太宗亲自指挥作战，也无功而返，“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宋太宗当即表示：“炀帝昏聩，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又对以往的伐辽战争表达了追悔之意。(21)此时，边境相对平静，宋太宗君臣的讨论应当是理性而清醒的。文官大臣的以上见解，固然有息兵休民的意思，同时表明对武力战争手段的作用开始怀疑。他们的主张被“时论称之”，并影响了宋太宗的态度，则说明这种认识在宋太宗朝后期已渐成主流意识。

　　宋人李攸《宋朝事实》称：“太宗笃好儒学”，并举例加以说明，宋太宗阅览兵法《阴符经》后叹道：“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而在读《道德经》后则表示：“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22)在宋太宗眼中，兵家讲求诡诈奇巧，势必容易诱发“奸雄之志”，自然是“不祥之器”；王者非不得已不可用兵，“武功”手段也只能服从“文德”目的。由此可见，宋太宗对武力及兵家学说的贬损态度，其实正是两次北伐失败后方针路线转变的结果。

　　北宋第二次北伐的失败，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宋统治集团放弃武力收复燕云的目标，也停止了开疆拓土的活动，其军事思想转为保守，积极防御的战略被消极防御的战略所取代。于是，北宋在对辽前线全面布置防御体系，所谓“今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23)还通过开挖河塘的方式弥补失去长城带来的地形缺陷。当政者从此眼光向内，采取“守内虚外”之策，(24)换言之可称为“攘外必先安内”，追求内部统治稳定和“文治”功业成为施政的重心，边防则退为次要问题。宋太宗晚年对身边人所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的话，(25)便透露出实施这一政策的心机所在。因此，“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遂得到确立，即：侧重于以儒家思想文化治国，推崇文治而排斥武功，有意抑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朝廷主要不是依赖军队，而是凭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的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维系世道人心，以求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军事将领干扰其主导方针，又对武将处处设防，实施“将从中御”之法。

　　总之，历史上高度重视和依赖军事武力的传统从宋太宗朝后期开始发生转变，强军强国的意识逐渐被追求文治和稳定的思想取代。正因为如此，宋太宗朝后期遂尝试通过议和的手段缓和与辽朝的紧张关系，但未能成功。如淳化五年，宋廷曾先后两次遣使入辽议和，不过都遭到辽朝的拒绝。(26)甚至面对西北一隅的党项势力也消极应对，当军事重镇灵州遭到长期围攻后，还曾一度打算放弃。(27)

　　二、宋代主流意识抵触武力战争态度的发展与延续

　　宋真宗即位初，完全继承了以往的治国方略和御辽战略部署，但面对辽军的不时南犯，却一筹莫展，河北、河东前线形势持续紧张。咸平二年(999)年底和六年四月，辽军先后两次南攻，爆发了瀛州之战、望都之战，宋军都惨遭失败。咸平五年三月，军事重镇灵州城被党项军攻陷，北宋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受到很大威胁。宋廷陷于极大的边防困境，茫然不知出路何在。

　　景德元年(1004)，辽太后与辽圣宗率军大举南下，大有问鼎中原之意。宋朝在走消极防御之路不通的情况下，只能被迫发动全面抗战，宋真宗也赴澶州亲征。当辽军在黄河北岸遭到宋军有力抗击，双方交战僵持不下时，虽然宰相寇准等人希望坚持抗战，用武力手段彻底解决对辽问题，但宋真宗和多数朝臣却无意恋战，主张抓住辽朝有意和谈的机会，通过议和达到休战的目的。于是，以付出经济代价换取辽军停战的澶渊之盟就此缔结。其实，这也是宋太宗朝以来国防战略转变后宋廷及主流意识的现实选择。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统治集团避免了与辽朝的一场殊死决战，更重要的是双方依照条约放弃武装敌对，维持现有边界，结为兄弟之邦，并互通边境官方贸易。随后，对冲突不断的西北前线，宋统治者也转为议和的方式解决。就在澶渊之盟订立的同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即位，宋廷又借机主动与之议和，承认其割据现状，缓和了双方的紧张敌对关系。

