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诗性人格
马银华
摘 要：苏轼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诗人，这种性格使他一生屡遭贬谪，九死一生，同时又使他写出了天下最纯粹的诗文，成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关键词：苏轼；诗性人格；政治人格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受喜爱的诗人，只要一谈起他，人们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在人们心目中，他温厚、诙谐、率真，是一个最具赤子之心的诗人。关于苏轼的人品个性，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一书中有一确切的评价：“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有所不满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中，但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藏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1]他的确是一个自然本真、率性深情的诗人。下面我们分别就苏轼的诗性人格以及诗性人格对其政治生涯以及诗文创作的影响作一具体分析。
一
苏轼身上最有魅力的便是那坦诚率真、深情温厚的诗人气质。他的率真坦诚使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苏轼的人缘是最好的，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拥有一大批朋友，说他是“朋友遍天下”一点都不夸张。他敞开灵魂，像一座不设防的城池，接纳各类人，“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得天底下无一个不好人”。他会因事而怒，也会来两句挖苦或自嘲的玩笑，却永远学不会恨人，更不会暗中算计陷害别人，即便是对恶人、奸人、小人，也只是不喜欢、不交往而已。他有一颗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对朋友一片至诚，里外透明，掏心掏肺，对政敌小人甚至是陷害自己的人也并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打击，而是能跳出个人是非的狭隘小圈子网开一面来理性善意的对待。最能表现他这种不计个人恩怨、无私坦荡胸怀的便是与政治对手王安石的握手言欢。苏轼因反对王安石熙宁变法而外放地方十多年不得重用，元丰年间又以讥讽新法而下狱治罪贬谪黄州，使他人生之路发生重大逆转，而这又都与王安石的为政多少有些牵连。但谪贬生涯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人格萎缩，甚至对王安石怨恨在心，反而心胸更豁达，性情依旧率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与下层百姓接触中，逐渐修正原来对新法的看法，认为熙宁变法在造成一定流弊的同时，也获得了一定成效。正是带着这种认识，加上对王安石道德文章的仰慕，在结束黄州贬谪生涯时，拜见了已罢相的王安石。撇开纷繁的政见不说，对于苏轼的才华，王安石也还是非常欣赏的，他对苏轼这几年于黄州贬谪生活中表现出的不怨天、不尤人的人生态度深为赞赏。两位政见不同但胸襟同样坦荡的人物，执手相对，相逢一笑，打破了十四年来两人之间的坚冰，两个品格一样高尚的人物，终于在置身喧嚣的政治舞台之下时，握手言和。苏轼在金陵逗留的一个月中，频繁地出入钟山半山园，成为王安石家里的常客。鉴于以往两人政见各异，开始时两人还小心翼翼地尽量回避敏感政治问题，可率真而坦诚的苏轼还是忍不住提起当今朝政及天下安危的国事，希望王安石以老丞相的身份向当今圣上忠言直谏。连王安石这样当年无所畏惧的刚正之人，对当今执政者吕惠卿之流的恶意中伤都心存余悸，不想再过问政事。可如今依然是罪臣身份的苏轼却毫不在乎个人的安危，对一切机心浑然不觉，自己的身份不便向皇帝言说，便通过可以上书言说王安石来进谏。尤其是谈到当前朝攻时，依然是毫无遮掩，坦言直说，令王安石也感叹不已：子瞻真是诗人之心呀！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
