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博物学家是什么体验？

孟溪ProbeT连山 201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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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博物学对应的英文单词为natural history，意指对自然的考察与探究。与注重分析、推演的数理科学传统不同，博物学在方法论上更强调宏观层面的描述、记录与分类。它背后所体现的，是每一位博物学家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今日微信与大家分享一篇对当代中国博物学领军人物、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的人物介绍。

刘华杰，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物学文化研究者。代表作品有《天涯芳草》《博物人生》《植物的故事》等。

当一个博物学家是什么体验？

文|张玉瑶

博物学的英文名natural history，来源于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的著作《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但“博物”这个中文名，却是个汉语自有的词语。

加伊乌斯·普林尼·塞坤杜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年－79年），常称为老普林尼或大普林尼（拉丁文：Plinius Maior），古罗马作家、科学家，以《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一书留名后世。

如何建立、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西方的学问，也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一个传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孔子在几千年前即说“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从《诗经》、《楚辞》里的芳草珍禽，到张华的《博物志》、郦道元的《水经注》、沈括的《梦溪笔谈》等等，中国人也是通过一草一木、一花一鸟来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和国度的。

如何复兴和推广这个珍贵的传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这些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博物界，他是个开拓性的人物：在北大开了十多年的博物学导论课程，带出了一批博物学专业研究生，翻译了一系列国外经典博物学著作，也亲自创作了不少博物学作品。甚至连现在鼎鼎大名的《博物》杂志，也是他向《中国国家地理》提议创办的。

为何要“博物”？至少是个放松

“博物学并不神秘，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早上去菜市场转一圈，那些蔬菜、鱼类，你都认识吗？”刘华杰说，我们现代人都在钢筋水泥的环境中长大，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知识，但“感知大地的能力越来越退化”，对大自然缺乏感情，不会意识到破坏的代价，所以会出现十几年前清华学生拿硫酸泼熊做实验的极端事件。

刘华杰自己小时候却生活在另一种环境中。他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山沟里，周围方圆十几里都只有他们一户人家。他从小就喜欢山里的一切，那些野菜、野果，不光开了花结了果认识，枯萎了也认识。这让他到现在都对自然有深厚的感情。去夏威夷做访问学者时，他也没做别的，只是天天上山看花，后来写了一本《檀岛花事》。他在哲学系的办公室，宛然是个小小的生态环境，桌上摆放着各种标本，还挂着一面墙的植物照片。

《檀岛花事》里有关于猴面包与猴面包树的描写

从十几年前起，刘华杰就开始倡导博物学。他认为，人应该有一套自己和世界打交道的模式，而不是照搬科学家和媒体所灌输的现成一套。“一头狮子、一头鹿生活在自然界中，都必须要知道吃什么样的食物、怎样去生活，但我们却放弃掉了。”既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事实上这也没有意义），博物学就至少可以成为一条“小路”，为普通公民感受、理解自然提供一个机会，从而获得对自然的情感认同，至少也是一种放松。

“不要低估老百姓的认知，香椿臭椿，书上说了好多开花结果的分别，但老百姓一看就认识，不会错。”

“博物”很简单，就是玩儿

和需要系统学习的科学相比，进入博物学世界的门槛并不高，甚至相当简单。刘华杰倡导的博物学是“生活中的博物学”，法门就是“睁开眼睛去看，留心我们身边。”在他看来，博物学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感受、触摸，其次是观察、绘画，最后是学术性研究。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玩儿”——也就是用五官感受自然，就足以培养起本能的原始感觉了。“比如在草地上打个滚儿，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博物学事件，你就能感觉到土的软硬、草的干湿。好感觉非常重要。”

尽管刘华杰已经进入了研究层面，但他对《书乡周刊》记者笑言，自己还是更喜欢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务正业”的“玩儿”。到外地出差，必定要去当地的植物园看看，正事反而成了副业。

博物学门类繁多，涉及的具体知识庞杂浩瀚，没有办法一一教授，只能凭靠自己的观察摸索。刘华杰认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觉得好玩的东西并坚持下来，再去寻找答案，“关心的东西会看得更清楚”。“知识是海量的，你一辈子也学不完，但好玩的东西不多。”

开启博物之旅，也不一定非要追求“诗和远方”，标新立异。“有人说我要去远方、去外国搞博物学，但这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发现自己周边的美。”刘华杰讲了被誉为“现代观鸟之父”的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的故事。

吉尔伯特·怀特的英国塞尔伯尔尼博物志版画集

怀特早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塞耳彭做了一名乡村牧师，终其一生不出远门，悉心观察家乡的动植物种，并写信与两位朋友交流。这些优美的书简，汇成了英语文学的经典之作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中文版译为《塞耳彭自然史》）。几年前的冬日，刘华杰还专程前往塞耳彭村并小住三天。令他惊异的是，尽管过去了三百多年，整个村子竟还和怀特曾经描绘过的一模一样，外貌未曾大变。

塞耳彭小镇

“博物学者”是个身份认同

和怀特一样，刘华杰也对自己周边的环境保持着长久的兴味。他曾沿着家乡东北的国境线边陲游历了几千公里，对北京周边的山岭相当熟稔，对北大校园里的花花草草更是如数家珍。他在课上常常带着学生去校园里识认植物，还亲自编了一本《燕园草木补》。“这样大家随便捏起个草来，就知道是什么，很厉害的！”

令刘华杰感到遗憾的是，在中国，必要的地区性物种手册太少了，很少有科学家愿意去做这类辛苦琐碎还看似“含金量低”的工作。他告诉记者说，在美国，任何一个州都有自己的鸟类手册、昆虫手册、植物手册等，但中国就没能做到，空白很多，给公众进行博物学实践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博物学书籍也没有像在发达国家那样获得相应的独立地位，而是笼统地归在“科普”里，很不恰当。

“博物学短期看没力量，但长远看是有巨大力量的。”刘华杰希望中国能出更多的博物爱好者和优秀的博物学作品，也鼓励感兴趣的年轻人将此作为一种新的时尚。譬如《昆虫家谱》《中国昆虫生态大图鉴》的作者张巍巍，刘华杰赞赏他做了科学家“该做而没做”的事。“以前只能说他们是科学爱好者，现在可以说是博物学者了，有了个身份认同。”

本文原载《北京晚报》，2016年0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