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文人，从魏晋时的竹林七贤、陶潜，到唐宋时的李白、苏东坡，其诗文和日常生活中，酒都是不可或缺之物。他们真的太能喝了。对于他们而言，酒不是一种点缀和色彩，而是生命里顽固的、不肯退场的陪伴物和必需品。它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而直接就是一种精神，是形而上的一部分。 由古代文人的饮酒，联想到西方的“酒神精神”。两者的相同点都在贬损理性的同时肯定本能，中国文人通过酒来获得暂时脱离仕途经济和伦理桎梏的自由感，同时也获得艺术创造力，带着淡淡的消极色彩。而西方的“酒神精神”在尼采的定义下，应该比中国古代文人的醉酒更积极，也更直面人生，具有超越悲剧的英雄主义精神。 古人的“食散”也很有意思。像三国时期的何晏，他是“养生论”的忠实信徒，能吃得起“五石散”，吃完后再出门去“散发”。但一般人是吃不起这种散的，如杜甫所说，那需要“大药资”。鲁迅曾嘲笑过这种情况：魏晋时因食散成风，有的人吃不起还装着吃过了，要躺在一个地方发药，然后到处走，叫“行散”。 无论是喝酒还是食散，有时候都可以成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方式。从肉体上保存自己，从精神上保存自己，说白了就是逃避的一个方法。如果认为“食散”更积极，那往往是来自养生论的信徒。其实喝酒也有保护自己的效果，比如从记载上看，阮籍就用喝酒保护了自己，刘伶也是这样。由于一个人处于恍惚沉醉的状态，他人就会觉得不必与之较真。在酒精的作用下，生命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也就降低了，而这“二性”的降低，通常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会让他们感到放心。另一方面，在个人的精神构成上，饮酒与食散又给人掺进了新的因素，一种飘逸的、出世的、恍惚的、幻想的，甚至是更奇异的感受，一种特别状态下的夸张和浪漫情状，也是进入新奇境界的尝试，是忘记眼前痛苦的一种逃避方式。所以二者加起来理解，可以将饮酒和食散看成一件奇妙的事情，它既是人生逃脱与保存的一个策略，又是一种沉醉于某种状态与快感的生命机缘。 而陶渊明的喝酒，与阮籍、刘伶等人不一样，至少在记录上没有那么凶，但他同样也是有酒瘾的。从他的诗文中能够看出，他有时不吃饭也要喝酒。最有意思的是，他九月九日那天坐在菊花旁，感叹有菊无酒的那种痛苦和失败感：“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当一个叫王弘的官人派人送酒来时，他甚至等不及回家，坐在地上当场就喝醉了。这说明陶渊明已经严重地依赖酒了。 酒成全了李白，也成全了陶渊明。陶与李不同，他好像没有食散的记录。李白一度对炼丹之事很投入，十分相信药石的长生不老功能。李白在酒后豪情万丈、极为冲动、富有浪漫的幻想；陶渊明则更为安静、悠然、享受、沉湎，乃至于暂时摆脱了忧郁。所以酒的饮法不同，作用也就不同。同样是饮酒诗，李白和陶渊明的差异就很大。我们可以把这种不同看成是生命质地的不同所造成的，也可以看成对酒的态度和饮酒方式的差异所决定的。从诗中看，李白更多的是与友人一起豪饮，而陶渊明则是面对大自然的窗口独自慢品。 人们经常谈到苦闷才喝酒，或高兴要喝酒。这说明酒与人的精神相挨至近，关系密切。这种醇香且辛辣的古怪液体驯服了人类，而不是被人类所驯服。当一个人接受了它的作用时，神态与心情就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人生束缚太多，光明与黑暗，伦理与制度，一切都要限制和改变人的意志。而一个人要时不时地伸展一下精神的四肢，于是就求助于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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