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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修书，丹心护宝—纪念一代古籍修复大家张士达 
张士达，字俊杰，1902年出生于河北武邑，著名古籍修复专家。1993年在江西南昌去世，享年91岁。
我的老师张士达先生十六岁时来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学徒。清末民初，京城古籍修复以肄雅堂、肄文堂最为著名，当时京城修复高手均出自这两家书店。
三年学徒期满后，先生留下来协助店主打理店务，前后在肄雅堂共七年。七年间，先生一边学习与古籍有关的知识，一边学习古籍修复技术。后先生离开肄雅堂，在琉璃厂开设了“群玉斋”书店。1956年，先生到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工作，从事古籍修复直至退休。
鲁迅向他请教修书事宜，
赵万里尊称他为“国手”
先生曾说：“我从事这个工作，一是早年在肄雅堂打下的基础，二是为了生计”。从肄雅堂开始，先生的古籍修复技艺逐步在业界得到认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孙殿起在其所著的《琉璃厂小志》一书中多次提到张士达，称其为“颇通目录学，并善装订古书。”
许多文化名人与学者亦慕名找先生修复古籍，鲁迅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鲁迅毕生购置、收藏古籍近万册，在《鲁迅日记》中，也记载了很多他到琉璃厂、厂甸等地淘书经历，更把所购之书，编成书账附在每年所记日记之后。
收藏古籍之外，鲁迅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亲自修补、装帧古籍并制作书套，这些经历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记载。如在1923年1-6月期间，记载有关修复、装订古籍的地方有14处之多。
由于这个爱好，鲁迅在往琉璃厂购书之际与先生相识。先生告诉我，鲁迅不但向他请教修书事宜，而且还请他为其修书。据先生讲，找他修书的还有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等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匮乏。1956年，借公私合营之际，经有关部门批准，北图引进了三位技艺高超的古籍修复人才来馆工作，这其中就包括了在京城古籍修复界鼎鼎大名的张士达。说到先生来馆，就应提到一个人——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
先生曾说：“我来北图，赵万里先生是引荐人。”赵万里经常出入于琉璃厂古籍书店。访书、购书的过程中，对先生的修书技艺非常欣赏，不但介绍先生到北图工作，还尊称先生为“国手”，并推荐先生为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
经他修复，宋刻本《杨诚斋集》和南宋
刻本《蟠室老人文集》得以恢复原貌
先生到北图后，在善本部装订室做善本古籍的修复工作。每每遇到好版本的古籍，如宋、元等善本，赵万里都指名请先生来修，足见对先生之器重。在北图工作的十余年间，先生修复了许多古籍善本。但那时由于没有建立修复档案，现在已经很难确定哪一本古籍是先生修复的了。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宋刻本《杨诚斋集》和南京图书馆的南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则是目前确知经先生修复的珍贵古籍。
196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报导称：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曾经从广东访到一部宋刻本《杨诚斋集》，是南宋大文学家杨万里的诗文集。此书辑录了他的若干诗文，十分珍贵。可是由于年久腐烂和两经俗手不够规格的修补，已经破烂不堪。经由张先生等人修复，才恢复了原来面貌。此篇报导为张士达先生修复此书提供了佐证，弥补了老一辈古籍修复专家修复档案缺失的遗憾，尤显珍贵。
南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原藏东阳葛氏祠堂，后散出，仅剩两卷，为海内孤本。在《中国版刻图录》中有书影和介绍，现藏南京图书馆。
1957年，赵万里为编《中国版刻图录》在全国重点图书馆搜集善本，当他发现这部南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时，书已破损不堪。赵万里与南图协商，把此书带回北图，请先生对此书进行修复并配置了楠木书盒。修复完成后，在第一册护叶中间写有“一九五九年一月张士达装”跋文。
先生回忆说：“楠木盒是用原故宫造办处的楠木料做的，而跋文是赵万里先生为我写的，写好后由我自己粘贴上去的。”
他以八旬高龄投入到
古籍修复的教学工作之中
1980年8月，我结束了学校的学习生活，来到北京图书馆工作。此时的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凋零，青黄不接。为此，当时北图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想到了已经退休在赣休养的张士达先生，想请先生来馆为古籍修复培养人才。当时，馆里选派了我和另外两位同志拜先生为师，以使古籍修复技术得以延续。
