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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 ● 论文 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及其转变 ——以宋朝“崇文抑武”治国理念为中心 陈峰 【作者简介】陈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历史分会主席，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获得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陕西省“三五人才”、陕西省教学名师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代表论文及著作有：《宋太祖朝的曲宴及其政治功用》《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 》《宋代军政研究》《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等。  摘要：中国古代历史上，秦与汉唐统一帝国在较长时期里奉行了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力图保持文治与武功的平衡。当其强盛之时，一方面对内强化统治与建设，一方面对外采取积极的边防攻势，从而维持了大一统的格局。但其长期的对外战争也加重了国力的负担，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并最终削弱统治能力。宋初统治者也有延续以往治国理念的用意，然而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转而以内部建设为主，对外则采取被动防御的战略，崇文抑武开始成为其治国理念。此后，这一理念得到继承和巩固，由此在内部的秩序、社会经济及文教发展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却在边防上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代 治国理念 文武并重 宋朝 崇文抑武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王朝都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关乎王朝的生存与兴衰。因此，当政者必须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以保障国家的发展，并解决现实中面临的各种困境。而各项方针及政策的出台，又要依靠一条核心治国思路为原则，也就是说立国与发展的最高追求目标究竟是什么？以及主流的价值观是何种？这便是治国理念。中国古代王朝的治国理念，一般是在经历开国时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和摸索自身的特质及定位之后，由最高统治者与执政大臣所逐渐确定，同时也得到统治集团主流意识的认同，从而长期存在于当政者的精神深处。历朝历代，无不有其治国理念，并在其指导下确立相关的方针及政策，然后加以实施贯彻。方针、政策通常是动态的，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会不断加以调整，但治国理念却往往是相对常态的，一旦形成便会长期稳定下来，并发挥作用、影响。当然，不同的治国理念会造就不同的气象，也不免会带来自身相应的问题。到一个王朝陷于混乱、衰亡阶段后，统治集团顾此失彼、内外交困，其治国理念也就难以贯彻实施，自然便流于沦丧，而这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结局。 一 早在夏商西周的三代时期，由于早期血缘国家的形态特点，邦国在政治上实行了 等级分封制的统治模式，来维护以君王为核心的各级血缘贵族的利益，并凝聚向心力，所谓“君君”、“臣臣”、“亲亲”、“贵贵”、“父父”、“子子”。因此，也初步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统一观念，并由此支撑起以天子为代表的形式上的全国统治。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周边异姓部族势力的威胁，王朝中央保持相对强大的军事武装，必要时则动员诸侯国的力量，力图采取积极的边防战略，适时地通过征伐的军事手段打压对手，以维护国家利益。到春秋时期，随着周平王东迁后中央力量的迅速衰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沦丧。在权威下移的形势下，于是群雄逐鹿，诸侯纷争。此时，强国虽然都在争夺霸主地位，并试图接替天子号令天下的位置，但其原有的统治模式却大致得以延续。 进入战国时代，随着诸侯交战的加剧，弱国逐渐消亡，资源开始向大国集中，强国转而追求更高的目标——从独霸天下趋向统一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列国统治者无不图强自存，一方面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增加财赋收入，一方面扩军备战，积极对外用兵。因此，现实政治更离不开武力方式的推动，战争成为助推滚滚历史车轮的强有力手臂。孙子即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虽然墨家有“非攻”“兼爱”的反战主张，道家有无为而治的理念，儒家有仁政的见解，但由于与列国交战、图存的现实需求相抵触，都难以大行其道。