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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一册，纸书置于案头，kindle带到车中，每天早晨电脑开机等待之时，或送妻子上班等待之时，就读上一两段，每觉其文字“雄深雅健”，而其对写作规律的阐发“融会贯通”。 《文心雕龙》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名著，共有50篇专论。其中前二十五篇，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各种文章体裁的由来和特点。它的第十六篇《史传》，就追溯了像《史记》、《汉书》那样的史书中人物传记的起源。 按照刘勰的说法，孔子以鲁国的历史档案为基础编写《春秋》这部史书，因为他老人家用字极为减省，它所记述的历事件背景和对人物的评价，读者可能就看不大清楚。所以，同时代的左丘明就为此写了一部注释性的书，就叫作《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其中“传”字，按照刘勰的解释，就是“转”的意思，也就是转述。当时的“传”字，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春秋》这部经典还有《谷梁传》、《公羊传》等注释性的书，主要是对字句的注释，都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描写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相差很远了。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种“本身不是一回事”的两种文体的关系呢？我觉得，从语言的历史来看，语义的偏转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规律。在人类对语言的使用中，一切所指，变动不居。我们可以在这种规律中理解“传记”这种体例在名称上的由来。“传”最初用来指称一种经书的注释体裁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后来的（人物）“传记”这种体裁呢。 当然，因为《左传》有比《春秋》更为详细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评论，也有人认为，它可以单独看作是一部史书，而不只是《春秋》的注释。但《左传》作为“编年家法之祖”（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毕竟与《史记》、《汉书》等纪传体的史书在体例上差别较大，并不以人物作为核心，也没有成为后来延续两千年的所谓“正史”（也就是所谓“二十四史”）的体例。这可能是因为，它并不以人物为中心，也就不以皇帝的世系为中心。皇帝没有被摆在历史的核心位置上。（纪传体以“本纪”来体现历代皇帝的核心地位。）此外，由于按时间编写，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线索也不够完整连贯，这也是这种体裁的缺点。对于史书体例的优劣的评价，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史通》还有更为详细的阐发。 《文心雕龙》中对史书传记由来的阐释主要是下面这样一段：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 我简单解释一下： 其中“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几句，写的是孔子编写《诗经》和《春秋》这两部经书的思想背景，他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道德滑坡很感到悲哀。 其中“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十六个字，非常工整对仗，说的正是传说中的所谓“春秋笔法”。它的意思是：孔子用一个字寄寓的赞扬，比给他官做评价还要高；孔子用一个字寄寓的批评，比斩了他还要厉害。 比如，《春秋》记载郑庄公杀了拥兵自重的弟弟公叔段这一段历史，只有“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句话——相当于这个故事的一个标题。而《左传》则记述了整个故事，后来收入《古文观止》，是一篇名文，大家都很熟悉。 那么，《左传》对于“郑伯克段于鄢”中的“春秋笔法”是怎么注释的呢？它写道：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对这一段话，文章学家周振甫的解释就说： “这里称‘郑伯’，有贬意，贬他失教，贬他志欲杀弟公叔段。称‘克’有贬意，贬公叔段与郑伯对抗，有如二君。称‘段’有贬意，不称弟，贬他的不弟。” 为什么这么说呢？周朝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再强大的国家的诸候，都没有“王”这么一说。因为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后来周室衰落，诸侯各自称王，但《春秋》只认周天子（其实只是一个弱小国家之君）为王，尊称为“天王”。楚国国君虽然称王，但《春秋》只称他“子”——地位并不高。郑国的国君因为先君辅佐周王室有功，国力强盛，已经自称为公了，但是孔子偏在称呼上贬他两级，称他为伯——这也是这个诸侯原有的爵位，就是批评他对于自己的弟弟没有教育好。孔子用的这个“克”字，本来是用在两个对等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孔子之所以用这个字，是批评他们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公叔段自己不像一个弟弟的样子，所以孔子也不写他是弟弟，这也是贬意。 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需要这么解释，才能看明白。也不知是否真有这么一回事儿。可以参见我的公号文章《有没有“春秋笔法”这回事？》。 [点击下面的“原文链接”，可听我朗读这篇小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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