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本回忆录，既有个人的经历感悟，又有金融危机的实录，不仅能给读者带来很好的阅读体验，而且对于思考当前中国金融业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作者：许立成，经济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就职于江苏银监局，央行观察专栏作家关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各类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从不同的层面去阐释这场危机。近年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三位核心当事人——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相继出版了自己的金融危机回忆录，分别是伯南克的《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盖特纳的《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为我们更加真实、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理解这场危机，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金融危机期间，伯南克是美联储主席、盖特纳是纽约联储主席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财长、盖特纳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财长，他们都是金融危机的亲历者、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金融改革的设计者。这三本回忆录，既有个人的经历感悟，又有金融危机的实录，不仅能给读者带来很好的阅读体验，而且对于思考当前中国金融业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伯南克说，虽然在公开场合，他把这场危机称作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但实际上，这场危机中倒闭机构的数量之多、对经济金融影响之深、波及国家范围之广，这场危机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关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的论述各有侧重，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过度自信的坠落。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信心危机。盖特纳说，金融系统都是建立在信念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信贷”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相信”，为什么如果我们相信某件事是真的就可以信赖它（Bank On），为什么金融机构往往自称“信托”。在一个传统的银行体系中，只有存款者相信银行，银行相信贷款者并确信不会存在所有存款者同时要求取回本金的情况，才能实现银行的稳健运行。盖特纳认为，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最有力的理论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种对过度自信的长期狂热，人们普遍认为房价不会下跌，经济衰退将是温和的，市场依旧会保持流动性，而这种狂热助长了过多的借贷、过高的杠杆、过量的短期融资以及过度的影子银行，随着一些明显诱因事件的发生，从而最终酿成了危机。二是金融恐慌的爆发。恐慌是金融危机的心理病。伯南克认为，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中最显著的两个因素是次贷泛滥和房价泡沫，但这场危机之所以导致社会付出如此惨重的经济和金融代价，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恐慌本身，可以说，恐慌造成的代价不会小于次贷泛滥和房价泡沫造成的代价。伯南克还解释道，虽然有很多人批评其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但美联储、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应对金融恐慌的经典处方，重塑了社会对金融的信心和信任，从而最终成功地抑制了危机。三是金融挤兑的传染。传染是金融危机中的流行病。保尔森说，金融危机就是金融版的疯牛病：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这种病太过可怕，乃至于消费者们开始躲避所有的牛肉。在金融危机中，投资者们会躲避一切他们认为已经中了金融之毒的东西。金融恐慌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金融机构遭遇大范围的挤兑。从常理来看，美国从1934年开始实施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应该会完全消除银行挤兑的可能性。不过伯南克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挤兑具有新的特征，即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多年时间里，美国短期融资市场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尤其是回购协议融资市场和商业票据融资市场等批发融资市场发展得异常迅猛，而这些市场也会因为恐慌出现“挤兑”。盖特纳认为，不确定性是所有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而应对危机，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套用，这比科学更具艺术感，相对黑与白，这属于灰色地带。它需要灵活性、创造力和谦卑之心，而非毫不动摇的原则。在危机处理中，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都体现了有效的决策力、快速的行动力和良好的沟通力。一是危机处理的理念。盖特纳认为，处理金融危机的核心矛盾是：感觉公正、公平的事物往往与需要产生公正、公平结果的条件相反。在应对经济危机时，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是，认为是对的行为，事实上常常是错的。有效应对危机的原则大多数是违反直觉的。必须做的事情，是不会在平时甚至再一次温和、轻度的危机中所做的一些事。政府承诺要做的事越多，不得不做的事就越少。在危机处置中，不得不用道德风险来解决金融危机,不得不承担一些额外的风险来保护投资者和机构。