而法家、兵家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如孙武“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用兵主张，商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尉缭“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的战争观，都将武力战争视作维护自身安全、打击对手的必要手段，并蕴含其正义的精神，从而满足了统治者的现实利益需要，因此军事竞赛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其治国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当时出现的弭兵运动也难以为继。秦国以“农战”为施政的基本方针，便是讲求最直接的富国强兵功效，一方面积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另一方面突出“军功”的导向内容，动员民众踊跃投军，走向战场。为了确保这一方针的贯彻，又辅之以严刑峻法，从而在制度上得到有力的保障。战国后期真实的历史便诠释出这样的事实：秦自商鞅变法确立了走“农战”的强国之路，建立起了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其军事实力迅速崛起，终于用战争手段统一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随着华夏中心观念的形成，无论是在三代名义统一的格局下，还是在诸侯列国纷争的岁月中，围绕捍卫自身文明与安全利益的目的，中原政权产生了“尊王攘夷”的用兵战争观念，即对来自外部的威胁势力一致抗击，与此同时，因对内维护统治的需要，又有“大刑用兵”的认识。如唐代史家所说：“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于是，在治国思想上大致奉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的原则，也就是以维系同姓血缘贵族利益为核心的政权建设与军事征伐手段并重的思想，正是这种现实政治需要的体现，也成为当权贵族的主流意识。其治国理念的要义便是文武并重，如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秦朝的统一，标志着东亚地区空前强盛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就地缘背景而言，秦帝国一改以往“小国寡民”的地理格局，东临茫茫大海，西接青藏高原，南靠崇山峻岭，北面广袤草原，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辽阔疆域。从国防形势来看，秦朝拥有相对封闭的簸箕形地理环境，其东、西和南面拥有阻隔外部的自然屏障，惟有北部相对开放。再从周边部族的分布而言，由于地理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只有北部广阔草原地区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资源，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当代学者在研究全球人类通史后认为：“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这些东方的游牧部族，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这里所说的中国，当然应是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事实上，长期以来也惟有北方的游牧势力能够对中原的农耕政权造成军事威胁，所以御北成为秦朝及之后王朝的边防重点。这也决定了中原政权要想保持统一格局，就不得不依靠武力抗击北方游牧势力，耗费巨大的万里长城的出现也不是偶然。 秦帝国的建立，开创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的统治模式，而随着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其治国理念在继续以往基本思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概括而言，秦朝在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指导下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旨在维系国家秩序与生产方式，同时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震慑天下，并维护边疆安全。同时，与文武并重相吻合的是，秦帝国力图在内政外交上采取平衡的国家大战略，既重视内部建设，也重视外部边防，从而维护了国内统一局面的存在，抵御了北方匈奴武力的南下。然而，由于秦统治者过度依赖暴力与刑罚手段，进行了无休止的征调，没有顾及百姓的承受能力，终于招致天下造反，十余年间便走向灭亡。但此后，秦帝国为维护中央集权与统一局面而奉行的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精神，却并没有消亡，在很长的时期内，统一王朝都无不深受其影响。 西汉初期，基于国力的不足，同时汲取了秦朝迅速亡国的教训，故暂时实施了宽松的内外政策，重心置于恢复经济方面，于是既有轻徭薄赋的“文景之治”，也有“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的和亲妥协,即一时实行“黄老无为”的统治思想来处理内外关系。但至汉武帝时期，随着统治力量的增强，当政者又接续了以往秦朝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于是在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中，灌注了积极主动与内外并重的内容，意在快速恢复强盛的目标。因此，内部出现厉行中央集权统治的格局，外部出现拓展疆域的局面。不过，为了支持主动进取的各项内外活动，特别是持续的边防战争，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以往轻徭薄赋的政策，不断地征调全国的民力与财力，并对商业与商人的财富实施掠夺式征收，将“重本抑末”的措施推向极致。