如果说苏轼与王安石之间只是政见之争，彼此都出于公心，并无多少个人恩怨的话。而苏轼能宽恕原谅同情曾陷害过自己的政客小人章子厚，则纯是苏轼人道主义的人性闪现。章是一个生性不甘落后、刚愎自负之人，为达自己目的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元祐年间苏辙曾奏其奸恶，他忌恨在心，哲宗时身居要职后，对元祐大臣报复报怨，与苏轼兄弟也化友为敌，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甚至向皇帝上书，要将流放在岭南的朝臣统统杀尽。听说苏轼在贬地惠州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恨恨地说：“苏子瞻尚尔快活耶”，于是以苏轼兄弟名字定配地，再次贬之，子瞻因瞻与儋相近而贬儋（海南儋县），子由因由与雷相近而贬雷（广州雷州）。就是这样一个必欲置苏轼兄弟于死地、心地险恶的政客，在苏轼从海岛北归时也被贬到当年贬谪子由的岭南雷州，这对苏轼兄弟来说可谓是大快人心，“恶有恶报”。可听说这个信息后苏轼并未幸灾乐祸，欢心鼓舞，而是跳出个人是非恩怨的狭隘圈子，以一个了悟人生的智者的眼光，以一个悲天悯人的仁者胸怀，表达了他真挚的关怀和同情。在给章援（章的儿子）信中说：“某与丞相（章曾为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与章致平二首》）[2]（p1643）往日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再说何益，还是把眼光放在未来吧。章平日也爱好道家养生之术，常常炼养内外丹。苏轼便又以过来人经验相告：“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物（外丹）也。”还将自作的《续养生论》一篇及行之有效的养生药方随信寄赠，供章参考，希望他藉此颐养天年，熬过这一人生劫难。
苏轼不但胸襟坦荡、心怀博大，还有一颗慈悲为怀的仁者之心。苏轼虽铁骨铮铮，立朝时正气凛然，却宅心仁厚，极富同情心。儒家的仁厚，道家的真朴，佛家的悲悯玉成了他善良的心地、纯正的品性。每见厨房中有待杀的小动物，就联想到自己当年因“乌台诗案”而待罪下狱时那种“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为人宰割的情景，就总叫人放了，甚至有时还买鱼放生。苏轼这种以已度物、移情于物的“比量”思维，使他把一切动物皆人化己化，看成了有生命的一己化身。作为诗人，他虽不能主宰自身生命的生杀予夺、命运的浮沉穷通，但他却可以博爱的心怀恩泽于一切可怜的小生灵之上。他虽无力推恩以保四海，决定天下之人安危性命，却可以在他任职的管辖范围内权施仁爱之心，尽可能地以他的乐善好施，以他诗人之才性为当地老百姓做点好事。知密州时收养孤儿，贬黄州时力戒杀婴，知杭州创建第一所医院——安乐坊，流配岭海时，还自制药剂，自为而为人。他有一颗慈悲为怀、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仁者之心，这仁爱之心便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本性初心。
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引人言：“所谓诗人者，非必其能吟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连篇累牍，乃非诗人矣。”[3]苏轼就是这样一个既有坦荡之心、又有横溢之才气的真诗人。
二
元好问曾说：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苏轼是一个多情、深情而又重情的性情中人，无论为知州太守，还是为父兄、为丈夫、为朋友都表现出一副温润和蔼之气。不仅对一切生灵慈悲为怀，对普通众生仁爱有加，对亲人朋友妻儿兄弟更是温厚友善。
苏轼和他的三位妻子王弗、王闰之、王朝云的感情都十分深厚。也正是她们在苏轼无论穷达福祸、仕途顺逆之时始终与苏轼相爱相伴，给苏轼屡遭磨难的人生增添了不少温情和慰藉，冲淡了他因祸而屡处涸辙的愁苦，由此也大大生发、养护了苏轼的诗性人格。最令苏轼难忘、与他最情投意合的是他的结发之妻王弗。王弗是四川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比苏轼小三岁，从小即有文化修养，知书达理又聪明能干，遇事沉静，既是苏轼生活上的伴侣，又是他为人处世中的良师益友。她深知丈夫性格爽直，心无城府，所以特别留意他的为人行事，并时常加以提醒。常于屏风后凝神静听，之后向苏轼坦言利害，告诉他少听迎合自己的话，要知道“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速成的交情不可靠，来得快，去得也快。自然而然地苏轼心理上对夫人产生了深深依恋。所以当王弗二十七岁时于京城去逝后，苏轼内心悲痛可想而知，令苏轼在情感上和理性上都有一种无依无靠的失落。尽管后来再娶，妻子也温柔娴雅，可都不能弥补失去王弗后苏轼心理的遗恨，写下了那首饱蘸深情的悼亡词《江城子·记梦》。词中含悲带泪，字字真情，将满腔思念倾注于笔端，创造出了缠绵悱恻浓挚悲凉的感人意境。生死异路，幽明两隔，音讯渺茫，却隔不断夫妻深情，往日的恩爱总是不经意间浮上心头，难以忘怀，真是“不思量、自难忘”。苏轼第二位妻子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比苏轼小十岁。在苏轼罪贬黄州的艰苦岁月里，她任劳任怨，甘守困苦清寒的生活，一个心眼对待苏轼及其子女。