　　如果说此前宋朝因为连续两次的北伐失败，挫伤了自己的锐气，宋真宗登基初又不断遭到辽军的打击，形势迫使北宋像西汉初年对待匈奴、唐初对待西突厥那样，也暂时采取守势，以财货换取对方撤军，然后着手聚集力量，待国力强盛后再适时发动反击，则属于审时度势下的权宜之计。但澶渊之盟订立后，宋朝却延续了对外消极防御的思路，标志着走上了与以往王朝不同的发展路线。

　　宋朝与辽、夏议和后，调整了军事部署，裁减前线驻军，减免对地方的征调。其中在对辽前线，“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令有司市耕牛给之”，“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都部署为一”，“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28)在西北前线，“缘边屯戍量留步兵，余悉分屯河中府、鄜州、永兴军，以就刍粟。”(29)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真宗还下诏将前线原敌对性的地名改为通好之意的名称，如威虏军(治所在今河北徐水西)改为广信军，破虏军(治所在今河北霸县东北)改为信安军，定羌军(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南)改为保德军等等。(30)

　　分析当时的各种记载，不难发现宋统治者显然从议和中获得了一种启示，即：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据以后宋人自己承认：本朝虽然向辽支付了岁币，但相较与辽交战的军费开支，不足百分之一二。(31)因此，宋真宗君臣认为突破了长期无法解决的边防困境，为内部的统治和建设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巩固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可以说，从宋真宗朝以后，主和、反战的主张长期占据了庙堂的主导地位，成为朝廷的主流意识，并有意引导社会意识的趋向。虽然某些官员和许多在野的士人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并不完全认同议和政策，但却不能左右主政者的走向。

　　景德二年，宋真宗在幸临国子监时对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赞美：“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32)而宋人曹彦约对此指出：“臣前读《符瑞篇》固已略举用兵之害矣，上而为君不免宵衣旰食，下而为臣不免疲于奔命。此古之圣贤所以偃武而后修文，息马而后论道也。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自是绝口不谈兵矣。”(33)即说明宋真宗对澶渊之盟深表满意，对用兵动武则表示怀疑和抵触。宋真宗曾对身边的近臣说：“自契丹约和以来，武臣屡言敌本疲困，惧于兵战，今国家岁赠遗之，是资敌也……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34)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亲自撰写《崇儒术论》，向全社会表明尊崇儒学的坚定决心。宋真宗还对臣僚说明写作此文的动机，其意大致是：儒术渊深，当发扬光大，国家理应尊崇。以往历代凡崇儒者则国运盛，凡抑文者则王业衰。本朝太祖、太宗“崇尚斯文”，才改变五代流俗。朕继承先帝遗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在宰相王旦的建议下，御撰《崇儒术论》被刻碑立于国子监。(35)

　　在此形势下，主张加强边防的呼声和官员都受到压制，武将群体也进一步被边缘化，如力主压制党项的西北守将曹玮、孙全照等，先后被调回内陆。(36)大中祥符三年，当有将领反映西夏“颇不遵守誓约”时，宋真宗询问宰相王旦道：“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则说服道：“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为然。(37)大中祥符九年，河西节度使石普以天象变化为由上书，请求主动对党项用兵，结果被逮捕下狱，遭到罢官和监管的处分。(38)