纳税人最初承担的风险越多，他们最后付的钱也就越少。保尔森则提出，在应对危机时有两条规矩必须遵守：一是政策必须是令市场简单易懂的；二是行动必须是决定性、全方位的。二是危机处理的方法。盖特纳认为，在一场危机中，当信心丧失和冒险行为停止时，如果政府措施进一步抑制冒险，就只会进一步破坏信心和触发挤兑。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刻，那些看上去可靠的行为——让银行倒闭，强制地让债权人遭遇损失，平衡政府的开支和避免道德危机——只会让危机恶化。虽然那些必要的缓解危机的行为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也是不公平的，但实际上，最终对付更大的危机的一个办法是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和创造更多的道德风险。如在恐慌中不可以资产减值，资本和担保两者常常缺一不可，资本主要用来避免破产，而担保主要用于保持流动性。伯南克也认为，在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期间一味地强调道德风险，会产生误导作用，也是非常危险的。三是危机处理的权力。保尔森说,在危机处理中，权力越广越大,用到这些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小,纳税人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小。“如果你的口袋里有一把玩具手枪，你可能早晚会把它掏出来。但如果你有一支火箭筒，而且人们也知道你有火箭筒，你也许就不会用到它了。拥有非特定权力有助于提升信心，而信息提升了，使用这个权力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盖特纳提出，在金融危机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是要尽可能地扩张、尽可能持续地为经济提供大量的刺激。四是危机处理的工具。盖特纳总结道，在危机中政府和中央银行最重要的工具是：当金融系用需要流动性时，有能力扩大最后贷款人权力的能力；拥有允许倒闭的金融公司依次逐渐减少的决定权；拥有存款保证金以避免发生银行挤兑，更广泛的应急权力用来担保其他金融负债。伯南克则梳理美联储应对的四个主要工具：（1）降低利率，支持经济；（2）提供紧急贷款，增强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推动金融体系恢复稳定；（3）采取救助举措，防止金融机构无序倒闭；（4）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开展压力测试，评估其财务状况。五是危机处理中的激励。在危机处理中，既要发挥好政府的救助作用，也要发挥好市场的激励作用。如美国在政府为机构注资行动中，主要是购买金融机构新发行的、没有投票权的优先股，政府只是根据“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去限制高管薪酬，并不介入金融机构的经营过程。因为政府购买的是优先股，因此，在获得股利方面，优先于普通股的持有者。另外，根据法律规定，政府还要获得金融机构的认股权证，这样一来，当金融机构股价上涨时，纳税人能够分享股利，政府购买的优先股头三年将获5%的股息，其后增9%，从而刺激银行到时候用私营部门的资本取代政府的资本。六是危机处理中的沟通。在危机处理中，和社会公众的沟通非常重要，因为危机中愤怒的社会公众经常会“误解”政府的救助行为，从而会给危机救助带来困难。在批评者当中，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坚定地崇信一些教条，比如盲目地认为自由市场总是正确的；有些人则是因为了解的信息不够深入，认为如果那些金融“肥猫”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经济自然就会好起来的；有些人则认为救助华尔街，却不救助普通民众，是有失公平的行为。为了防止社会公众的误解，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至关重要。伯南克曾说，货币政策要发挥出影响力，98%靠宣传，2%靠政策本身。在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召开记者招待会、参加电视新闻节目、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接受国会咨询等方式，倾听社会公众的呼声，向社会全面准确地阐释政策。在金融危机应对中，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不仅开展了务实有效的金融救助行动，也展示了高超的领导力和行动力。伯南克注重倾听美联储团队的意见，提高了美联储的政策透明度，得到了包括国会在内的认可。盖特纳比较务实、精明，其招聘幕僚的标准是：不要愚蠢者、不要爱炫耀者、不要爱发牢骚者。保尔森则具有丰富的“街头智慧”，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救助行动的开展。总结起来，在制定金融政策和开展金融行动时，主要有以下经验可供参考借鉴。一是在制定金融政策中，既要注重在经济上的操作性，也要注重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伯南克在回忆录中写到，如果说他在华盛顿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如果经济方案在政治上不可行，不管支持这种方案的理由多么完美无瑕，都不可能过关。从而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往往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做正确的事，另一个是向民众和政客们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盖特纳说道，“政治是可怕的，人们憎恶政府紧急救助那些愚蠢的金融巨兽。”现实中，经济与政治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就要求在制定金融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到政策自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还要考虑其在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和支持度。二是在金融活动中，既要注重倾听社会公众的声音，也要防止民粹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倾听公众的声音都是决策者理所当然需要做的事情，有利于集思广益，提升政策的透明度。但也要防止出现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出现恶性循环。伯南克认为，适度的民粹主义倾向是一件好事，能够时刻提醒政府为公众服务。但在极端情况下，有可能导致一些愤世嫉俗者去操纵公众本应以合理方式表达的不满情绪，导致客观公正的事实与符合逻辑的论据遭到蔑视。