苏轼对王闰之这位25年来一直陪伴他、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贤淑妻子，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她去逝后，亲自撰写《祭亡妻同安郡君（王闰之封号）文》哀悼她，自己“惟有同穴”以报，用同穴共墓报答其恩情。如果说王弗更像是苏轼的一位大姐，王闰之像他的小妹，那么王朝云则最得苏轼的疼爱。朝云是一位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天生丽质的女性，她在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时就跟随他，侍奉他，一直陪伴到苏轼垂老投荒，流放岭南。王闰之去逝后苏轼南迁的几年中，众婢散去，只有朝云坚守不去。对于这位晚年心爱的女性，苏轼倾注了许多心血，常常教她认字、练书法、读佛经，她不仅是苏轼的爱妾，同时也是苏轼的知音。多年相伴相爱的共同生活，聪颖灵性地朝云对苏轼的脾性、学识、个性爱好以及思想已有了一个很透彻的了解，理解他济世爱民的火热心肠，也懂得他超凡脱俗的出世之志。当苏轼有一次饭后扪腹而问里边是什么时，唯有朝云能说出最合苏轼心思的话：学士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对朝云爱之，教之，精心培养，经常与她一起参禅学道，把她当作自己心目中的“天女维摩”。可这位“仙女”式女性也因不堪岭南瘴雾浸害，年三十四岁，便离开人世。失去患难中的知己，自己心爱的红粉佳人，苏轼的悲痛无以言喻，心境极为凄凉酸楚，提笔写下了那首意境空灵的咏梅词《西江月·梅花》：“玉骨哪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高情已逐晓云去，不与梨花同梦”[4]，把她比喻为玉骨冰肌、情怀高洁的梅花以表达对她的敬爱之情。
苏轼对与他先后共同生活的三位女性都投入极深极真挚的情和爱。无论与王弗恩爱有加，与王闰之的患难与共，还是与朝云的相知相爱，都显示了苏轼是一个多情、深情之人，尽管苏轼一生力求不为情所累，但对身边的人都有着极真挚的感情。他所抒写的情已超越了一般世俗的之爱，而是注入了他的胸襟气度，人品气节，从而提高了情感的格调。
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感情最为深厚，也最为人称道。两人一生以情相慰，以文相知，以志相勉，诗词唱和，携手并肩，为后世留下许多华彩辞章，也为文坛留下了一段兄弟友爱的佳话。这不仅表现在苏轼许多的传世佳作是写给子由或是和子由而作，更表现在苏轼一生经历的所有大事，出处进退，仕宦穷达都与子由紧紧联系在一起，每临大事苏轼最先想起的首先是子由。苏轼自小与苏辙同窗共读形影不离，兄友弟爱，手足情深，踏入仕途后，兄弟二人便忙于为官尽职，聚少离多。所以，抒发兄弟间相互思念之情便成了他们各自作品中一个常常出现的主题。而苏轼那首丙辰中秋夜于密州任上所写的《水调歌头·中秋》便可谓表现兄弟深情的佳作。此时，苏轼已与弟弟分别七年，尽管自己杭州任职期满后而知密州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离苏辙为官的济南距离近些，但咫尺天涯，官任在身，身不由己，苏轼在这个皓月当空、银辉泻地的清秋之夜，有感于兄弟二人之隔，不禁心潮起伏，提笔写下了这首佳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诚挚的祝愿和深情慰问穿越历史空间，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心弦上同振共鸣，无怪乎后人评论“中秋词，自东坡一出，余词皆废。”苏辙“自少旷达，天资近道”，功名富贵、荣辱毁誉不萦于心，而且性情平和沉稳，与苏轼率真洒脱、口无遮拦正好相反，他常常劝谕哥哥言行谨慎，这让苏轼常常感到子由不仅仅是弟弟，更是自己的知己好友，“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后苏轼因乌台诗案讥讽朝政下狱冶罪时，子由就连夜赶写奏章请求解除自己官职以赎兄罪，而苏轼在狱中写给子由的《狱中遗子由》诗两首更是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5] （p998）苏轼晚年北归染病，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还强支病体给子由写信，嘱托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让子由为他作墓志铭，他才可以放心安息于地下。
三