　　宋真宗朝后期大规模的封禅活动，劳民伤财，遭到后世批评，但其实也是宋朝运用神道为自己正统地位与“主和”路线所做的一场全民宣传动员。因此，宋辽、宋夏议和后，当政者在沿袭以往“守内虚外”思想的同时，又极其现实地将议和作为处理边患的一种手段，这便进一步对宋朝以后的主流意识和边防战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宋仁宗朝，推行“崇文抑武”方略的力度更甚于以往。因此，虽由于元昊称帝让宋廷有失脸面，使得北宋不得不对西夏采取打压行动，但战场上被动挨打与劳民伤财的结果，却再度引发宋统治者的厌战情绪。如知谏院张方平反映：“今自陕西四路、河东麟府，远近输挽供给，天下为之劳弊，而解严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39)以后宋人也指出：“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麒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40)庆历四年(1044)，宋与西夏签订庆历和议的妥协做法，其实与澶渊之盟精神相通。至于对辽关系，则长期依赖议和条款为保障，在北部边防上未做出任何变动。庆历二年，辽朝利用宋夏战争僵持不下的机会，派使臣以索要关南之地为名向宋朝进行要挟。宋廷仍力求通过和谈解决，最终同意每年再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41)宋仁宗朝后期，因为边防压力舒缓，使当政者得以维持内部相对安宁的形势，而这一时期还被宋人誉为“嘉祐之治”。(42)可见，宋朝对武力战争持抵触态度的主流意识，至此可谓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惯性思维。

　　北宋中后期，统治集团基本维持以往的内政外交路线，特别是消极防御的思想，并视其为祖宗之法，(43)虽然在个别阶段有所调整，但其主体与精神却基本上未被放弃，对西夏采取的主动“开边”举措，不过是有限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宋神宗时代试图通过实施变法措施，缓和社会矛盾，扭转已然下降的国势，并达到理财整军、改变对外屈辱状况的目的，但遭到人数众多的传统派官员反对。其中在边防问题上，传统的主流意识仍具有很大影响。如宋神宗征求元老大臣富弼、文彦博及张方平对经营边防的意见时，都遭到抵触。富弼更直接告诫道：希望天子二十年“口不言兵”。司马光、范纯仁、郑獬等一批官员也先后上奏批评对西夏用兵的企图。(44)甚至宋神宗与王安石对此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血气方刚的宋神宗有意走汉唐之路，主张积极对西夏采取攻势；而王安石虽对强国抱有期望，但对用兵作战之事则持慎重的态度。(45)因此，熙宁年间除了对河湟地区松散的吐蕃等族实施控制活动外，很少发起重大边防战争。如宋军对交趾的自卫反击战，便是战火燃遍广南地区后被迫采取的行动，且最终主动撤军。王安石对保持与辽盟约关系也持肯定态度，如熙宁五年(1072)讨论有关应对辽朝挑衅问题时，王安石明确要求宋神宗坚守双方盟约，“臣愿陛下于薄物细故，勿与之校，务厚加恩礼，谨守誓约而已”。(46)元丰时期，宋神宗亲自主导变法后，抛开朝臣的反对意见，一度对西夏发动攻势，主要支持、参与者为武将和宦官，却都以失败告终。宋神宗信心大受打击，史称“深自悔咎，遂不复用兵，无意于西伐矣”。(47)宋神宗因此忧愤成疾而死，主动用兵的主张遂宣告终止。

　　宋哲宗元祐年间，主政者在废除变法举措的同时，也将此前对夏“开边”活动视为弊政，全面加以清算，如将统军对夏作战的宦官李宪以“贪功生事”之罪，予以贬官监管；(48)实施“弃地”议和，将获得的缘边部分土地及城寨退回西夏；等等。(49)可以说，宋统治集团继续排斥武功，立足于维持内部的稳定。这一时期被以后的宋人视为全盛时期之一，其内政外交路线正集中代表了宋朝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特征。朱熹曾不满地指出：“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方得天下稍宁。”(50)宋哲宗亲政后的数年里，在西部前线有所举动，体现出某种与以往不尽相同的重武倾向。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发生了军事战略转变，出现了“缓进攻略路线”。(51)但从总体上看，其影响却未超出局部攻势和“蚕食”的范围，即宋廷没有完全采取全面进攻的大战略，特别是对辽朝依旧维持议和局面。

　　宋徽宗时代，统治日趋腐朽混乱，传统的治国思想虽然根深蒂固，但相关举措以及许多制度却遭到破坏，武备更为涣散。在大宦官童贯的主导下，延续了宋哲宗后期的举动，与西夏发生时断时续的交战，这在当时和后世都遭到正统士大夫的抨击。正如宋人所说：“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52)北宋末，统治集团还利用辽朝即将灭亡的机会，仓促导演了联金攻辽的投机举动，试图假手他人收复燕云，也遭到许多官员的批评。(53)至靖康时，宋统治集团终止了在西部的用兵活动。面对金军的两次围城，宋钦宗与主和派仍抱议和幻想，试图以和谈方式换取对方撤军。当幻想破灭后，宋廷有限的抗战力量终于无法挽救覆灭的结果。