然而，汉武帝时代多年的北伐南征活动，虽然收到压制匈奴进攻、开辟西南疆域的效果，但却给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自身国力，加剧了社会矛盾，进而埋下了危机的祸种。汉武帝晚年，对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扶持生产，减缓农民的负担，不过随着各种矛盾的积累、发展，统治力已经下降。再历经数代，固然暂时没有了外部匈奴势力的军事威胁，内部危机却不断加剧，西汉王朝由盛转衰，遂不可避免地趋于腐朽没落，终于走向亡国。 东汉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以往的治国理念，当国势鼎盛之时，同样追求文武并重与大一统的目标，也出现过一度内外强盛的局面，特别是通过巩固西北的边防活动缓解了匈奴势力的军事威胁。随后，东汉王朝也出现了严重的内外矛盾，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存在斗争异常尖锐、地方豪强势力坐大以及日渐腐朽等问题，导致中央控制力逐渐下降、瓦解，遂同样因此走向消亡。可以说，历史大致再次被复制，东汉沿着西汉的道路走过类似的过程，而内部矛盾与危机更为突出，大一统的格局便难以持久地维持下去。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割据纷争局面。在此阶段，北方诸多游牧民族的南迁，既加剧了冲突战争，也出现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央集权的模式与大一统的观念逐渐影响到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最突出的则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于是，先后产生的南北政权都试图以正统自居，并梦想完成统一大业。然而，传统的治国理念虽然萦绕在某些强权统治者的心头，却毕竟因为力量所限，几经碰壁而难以贯彻实施，因此只能维持有限范围的统治。 隋唐两朝初年，也由于初创时期内部尚未稳定和国力的不足问题，而受到北方突厥游牧势力的巨大威胁，因此不得不采取和亲甚至称臣的措施，以缓解边防压力。如隋文帝曾向突厥纳贡称臣；唐太宗即位初，西突厥一度兵临渭河北岸，使京城长安直接暴露在铁骑兵锋之下，令唐王朝上下为之震恐，不得已采取贡献资财的办法换取对方撤军。于是，隋唐两朝在稳定内部与发展的同时，具有强烈军功色彩的统治集团都积极着手加强国防，力图改变被动的局面。就此而言，隋唐两朝都有继承秦汉文武并重治国理念的愿望，争取保持内外平衡的国家战略。但由于隋炀帝在位期间过度征调民力物力，没有充分顾及国力的承受程度，其浩繁的内外活动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民众起义，遂迅速亡国。于是，这一使命留给了随后的唐朝。 唐太宗亲著的《帝范》，系统地反映了其治国思想，其中“阅武第十一”与“崇文第十二”两篇，概括了文武关系及其各自的意义：“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即战时军事手段和武将发挥重要作用，平时文治建设与文臣则居于主导地位，两者互相配合，不可偏废。唐太宗的这一论断，其实也包含了处理国家内外关系的认识，也就是说国家要建设与发展，还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如果边防形势处于严重的紧张和压力下，内部的发展必然难以正常进行，即使暂时取得成果，也会因边防失守被外来势力毁灭于一旦；与此同时，内部建设是国家存在发展的根本，若不顾及其需要而一味尚武与对外，则无法成就事业发展。因此，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护政权安全，主动解决边防问题，以有利于王朝的各项文治建设。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上述思考体现了文武并重治国理念的精神，也是对以往统一王朝政治运作基本范式的总结。事实上，唐太宗对边防极为重视，在位期间充分运用军事手段，不遗余力主动出击。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昭示，大国常常是通过武力战争手段实施其对内对外的政治目的，如西方近代军事鼻祖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随着贞观年间稳定内部举措的初见成效与国力的恢复，唐太宗适时对西突厥发动反攻，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巩固了西北边防。唐太宗主动出征的步伐并没有到此为止，随之又对西部和东北边疆展开积极攻势，包括对高丽发动三次征伐。以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继续了这一积极主动的对外态势，使唐朝的疆域拓展到前所未有的局面。应当看到的是，在有利的外部环境下，唐朝获得充裕的资源，内部建设持续发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交往都取得巨大成就，从而呈现出“盛唐”气象。但与此同时，也因频繁的对外战争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并对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包括唐太宗的三次无果的东征也招致后世批评，所谓“太宗北擒颉利可汗，西灭高昌，兵威无所不加，四夷震慑，而玩武不已。亲击高丽，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无功而还，意折气沮，亲见炀帝以勤远亡国，而袭其所为”。尤其是重兵云集边防前线，造成外重内轻的格局，进而导致安史之乱发生，唐王朝遂由盛转衰。