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坳中走出的作曲大师：杜鸣心

杜鸣心，中国音乐界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中国作曲界的一面旗帜。半个多世纪以前，他有幸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业作曲家而成为这项事业勤奋的开拓者，而今，他已成为中国音乐界中的杰出代表，作曲家中的象征。几十年来，他在事业上勤勤恳恳，默默奉献，创作上硕果累累，教学上桃李满天下，他的精神感染者人们，他的作品感动着人们。今年是杜老从事创作50周年，人们在感叹他的德高望重时，更应该对他坎坷、丰富而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所了解。

落难儿童的音乐奇迹
翻开世界音乐史册，那些流芳百世的大作曲家大多是音乐世家所出生的天之骄子，而杜鸣心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作曲家，他的身世却与众不同。1928年，杜鸣心出生在一个抗日军人的家庭里，父亲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少校营长，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家庭主妇。杜鸣心的双亲非常喜欢中国戏曲，幼小的他经常被父母带着步入戏院听戏，而家中的老式留声机也整日播放着各种音乐、戏曲和流行歌曲，这些潜移默化的熏陶，无形中成了培养杜鸣心音乐细胞的重要手段，从那时起，音乐便在他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基。

按理说，杜鸣心本该在这种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顺利地成长，可日本鬼子的侵略却使他最终成为家破人亡的落难儿童。1937年，父亲随部队参加著名的淞沪会战，在抗日战场上英勇就义，失去父亲的杜鸣心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温饱无着落的艰苦生活，善良的母亲终日与人为佣，靠着微乎其微的收入带他度日。后来母子二人不得不返回湖北潜江老家，杜鸣心小学没毕业，就不得不因窘迫而辍学在家，那时他才仅仅10岁。母亲眼看着儿子生无保障，学无指望，不得已，只能将他送进战时的难童收容所，从此杜鸣心便成了孤儿，他再也没有机会与母亲见面。

难童收容所是战时的慈善机构，杜鸣心年纪虽小，但却由于慈善的救济而得到了命运的转机。当时，他被送到了设在四川永川县的第二儿童保育院，在这里有了较为稳定的生活并受到了相应的教育。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杜鸣心正式与音乐结缘，在这个儿童保育院里，有一个名叫蒋荣英的音乐老师，她看到杜鸣心唱歌时音准、节奏都非常好，音色和乐感也很出众，就特别喜欢他，经常把他拉到自己的房间里亲自指导。杜鸣心不仅从她那里学到了更多的音乐知识和歌唱方法，同时也体会到了一种慈母般的爱心，蒋荣英老师对杜鸣心的关怀，抚平了他幼小心灵中孤独、痛苦的悲伤，使他从离别生母的恐惧与绝望中慢慢摆脱了出来……。

也许是杜鸣心命中注定要成为音乐家，也许是上苍故意给他开启了通往音乐艺术的大门，正在他的音乐天赋开始显露之时，又有一个意外的机会走向他并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一次，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创办的难童育才学校派音乐老师任虹来保育院选拔学生，在欢迎任虹老师的晚会上，蒋荣英特意安排杜鸣心担任《松花江上》的领唱，面对着音乐老师任虹，面对着台下数百名师生，杜鸣心毫无惧怯之情，他放开喉咙，一板一眼，深情自然地唱了起来。当唱到“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时，他的心中立即涌现出自己丧父离母，孤独落难及生母企盼、无奈和憔悴的焦虑面容，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的动情演唱，不仅感染了台下的每一个听众，也感动了前来选拔学生的任虹老师，任老师看到身体瘦弱的他站在高高的凳子上，明亮的嗓子将音乐演唱的那样自然准确，如泣如诉，不由得暗暗喜欢上了这个幼小的男孩。后来，经过多方面的复试，10岁的杜鸣心从三百多名难童中脱颖而出，与另外三个小朋友一起被陶行知育才学校录取，从此就与音乐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在山坳中踏上音乐之路
提起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使是在抗战的困难时期，陶先生也未忘记培养和教育下一代的重任，1939年，他自费在重庆创办了一所难童育才学校，用以培养他们中间有特殊才能的孩子。育才学校的创建由陶先生自筹经费，而支配这一切的则是他身上所具有的伟大博爱精神和坚强毅力。杜鸣心就是陶行知育才学校发现的特殊人才，1939年，11岁的他与其他三位小伙伴一起顺长江而下，来到设在山坳古刹--古圣寺的育才学校本部。