然而这个想法实施起来困难不少，先生年事已高，而且已不在北京居住。如果接来北京，必须要有专人照顾。最后馆领导在前门大街外珠市口附近的香厂路国务
院第六招待所找了一处房子，把先生安顿下来，并要我们三人与先生同住一起，除了向先生学习技艺，还要照顾先生的起居。至此，我开始了与先生朝夕相处的两年多学习生活。
在追随先生学习古籍修复技术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代国手，先生技艺的精湛。
先生曾说他学这门手艺，一开始完全是为了生计，但越做越觉得有意义，也就一直做下来了。他也曾告诉来看望他的朋友：“修补破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我修复古籍时，身心感到非常愉悦。如果离开古籍修复这个行当，身体也就不振作了。我若能为国家多修几本好书，使古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才是最幸福的。”
从先生的言谈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对古籍和古籍修复事业的热爱。正因为如此，先生晚年虽已八旬高龄，但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并以他的精神感染着我们。
坚持“整旧如旧”的同时，在修复技术上
他也勇于创新
先生说过，古籍修复是一门手艺活，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如果在这道工序上修得差一点，那道工序上修得差一点，那么修出来的书肯定是不成样子的。所以先生要求我们对待修书的每一道工序都要认真对待，不得马虎。
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每一部书在修复前都有一道环节，就是配纸。修书用手工纸常用的品种有十几种之多，先生每一次配纸都需要一两天时间，从补纸的纸性、颜色、薄厚，直至帘纹宽窄都力求与原书一致。这种精益求精的作风贯穿先生修书的每一道工序。正是这种作风使先生修复的书与众不同、令人赞叹。
先生常说：“看一部书修得好坏，不能看是否修复一新，要看是否古风犹在。”
这一说法与古籍修复中的“整旧如旧”原则如出一辙，是先生在修复实践中坚守一生的理念。
一部破烂不堪的古籍，书脊的上下两角也往往由直角磨成圆角了。一些修复师在修复此类古籍时，往往在补破的同时随手把两个圆角也补了，使之由圆角变成直角。而先生则不这样修，他总是把圆角还保留住，即使有的圆角出现了破损，也是把这部分破损的圆角补好后仍恢复成原样。
有些人认为多此一举，其实这才是先生的高明之处。正是这种修复理念，使先生修的书仍保持着一种旧装的“味道”。
在坚持“整旧如旧”的同时，先生也勇于创新，如创造性地发明了“蝴蝶装金镶玉”装帧新方法。蝴蝶装简称“蝶装”，始于唐末或五代，盛行于宋、元。其装帧特点是以有字的一面相向而折，背面向外，折口处向右集齐，作为书脊，书背用浆糊粘连，再用一张书皮包裹书背。翻阅时书叶像蝴蝶展翅飞翔，故称“蝴蝶装”。“金镶玉”装帧形式又称“惜古衬”，是把古籍的天头、地脚及书脑三处加宽，从而起到保护古籍的作用。
张先生结合两者的特点，首创了这一装帧形式，其特点是在“金镶玉”装帧的三面镶的基础上，发展为四面镶。装帧后打开书，里面还是蝴蝶装的折叠方式。这样，既保持了古籍的原始装帧形式蝴蝶装，同时，由于采用了四面镶的装帧方法，避免了由于光照、人为翻阅时接触书叶、灰尘等极易造成书叶受损状况的出现，从而达到对善本古籍最大限度的保护。
又如，在对古籍进行金镶玉装帧时，为使书叶与新纸连接紧密，需在书叶与新纸间抹上浆糊，从而使两者合为一体，达到镶后美观的装帧效果。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在书口的背面自上而下抹上浆糊，并与新纸粘在一起固定住。但这种办法极易造成书叶的损坏，因为破旧的书叶粘在新纸上，由于新旧纸张的韧性不同，装帧后如果经常翻阅，在所粘浆糊的周围极易造成书叶的破裂。
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先生摒弃了旧的在书口背面通抹浆糊的办法，而采用点抹浆糊。在书口背面点少许几处浆糊，只起暂时固定的作用。而随着铺纸、折叠、压平成型等工序的完成并在订捻前用竹启子把所点浆糊逐一从两纸间分开，从而避免了前一种方法对书叶的损伤。
先生强调说，此种方法难点在浆糊的调配上，稀了，起不到固定作用。稠了，又不好用启子分离。而先生所配的浆糊总是恰到好处，既起到了固定作用，而需要分开时，用启子轻轻一触，粘在新旧纸之间的浆糊就开了。真是技艺高超，令人叹服。
时光飞逝，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他凭着对古籍修复事业的热爱，用一双妙手，以毕生的精力修复了无数典籍，从而传承了中华文明，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修复理念和实践经验。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修复专家朱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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