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上升、统治集团斗争消耗后果的产生，特别是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造成唐中央控制力与国力迅速下降，吐蕃开始控制西北，契丹势力也在东北逐渐壮大，北方边防线便逐渐退缩，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以及内外平衡的战略自然难以为继。晚唐时代，拥兵自重的武装势力控制各地，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与社会，从而加剧了统治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脆弱的唐朝最终因此走向衰亡。 五代时期，再度出现割据混战、政权林立的格局，武夫悍将跋扈，武力成为影响政治与社会的最大因素。此时，诸政权的当政者大都目光短浅，过度依赖武力手段维持统治，横征暴敛，满足于一时的既得利益，而少有长远的治国目标及理念，致使统治秩序混乱，传统道德沦丧，社会经济破坏。在此形势下，保持大一统局面与内外并重治国的理念便消失殆尽。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王朝在长期的治国过程中，为了满足内政外交的需要，都不能不注意文治与武功之间的互相配合。秦汉以降，大一统的观念不断深化，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在实施对内统治的同时，都试图保持强大的边防，筹划通过积极主动的战略部署来改善外部坏境，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遂成为主流意识。与此同时，中原王朝以先进文明与天下中心自居，视周边民族及政权为落后的四夷，故一方面力图防范四夷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尽可能慑服对方。汉、唐帝国强盛时，还追求运用武力手段开疆拓土，将边防线推进到塞外，以积极防御的态势压制主要对手——北方游牧政权势力，削弱其军事威胁。个别时期统治者的欲望超过了极限，一时武功目标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占据突出的位置，甚至出现“穷兵黩武”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遂给社会和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民间反战的呼声、文人控诉战乱的诗文，如汉代乐府中的民间古诗《战城南》、唐朝杜甫的《兵车行》等等，不胜枚举，以致“铸剑为犁”还成为某些思想家及政治家的梦想。但统治集团出于各方面的需要，都无法放弃对武力的倚重，战争手段不仅是现实的必要选择，而且成为立国御边的重要精神支柱。所谓：“非兵不强，非德不昌。”汉代以来儒家学说虽然成为官方思想，然而“王道”的精神总是被现实中的“霸道”理由所支配，“仁政”的思想也总要服从王朝大一统的现实需求。如汉宣帝对其子所告诫：“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二 如所周知，北宋是在经历唐末、五代长达百余年割据战乱后所建立，因此宋初统治者对昔日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宋太祖君臣探讨以往长期动乱的关键所在时，一致认为系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所致，而又突出地表现为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如宋人所说：“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于是宋初统治集团高度重视内部秩序建设，以收兵权为首要手段，辅之以分化中央与地方事权的方式，而推行全面强化专制皇权的举措。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对影响朝政的超强武力因素进行抑制，对沦丧的儒家思想文化加以振兴，力图恢复文治与武功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宋太祖还是继承了大一统的传统观念，积极进行统一战争，其“先南后北”的方略就包括收复北方燕云十六州的内容，也就是说要维持中原对天下及四夷的控制。就此而言，宋太祖时代也有延续文武并重治国理念的思路。意外的是，宋太祖正当壮年时突然暴死，其草创的治国思路尚未定型为稳定的治国理念，并成为主流意识中的坚定信念。 宋太宗即位后，一方面继续推动内部的整顿与发展，另一方面则继承“先南后北”的统一部署。但在完成内陆统一任务后，却在两次对辽主动进攻的收复燕云行动中惨遭失败。第二次北伐的失败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宋统治集团产生了辽朝不可战胜的认识，从此眼光向内，采取“守内虚外”之策，放弃了开疆拓土的举动，其积极防御的战略被消极防御的战略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宋朝统治集团因此转变了思路，确定追求内部统治稳定和“文治”功业为施政的重心和最高目标，边防则退为次要问题。这一思路显然具有重内轻外的特点，而不再是寻求内外平衡的战略，由此初步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为了寻求思想理论上的依据，以获得朝野的共识和支持，并成为主流意识，宋太宗君臣还在正统的儒家思想中寻觅有关精神，来渲染其理念的正当性、合理性。 据记载，宋太宗早在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就针对朝廷藏书不足的问题说道：“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试图在经史典籍中寻觅治国经验的想法。