　　通览南宋历史，不难发现：虽然宋廷长期处于外患巨大压力下，民间要求抗金的呼声不断，许多文官武将也不甘屈辱现状，如辛弃疾与陆游的诗词、陈亮及真德秀的上疏，都集中体现了强烈抗战的愿望，但在长期惯性思维与制度的推动下，主和仍然成为影响朝廷的主流意识，抗战主张受到压制，被动求和成为边防不力下的无奈之举。南宋主和派长期当政，他们在维护统治与抵抗女真、蒙古进攻时，不能不现实地选择战争手段反抗，然而在精神上却继续怀疑、抵触武力，不敢也无力主动用军事方式收复北方失地，只能满足于偏安江南。

　　宋高宗君臣甚至不惜借杀害岳飞之举，压制主战派力量，促成与金朝的“绍兴和议”。宋高宗赞扬秦桧的话“尽辟异议，决策和戎”，(54)反映出当时朝廷当政者主和避战的态度。秦桧死后，宋高宗还特别告诫执政大臣延续既定路线：“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勿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55)其后，唯有在宋孝宗、宁宗朝，抗战主张曾一度冲击了传统的主和意识，并有过两次主动北伐行动，反映了长期遭到排斥的民间力量强烈的抗战要求，不过北伐既短暂，又告失败。战场的失利再度引发失败主义弥漫庙堂，主和派很快又占据主政地位，遂先后出现“隆庆和议”、“嘉定和议”。揆诸其时其势，不满现状的宋孝宗虽心有不甘，也不免最终厌战。据记载，开禧北伐开始时宋宁宗便心存疑虑，事后他对大臣说道：“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56)以宋宁宗名义下达给将士的诏书云：“岂不知机会可乘，仇耻未复，念甫伸于信誓，实重要起于兵端。故宁咈廷绅进取之谋，不忍绝使传往来之好，每示固存之义，初无幸衅之心。”(57)说明之所以坚守议和盟约，关键在于不愿引发战祸。这其实表达的正是当时主政者及朝廷主流意识的主张。如南宋名臣真德秀批评：“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金邦尚存，则用之于金邦；强敌更生，则施之于强敌，此苟安之计也。”(58)

　　南宋后期，内外交困，江河日下，统治者面对空前强大的蒙古军的猛烈进攻，更难以应对，只能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寻求议和的解决之道，于是又产生了贾似道与忽必烈达成的议和密约。南宋末，在元朝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宋廷已经失去和谈的资本，依旧寄希望于议和，最终因遭到拒绝而亡国。

　　三、宋代主流意识抵触武力战争的社会根源及影响

　　从宋代历史的发展来看，朝廷主导下的主流意识也经历了由初步怀疑武力和战争的态度，到认识不断加深、并最终加以抵触的变化过程。宋朝这一现象的产生，毫无疑问是与宋初北伐战争失败后消极边防思想盛行有关，也与推行上述“崇文抑武”的方略及其内政外交路线密不可分。但之所以能够如此，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所在。

　　首先，宋朝统治集团的构成发生重要变化。唐宋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迁，宋初门阀世族已经消亡，而加强皇权和收兵权的结果，又抑制了军功贵族的崛起。事实上，宋朝建国不久，军功集团势力在政坛就迅速消解，以后始终也没有复兴，这也是与以前王朝不同的时代特点。宋朝代表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自然也要依靠他们的支持，而人数众多、分散各地的地主，不可能像以往少数贵族、世族那样都得到政治特权，国家只能通过不断选拔或流动的办法，由其代表人物组成国家的政治中坚力量。于是，相对开放并具有相对公平性的科举制度迅速发展，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从而造就了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执政集团。如研究者所指出：宋太祖“并非出于偏爱而将士大夫单独挑选出来，但是他创造了形势和先例，这些形势和先例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太宗的确提高了士的利益”。(59)