这看重亲情、爱情、友情，一切从性情出发、地地道道性情中人的行事方式便是诗性人格的突出表现。这种诗性人格使苏轼创作出了天下最深情最美妙的诗词文章，成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诗句往往是冲口而出，妙手偶得，自然天成，与黄庭竖并称“苏黄”；其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于尘埃之外。”（宋·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6] 以大量一新耳目之作，拓展了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境界，成为词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文流畅自然挥洒自如，不拘一格，不名一体，意之所到，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他自己也曾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自评文》）（p2069）[7]就是这样一个“人间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天才式人物，其一生却屡遭贬谪，大起大落，九死一生，究其原因，是因为其诗人本性与官场人格是不相兼容的两种生存方式：一个是戴着面具的政客，掩藏真心周旋于官场，虚与委蛇，八面玲珑；一个是赤子之心，率性而为，敞开胸怀，真情流露，坦诚相对，光明磊落，肝胆相照，表里澄澈，里外透明。而苏轼不加外饰、不吐不快、性不忍事的爽直性格，黑白太明、是非太清、不会投机善变的刚正个性，不阿随权势、不盲从权威的诗人气质，使他一生于官场中左支右绌、动辄得咎，先是成为黄州待罪的囚徒，继之以60岁高龄垂老投荒，流配海南荒岛。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问余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谓辛酸总结。
对于自己性格特点，苏轼也早有清醒的认识：“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8]（p376）“予常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故率吐之。”（《录陶渊明诗》）[9]（p2111）明知道冲口而出的话别人不一定喜欢，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对于自己性格弱点，对于亲人朋友的提醒告诫，苏轼也曾想试图改之。特别是“乌台诗案”后，曾发誓不再写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下决心“焚笔弃砚”“不作一字”不多说一言，这时的苏轼不能不为自己禀赋个性懊悔，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别再像自己，曾赋诗自嘲：“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虽是戏作，也是他生命的真切体验。但弃笔停诗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难于上青天，刚出监狱大门，就又“试贴诗笔已如神”不禁又提笔一口气写下去。苏轼这样的诗性人格最适合于诗文艺术的创作，但苏轼与封建时代一切文人一样，都以才远器大为人生抱负，跃动着建功立业的政治雄心，誓要辅弼朝廷，致君尧舜。这需要致力于“仕途经济”政治人格，恰恰不需要诗性人格，于是便出现了苏轼式的诗性人格与政治境势的错位，他的人生悲剧即性格悲剧也就势必不可避免了。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10]（p2192）多年的贬谪流放生活并没有压弯摧垮他，反而使他摒弃了一切名僵利锁的束缚，成为一位更加达观、纯粹的诗人。法国诗人艾吕雅说：诗人永远是个婴儿，哪怕他白发苍苍，血管硬化。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不自欺、不做作、始终葆有一颗赤子之心的本真诗人。九百年来，他一直为后人所喜爱敬仰，只要一谈起他，人们就会发出会心而尊敬的微笑。
注释：
[1]林语堂. 苏东坡传 [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6
[2][7][8][9]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99.1643.2069.376.2111.
[3]洪亮.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 [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221.
[4]邹同庆. 苏轼词编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785.
[5][10]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998.2192.
[6]四川大学中文系. 苏轼资料汇编 [M]北京：中华书局，2004.303.
(作者联通：山东省工会干部学院艺术系， 山东 济南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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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