如当时的文臣张齐贤积极主张朝政的重心应放在内部，反对继续对辽用兵，他向宋太宗上疏进言：“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由儒家政治理想所引申出来的理由，明显具有重内轻外的倾向。到第二次北伐惨败后，宋太宗君臣更不断就国家发展走向问题进行了探讨，于是儒家重视秩序、提倡仁政、关注民生以及怀柔四夷等等的认识，纵然不免有被狭隘利用的目的，却成为推动治国理念转向的有力旗号。端拱初，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宰相李昉“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淳化四年（993），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前代教训，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指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四次讨伐辽东，人不堪命，隋炀帝全军覆灭，唐太宗也无功而返。因此认为“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宋太宗当即表示赞同意见：“炀帝昏聩，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又对以往的伐辽战争表达了追悔之意。这都说明放弃汉唐文武并重理念，调整树立崇文抑武理念的努力，已逐渐开花结果，成为宋太宗君臣的共识。据宋人李攸《宋朝事实》认为：“太宗笃好儒学”，并举例说宋太宗阅览兵法《阴符经》后叹道：“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而在读《道德经》后则表示：“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随着形势的变化，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在国家发展路线调整后，兵家已是“不祥之器”，非不得已不可用兵，“文德致治”才是最终的目标。因此“武功”手段也只能服从“文德”的需要。不仅如此，宋太宗甚至还有意做出尚文的表率，“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宋太宗在治国思路理念上的转变，深深影响到后嗣诸君。 宋真宗在位期间，曾亲自撰写《崇儒术论》，公开宣称：“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也就是说，既定的国家发展路线不会改变。景德元年（1004），面对辽军的大举南攻，宋真宗在抗战初见成效的情况下选择了议和，与辽朝签订了“澶渊之盟”。如果说此举是像西汉初年对待匈奴、唐初对待西突厥那样，属于暂时采取的守势，然后聚集力量，待国力强盛后再适时发动反击，是审时度势下的权宜之计。但“澶渊之盟”后，宋朝却延续了消极的对外战略，继续将内部的稳定与文治建设作为朝政的主要目标，则标志着崇文抑武治国理念的定型。这就难怪，景德二年，宋真宗在幸临国子监时对文教复兴的局面表示欣慰，感叹道：“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如宋人指出：“此古之圣贤所以偃武而后修文，息马而后论道也。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自是绝口不谈兵矣。”即说明宋真宗对内外关系所采取的重视前者二轻视后者的态度。以后，宋真宗与宰相王旦谈及议和问题：“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当即劝说道：“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为然。 宋仁宗即位伊始，有官员建言：“国之外患在边圉，然御之之术，不过羁縻勿绝而已。内患则不然，系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也。”显然，历经宋太宗、真宗两朝确立的治国理念已获得统治阶层的共识，内部稳定与建设是施政关注的要害，而边防则不过属于次要问题，即使因此产生不利的后果，也在所不惜。如宋人指出：“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麒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以后，宋仁宗朝与西夏签订的“庆历和议”，其实便与“澶渊之盟”精神相通，说明延续着崇文抑武及重内轻外的思路，议和遂成为化解边患的重要手段。北宋中后期，当政者基本维持以往的治国理念和处理内外关系的路线，并视其为祖宗之法，虽然在个别阶段有所调整，如宋神宗时代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变法，但总体思路却基本没有改变。宋神宗曾征求大臣富弼、文彦博等人对经营边防的意见，却都遇到抵触。富弼更直接告诫道：希望天子二十年“口不言兵”。司马光、范纯仁等一批官员也先后上奏批评对西夏用兵的企图。当时士大夫的代表性人物还继续以唐太宗对外战争作为反面教材，告诫当朝君臣。如范祖禹在所撰《唐鉴》中指出：“太宗以万乘之主而兼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师古，不足为后世法也。”甚至宋神宗与王安石也对此存在一定的分歧，宋神宗有走汉唐之路的愿望，主张积极对西夏采取攻势，而王安石虽对强国抱有期望，但对用兵作战之事则持慎重的态度。元丰年间，宋神宗一度对西夏发动攻势，却都以失败告终。宋神宗信心大受打击，史称“深自悔咎，遂不复用兵，无意于西伐矣”。宋哲宗亲政后，在西部前线虽有所举动，但从总体上看，其影响却未超出局部攻势和“蚕食”的范围，特别是对辽朝依旧维持议和局面。这种状况大致延续到北宋末年，直至被金军灭亡。 南宋时期，虽然长期处于外患的巨大压力下，民间要求抗战的呼声不断，但在长期惯性思维的延续下，统治集团继续抱残守缺在守内虚外的祖宗之法下，崇文抑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宋廷的主流意识乃至于治国理念。宋高宗君臣甚至不惜杀害岳飞，以促成与金朝的“绍兴和议”。