　　大致而言，到宋太宗朝后期，科举官僚便居于统治集团的核心地位，随后影响力日益扩大，至宋真宗朝以后，已完全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通过《宋史·宰辅年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宰执大臣基本由科举出身构成的事实。如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仅有3人为开国功臣，而所有的宰相竟无一人出身武臣。(60)南宋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举，其余非科举出身的11人中，6人出身太学生，唯有1人为武臣。(61)就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坛的位置而言，确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北宋中叶人即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62)宋朝以儒家思想文化为背景的科举文官集团长期执政，武将群体受到压制，制约了尚武的力量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使得以往历史上盛行的“出将入相”现象消失，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内军功观念的弱化。这便影响到国家政治的走向，即：摆脱了以往强军强国、盛世开疆的路线，转而推崇文治和内部建设。

　　第二，宋朝的统治思想发生变化。宋代之前，儒家虽然长期成为官方的舆论工具，但并未取得完全的思想统治地位，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都对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影响。如汉初的黄老思想，三国的兵家影响，两晋的玄学流行，南北朝、隋唐佛教以及北方游牧文化渗透的特点等等，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关系还曾出现紧张和对立，因此国家的政治倾向不免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宋统治者建国后，在重文政策的推动下，不仅儒家文化的教化功用得到高度重视，而且其价值观也进一步获得提倡和宣扬，这都使儒家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据记载，宋初功臣赵普居宰相位后，在宋太祖的要求下做出率先读儒经的姿态，但因缺乏学养，最终不出孔子的《论语》。(63)这便从侧面折射出当时重文、崇儒气氛的初步形成。北宋中叶人称：宋太宗“引缙绅诸儒，讲道兴学，炳然与三代同风矣”。(64)此话虽然歌颂的成分大于实情，却也道出了当时统治者引领的方向。现存《宋会要》中“崇儒”所占篇幅极大，较全面地记述了宋王朝推崇儒学的事例。随着作为儒学重要载体的科举制的日益发展，以及儒、释、道三家长期的互相渗透，出现了三教合流的趋势。儒家汲取了佛、道思想的精华，从而登堂入室，真正成为宋代国家的统治思想。朱熹指出：“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65)大致到宋仁宗时代，儒学还引发思想变革，讲求“义理”的宋学兴起。儒家注重君臣关系的礼仪秩序，讲求仁政、反对暴政的政治理念，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强调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伦理道德观，这些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宋朝的统治思想之中，虽然不可能都获得实现，许多内容还常常成为虚伪的遮羞布，但却无疑推动了国家发展及价值评判的趋向。