当极端的民粹主义观点开始在政治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之际，良性的治理就几乎无从谈起，社会就会容易陷入混乱和对立。因此，在实践中，既要保持制定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专业性和前瞻性，也要加强与立法机构、专家学家、社会大众等的沟通交流，为政策发挥最大效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在金融行动中，既要遵循经济金融规律，也要勇于突破传统。伯南克认为，融合了新古典学派以及其他经济学派思想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为现实决策提供了最好的框架。他还强调，中央银行的银行家和其他决策者应该牢牢记住下列大萧条的教训：首先，在经济衰退时期、通货紧缩时期或者两者并存时期，应该采取强劲有力的货币政策，以推动就业水平朝着充分就业的方向发展，并推动货币流通量恢复到正常水平；其次，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保持金融稳定和正常的信贷流量。大萧条更一般的教训是，面对特殊情况，政策制定者必须准备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如果必要，还应该大胆地挑战处于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思想。可以说，“量化宽松”政策正是伯南克在吸取大萧条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的产物。实践证明，“量化宽松”政策对于推动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项成功的政策实验。四是在金融经营中，既要关注业务经营，也要关注风控和合规。曾经是高盛CEO的保尔森说，风险管理、法规、控制和审计等功能在金融机构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一个金融组织中，只有把负责这些工作的人员和创收性业务人员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且这些与风险相关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能够得到尊重并保持独立的时候，才能实现稳健发展。在盖特纳和伯南克的书中，各记载一个忽视风控的例子，很有趣，也很耐人寻味。一个是美林证券的CEO带领他的团队来看盖特纳时，他居然不知道坐在他傍边的首席风险官的名字。一个是贝尔斯登的“人才观”，其喜欢从公司外面招聘那些遭到竞争对手忽略的人才，这些人被称为PSD，意指这些人出身贫穷（poor），但聪明（smart），并且有强烈的追求财富的欲望（desire）。可以说，一个金融机构不重视业务的拓展，不可能得到发展；若不重视风控和合规，就不可能得到长远的发展。五是在金融危机处理中，既需要金融体系的稳定，也需要监管者自身的镇定。盖特纳曾评价伯南克为“央行界的一尊佛”，说明伯南克稳重沉着的形象。在回忆录中，伯南克自己也说道，“（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我的内心经常处于翻江倒海般的状态，但我尽力表现得从容镇定和老成持重。如果我给外界展现一个镇定、理性的形象，让外界感到放心，就算在抑制恐慌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半的成功。如果花费太多的心思去想恐慌造成的严重后果，那么自己就可能六神无主，甚至被吓瘫了。因此，我总是尽可能地集中精力去处理一些手头上的具体任务，比如准备一份讲演稿或规划一个会议。”这说明，理性稳健的监管者形象，会给社会公众特殊的安全感，从而增强社会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信任和信赖。一是客观看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法律的规定，美联储是一个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主席每年都必须分别到参议院和众议院作证两次。但这并不表明，美联储可以独立于政治。例如在1972年，尼克松连任总统竞选时曾说，“我尊重他（阿瑟·伯恩斯——名义上独立的美联储主席）的独立性”、“但是，我希望他的独立性可以考虑听从我的观点。”伯恩斯在他日记里也写道：“我知道只有抑制自己的想法，全方位地妥协于他（尼克松）的权力，才能在将来被接受——尽管在法律和道德上我都是错误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伯南克也曾多次提到，没有总统和国会的支持，美联储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因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要是指货币政策目标和专业能力上的独立性，而不是绝缘于政治和社会。货币政策要更好地发挥作用，离不开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和社会公众的理解。二是客观看待各类杠杆行为。美联储前副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布林德曾说过，杠杆与酒类似，小饮怡情，大饮伤身。从经济学规律看，高回报只能源于高风险。但在经济的高涨期，人们常常忘记教训，在高杠杆中追求高回报。不过，对于去杠杆，在实践中则更要小心。伯南克提到，有三个教训的例子需要铭记：一是大萧条时期，由于过早地收紧政策，导致重新衰退；二是日本在2000年和2007年收紧政策，事实证明每一次都为时尚早，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三是最新的欧洲，由于过早收紧了货币，导致衰退，不得不重新量化宽松。因此，去杠杆是一项高度精细的技术活，不能蛮干，也不能早干，而是要因势而动、因时而变，考验金融决策者的能力和技巧。三是客观看待金融监管的能力。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在功能上有所差异。伯南克认为，金融监管应该是应对资产价格泡沫和其他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而在在大多数情况下货币政策不是应对资产泡沫的合适工具。另外，监管往往需要宽严相济，拉里·萨默斯曾说过“如果你从未误过飞机，那么你在机场花的时间就太多了”，如果监管过严，杜绝了发生任何形式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那就会压抑金融创新，阻碍经济增长，也会削弱本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因此，需要我们更深层次思考监管机构的价值，正如盖特纳所说，未来我们需要构建更好的金融监督机构——不需要更多的管理机构，但需要更为聪明的政策和更有能力吸引人才的金融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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