宋高宗赞扬秦桧的话“尽辟异议，决策和戎”，反映了当时当政者主和避战的态度。秦桧死后，宋高宗还特别表示要延续既定路线：“今日尤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勿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在此，“休兵息民”成为维持现状的主要理由。南宋主和派长期当政，他们满足于偏安一隅，以内部建设为施政重心，不愿也无力主动收复北方失地，只得依赖议和缓解边防压力，最终仍是在边患压迫下亡国。 还值得关注的是，宋朝为皇帝设立的经筵制度，重在培养皇帝的君德、仁恕、修身等儒家思想意识及文化素养，君臣讨论的议题也多集中在这些方面，而对兵家、边防之类内容则较少涉及，因此进一步强化了统治者崇文抑武的信念，进而影响到治国实践层面。据记载，尚未成年的宋仁宗即位后，刘太后特意安排侍臣“讲习经史”，所谓：“皇帝听断之暇，宜诏名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景祐四年（1037），因宋夏交战，经筵中断已有两年时间。于是，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上疏：“以为先王之遗籍，古人之陈篇，可以讲无事之朝，不足赞有为之世，臣愚以为过矣。”并献《劝讲箴》，“至是，复命讲读经史”。由此可见，即使是特殊的战争时期，研读“先王之遗籍，古人之陈篇”之类学理性的知识，依然是帝王经筵的经常性任务之一。创立于宋仁宗时代的这种经筵讲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对巩固最高统治者继承祖宗之法，也就是既定方针路线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对崇文抑武治国理念的延续，同样产生潜移默化的支撑影响。典型的例证如宋仁宗与经筵官就讨论《周易》的一段对话：“谓讲读官曰：‘《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难问卿等，得无烦乎?’曾公亮对曰：‘臣等幸承圣问，惧不能对，岂敢言烦。’上曰：‘卿等宿儒博学，多所发明，朕虽盛暑，亦未尝倦，但恐卿等劳耳。’丁度复进曰：‘自古帝王临御日久，非内惑声色，则外穷兵黩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圣学，虽尧、舜之聪明不是过。’”侍臣的言辞固然有溢美之意，其实也说明了宋仁宗深受儒臣传统观念以及祖宗成规熏陶的事实。再如苏轼在任翰林侍读学士时，总结了自己在经筵中给宋哲宗讲读关于王道与霸道的情况：“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八年之间，指陈至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苏轼讲解的中心意思，在于教育年轻的皇帝效法王道、远离霸道。苏轼也承认，用兵、征伐非自己所长，“臣非敢自谓知兵，若朝廷有开边伐国之谋，求深入敢战之帅，则非臣所能辩”。而宋宁宗时，经筵讲读竟规定《资治通鉴》一书中凡奸臣当道、乱国失政的史事，皆不列入讲读范围，所谓“除东西魏、陈、隋及五季渎乱之事，有旨不读”。这就回避了直接关系国家存亡的战争、军事的内容，当然会加深君主对崇文抑武观念的印象。 三 宋朝历史上，长期奉行崇文抑武治国理念，以内部稳定为施政重心，强调文治建设，而在边防上采取“守内虚外”之策，军事上处于守势，即在对待文治与武功之间的关系上，权重明显倾斜到前者。可以说，这种做法既是对以往教训的矫枉过正，也是过度推崇文治以及现实主义考虑的结果，因此就与以往统一王朝发生很大变化。还要指出的是，“澶渊之盟”以后，宋统治者以及士大夫逐渐转变思维，不得不放弃独尊天下的意识，先后将辽朝、金朝及蒙古视为对等的国家，彼此以南朝与北朝相称，即承认了中原与四夷共存的局面。这也势必极大地弱化了对外拓展的动力，而趋向内部发展，必要时甚至主动与对手议和。先秦兵家孙子曾指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当然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最高致胜境界，而宋统治集团长期被动地以和缓战的做法，似乎就此寻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依据。其以“议和”这种经济方式处理外患的做法，固然打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旗号，却明显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西方学者也认为：宋王朝“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依靠军事手段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便与辽议和，“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 宋朝统治集团长期实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于是“双刃剑”的效用发挥了出来，即带来对外边防的相对失败与对内发展的相对成功的结果。由于宋朝长期关注内部建设与发展，主要精力放在追求政治秩序与社会的稳定方面，倡导文治，注意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为此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具有明显的怀柔理性成分，因此保持了宋廷长期的对内控制力，同时也保障了社会有较长时期的稳定局面。