　　就政治理想而言，宋儒追求的是三代“圣王”之道，而非秦汉以降的“霸道”。如北宋中叶的石介、欧阳修、尹洙和李觏等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都同有超越汉、唐，复归'三代’的明显倾向”；(66)苏轼指出，当今士大夫，“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67)王安石劝告宋神宗不必效仿汉唐盛世，而应直追三代、“法先王之政”；(68)二程批评周代以下已无圣王，“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69)朱熹则认为自尧舜至周公是内圣与外王合一的理想时代，他还在与对立派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辩中，将汉唐与尧舜、三代剥离开来，反对将汉唐与先王时代“合而为一”。(70)欧阳修、司马光及范祖禹等史家则通过修史，批判汉唐黩武追求，如他们虽承认唐太宗的功业超越以往许多帝王，但对其征伐活动却予以谴责，“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71)“太宗于天下，无事不知用之于礼仪，而惟以战胜为美也……兵威无所不加，四夷震慑，而玩武不已，亲击高丽，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无功而还，意折气沮，亲见炀帝”。(72)宋儒对秦汉至隋唐社会及其帝王将相的否定，固然隐含有改造现实的用意，但主流意识从理论上否定汉唐“盛世”，便意味着反对追求“霸道”和武功，同样具有为现实“崇文抑武”方略服务的意义。而宋朝儒学家的思想观念与倾向，也深入到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必然会与使用武力战争的政治追求产生冲突，其结果便是武力战争的手段逐渐遭到质疑、抵触。事实上，宋初以来主流执政者对汉唐动武教训的批判，也与宋儒的价值取向始终发生着互相推动的作用。尽管有一些民间士大夫阐述《春秋》大义，提倡尊王攘夷，特别是如陈亮等南宋士人倡导效法汉唐，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73)但这些激进的思想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未能被朝廷所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绝大多数皇帝都积极提倡儒学。“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74)如果说宋太宗本人此举属故作姿态的话，那么从宋太宗开始，高度重视皇族的教育却是事实，从而使其受教育的程度远胜于前朝，其皇储自幼读写儒经的情况，较之以往则更为突出。所谓“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75)因此，宋朝储君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宋哲宗即位初，范祖禹在经筵为年幼的帝王讲解治国之道时，献《帝学》一书。从《帝学》的各项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学说及其价值观对宋朝帝王思想形成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窥见“崇文抑武”在天子观念中延续、发展的基础。范祖禹认为：“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人主无不好学故也。”(76)特别是宋仁宗，被士大夫认为是“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77)儒学熏陶下的宋朝皇帝，大多数在观念上对武力战争存在疑虑，在现实中更容易选择温和的解决之道，也更容易退缩到“化干戈为玉帛”的幻想中。

　　第三，宋朝募兵制度盛行，进一步影响了社会风尚的变化。宋朝在唐中后期、五代的基础上，大规模实行募兵制度，特别是实施“荒年募兵”的举措。(78)而在宋代租佃经济盛行的背景下，士兵主要来源于被土地排挤出来的破产农民，以及充军的罪犯，因此其社会地位低于征兵制下的军人，这从士兵面部刺字这一与罪犯共有的标记可以说明。宋人指出：“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79)士兵被视作“贱隶”的结果，极大地降低了其社会地位和尊严。

　　宋初以来，在“崇文抑武”的政治环境之下，文官士大夫的政治影响力本已持续高涨，形成了文尊武卑的格局，出现“文不换武”的现象。(80)田况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81)当军人遭到社会普遍歧视后，从文成为宋代士人追求的目标，如叶适所言：“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82)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83)投军则很难受到世人的认可，如著名理学家张载年轻时，面对宋夏交战，慨然以功名自许，“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84)可见即使在国家用兵之际，这种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所以，王安石指出：“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85)与以往相比，宋代社会风尚发生重要变化，尚武精神沦落，军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大为削弱，从而间接地制约了朝廷和主流意识对武力战争手段的运用，反战的呼声更容易得到执政集团的关注。

　　第四，宋朝军事决策和统率体制发生变化。宋代之前，实施军事决策和统军作战主要由将帅承担，但到宋代，这一局面却逐渐发生变化。宋朝开国后，为了防止军权旁落、武人干政，设置枢密院掌管最高军事决策和机要，正副长官由武官、文臣出身的亲信大臣担任。随着“崇文抑武”方略的不断推行，这一机构中科举出身的文官逐渐在人数上占据优势。澶渊之盟后，文官基本上控制了枢密院。到宋仁宗朝，武臣很快从枢密院退出，直到北宋灭亡，枢密院都几乎是文臣掌管。(86)南宋时期，枢密院的地位逐渐下降，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往往成为定制。再从各地军事统率组织来看，大约在宋太宗后期、真宗朝，出现了文臣参与统率和指挥方面军的现象，到宋仁宗时代遂形成了文臣担任主帅、武将充当副将的制度，如宋哲宗时刘挚所说：“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87)

　　值得注意的是，前代由于文武官员之间没有鸿沟阻隔，许多文臣自愿“投笔从戎”，还出现“出将入相”现象。因此，无论是职业武将还是弃文从武的将帅，都能安心军职、投身沙场，从事专职性的军事决策和统军作战，以博取功业。与以往相比，宋代文武之间产生巨大的隔阂，文臣通常不愿从武。而以科举为背景的宋代官僚队伍虽有文化优势，精于文辞与儒经，熟悉典章制度，然而因为多不愿投笔从戎，缺乏军旅和战场锻炼，即使出任帅职，也依旧保持文官资格，因此普遍存在军事技能方面的欠缺，拙于用兵。与此同时，由于武职受到歧视，社会精英多不愿踏入军门，导致武将群体素质普遍下降，其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下滑。纯粹的文官主掌军事决策、统军体制，在边防上只能是越来越保守，这都进一步加剧了执政集团对武力手段的怀疑和抵触，缺乏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应对战争。如韩琦、范仲淹被当世称为御边良帅，清人王夫之则中肯地评说道：“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敢则失算。”(88)

　　第五，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统治集团处理边防问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不断扩大，并直接作用到宋朝政府的收入方面，其中突出地表现为货币在税收中的比重加大，商税和专卖的收入在财政中的比例逐渐超过农业收入。(89)而这种变化对宋朝统治者的决策，包括考虑边防问题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计算成本的意识增强。如前所述，宋太祖在收复燕云的问题上已有经济赎买的考虑。宋仁宗朝，素有名望的富弼指出：“真宗皇帝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90)他认为因澶渊之盟向辽支付的岁币较交战的军费开支，不过百分之一二，因此不算失策。还有许多执政大臣也持类似的看法，如王安石有“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的诗句，(91)即持同样观点；两宋之际的抗战领袖李纲也对此抱有肯定态度，如其《喜迁莺》“真宗幸澶渊”一词云：“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92)这说明宋代许多执政者在计算得失的思考下，满足于以经济手段而非武力方式应对边患。南宋时期，长期遭到女真、蒙古军队的战争压迫，军费开支极为浩大，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受到无穷的影响，统治集团既不敢也无心抗战，计算经济得失往往又成为其主和的一项重要理由。

　　事实上，不战而胜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即使是兵家鼻祖的孙子也指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93)宋朝固然并非是主动从大战略的角度考虑，妥善处理和与战的关系，但被动地以和罢战的做法，却为自己寻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依据，并以现实主义的经济换算对战争方式加以否定。西方学者因此认为：宋王朝“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依靠军事手段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便与辽议和，“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94)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传统重视边防和武备的意识到宋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宋朝从太宗后期开始，即不再以积极防御、开疆拓土为能事，军队转而以维护域内统治为首要任务，其讨伐的对象主要限于篡逆反叛者和造反百姓，而不是以强大的游牧政权势力为主，因此军队与边防的意义和价值也就随之降低。宋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安全，虽然在现实中依赖军队的支持，也不得不选择用兵的方式抵抗边患，但是，“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推行的结果，主流意识逐渐对武力战争手段产生怀疑和抵触的态度。澶渊之盟的缔结，似乎也证明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有选择和平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个两难选择的成功，使宋朝统治者自认为一劳永逸地寻找到了“化干戈为玉帛”之路，从此更倾向于以和的方式解决边患威胁。其外交政治既然以和为主轴，则战争手段便不能更多地为这种政治服务。总体而言，宋朝主流意识中的战争理念，又大致包含了三种表现：其一，攘外必先安内，暂时放弃主动对外用兵，而集中力量稳定内部；其二，审时度势，在对外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主动采取以和止战的方略；其三，政治投机，以君主和既得利益集团厌战的意志为转移，满足于苟且偷安。就宋朝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历史的复杂演进过程中，宋朝片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矫枉过正，不能保持自身必要的军事强势，对外长期采取守势，其军队和边防也就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和平局面，一旦内外平衡被破坏，就只能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由此，两宋虽然经济、文化、科技独领风骚，如陈寅恪先生所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95)并在全球首先发明了火药武器。但先进的生产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防实力，火器这种巨大革命性技术的投入，也未能引发军事变革和应有的效用，因此长期被动挨打，亡于边患，终以“积弱”而为后世所诟病。今天自应站在更高的平台看待过往发生的一切，穿越宋代演进中的迷雾，探究其行程的路径与覆辙，都可为今天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