大致而言，这种治国理念对内取得的成效主要有： 其一，宋朝统治的稳定期相对较长，除了北宋与南宋末期外，在大多数时期内上层的矛盾斗争相对缓和，政治动荡相对较少，既没有产生如汉唐中央的宦官专权、权臣当道、外戚干政的突出问题，也没有出现地方上的豪强大族盘踞或藩镇割据的局面，更没有发生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二，宋朝的制度建设虽然不免繁杂，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但选官、监察、法制等制度相对完备，大多数帝王与官员注重程序规矩，从而使得其政治的文明程度超越了前后许多王朝；其三，在实行募兵制的情况下，一般的兵役与劳役由军队承担，民众明显减轻了所受干扰，对保护社会生产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其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大地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特别是商品经济活跃，市场与城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清明上河图》便是其形象化的反映；其五，文化教育及科技快速发展，成就斐然，整体社会的文化知识水平显著提高；最后，以往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发生松动，旧的贵族、门阀士族之类少数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消失，普通地主及平民获得上升的机会，社会的上下流动加快，故被外国学者称之为“市民社会”、“近世社会”。正如南宋学者吕祖谦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人又总结道：“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元代人修宋史时则评价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即明确地揭示到宋朝国运与以往时代不同的史实。由此，两宋时期经济、文化及科技独领风骚，如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赞誉道：“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经历的唐宋社会变迁转型，就包含了这一重要的方面。 宋朝居于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地位，并在全球首先发明了火药武器，但先进的生产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防实力，火器这种巨大革命性技术的投入，也未能引发军事变革和应有的效用，而长期处于对外被动挨打的境地，先后两次亡于边患，终以“积弱”为后世诟病。推究其原因，固然有多种解释，但根本还在于宋朝自身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的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所有国家都面临处理建设与国防、内政与外交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作为大国，其国防与外部环境是否良好，对国内的建设有重要影响，反过来国内建设是否成功，又直接影响到其国防的实力。说到底，就是如何解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一人类社会长久遇到的两难问题。仅满足于和平建设而轻视国防显然属于短见，穷兵黩武而忽视和平发展也同样无益。现代西方著名军事家利德尔·哈特认为：“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这当然是从你自己一方的愿望来说的……。一个国家，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那它也就不会有能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设想。”如果说这一深刻的认识，是在日益理性和多边制约的现代国际关系下，告诫人类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强烈的现实关怀。那么宋朝片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实施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过早而被动走上了脱离扩张与主和的道路，可谓过犹不及。因为当时还是一个武力战争不受任何约束的时代，多少先进的文明都在惨烈的战火中毁灭，种族灭绝的悲剧也不会引发征服者心灵的战栗。宋朝不能保持自身的军事强势，对外长期采取守势，其军队和边防也就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和平局面，一旦内外平衡被破坏，就最终陷于被动挨打乃至于亡国的境地。 总之，宋代以前的诸统一王朝，在治国上常常寻求文武并重，力图保持内外发展平衡，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的积极举措压制了塞外军事威胁，从而呈现一个时期的国防强势局面。但其外部压力固然解决，为此付出的人力物力代价却极为巨大，随后内部矛盾危机快速上升，造成统治秩序动荡的后果，并最终因内部的问题走向下坡、消亡。而听任外部威胁加剧，对统一王朝的形象不仅造成损害，而且会带来难以容忍的被动挨打结局，也会影响到内部建设与大一统的局面。这就成为一种悖论、矛盾。事实上，战争与和平的冲突，始终是古今中外难以万全应对的重大难题，考验着当政者的政治智慧。单纯就宋朝而言，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以及重内轻外的发展路线，保障了内部长期的稳定发展，却牺牲了外部环境，并最终因此亡国，无疑是惨痛的教训。 研究宋朝治国理念及其实践，探究其相关内容与影响，对今天可以提供难得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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