杜鸣心被学校安排进入音乐组学习，那时学校的条件异常艰苦，除生活拮据外，办学条件及设备也很简陋，然杜鸣心却不怕吃苦，只要能够学习音乐，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按他现在的话说，那时进入育才学校音乐组，就像是进入了音乐的圣殿，学校里的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都是神圣的。当时的育才学校音乐组有不少好老师，大作曲家贺绿汀任音乐组主任，《渔光曲》的作者任光任音乐理论教师，此外还有很多好的老师分散在各个科目中。

杜鸣心一进校就被分配学习钢琴，当他第一次看到那个叮咚作响的大家伙时，一股特有的神奇感驱使他对钢琴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钢琴老师是赫赫有名的贺绿汀，能够跟这样有名的音乐家学琴，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呀，杜鸣心很懂事，他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在贺老师的指点下，他从最简单的拜尔练习曲开始，慢慢弹到车尔尼、巴赫，最后连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都弹会了。

杜鸣心在贺绿汀等名师的教导下，逐渐在音乐专业方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谈到这些，如今已年近八旬的他兴致勃勃地说：“是贺绿汀先生为我指点出正确的视唱练耳之路，他教会了我固定唱名法，直至今日我的听觉还是固定音高概念，他的教学使我终身受益。”然而，正当他在音乐之路上不断飞奔时，风云突变的政治形势打断了他的正常学习，“皖南事变”的影响波及到了他所在的育才学校。为了使陶行知校长等人免受牵连和迫害，更为了使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得到保护，中共南方局决定把贺绿汀等一批共产党员教师秘密撤往延安。贺先生就要走了，但他仍牵挂着杜鸣心的学习，临行前他请来了国立音乐学院的教授黎国荃和范继森，将杜鸣心等几个难童学生托付给他们。黎、范二位老师既有责任心又有同情心，他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教育难童学生的重任。就这样，杜鸣心开始随范继森学习钢琴，范继森是当时著名的钢琴家，他的优秀教学方法和出色的示范，给了杜鸣心极大的启迪和帮助，在他的指导下，杜鸣心的钢琴演奏水平日益提高，很快就能在音乐会上担任钢琴独奏和为其他声器乐做伴奏了。而黎国荃先生则成为他的小提琴老师，说起杜鸣心拉小提琴，当时还鲜为人知，直到后来他为别人的小提琴作品做首演，大家才知道他的琴拉得那样有水平，以致领导甚至找他谈话劝他主修小提琴。

杜鸣心在育才学校中受到了在当时条件下最全面的音乐教育，范继森、黎国荃这样的名师对他的影响和帮助，为他日后成为专业音乐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陶行知校长为了给他们创作更好的学习环境，想尽一切办法把校址搬到了观音岩，这里靠近当时的中华交响乐团，条件虽也不太好，但却能使孩子们得到更好的熏陶，杜鸣心在这里还曾得到过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的亲自教诲。

杜鸣心涉猎作曲亦很早，他在育才学校学习钢琴、小提琴演奏的同时，就开始对作曲发生了兴趣。他一点点地尝试，慢慢写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歌曲，而《看谁功劳大》是他写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颂抗战将士的歌曲，成了这位日后大名鼎鼎的作曲家的处女作。后来，育才学校因种种原因从重庆迁到了上海，1947年7月，陶行知先生因政治迫害致死，育才学校的办学也因此遇到了困难，但在这位伟大教育家崇高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许多有名的音乐家都伸手相助，继续支持着陶先生未竟的事业，范继森就是其中之一，他仍然关心着育才学校的小学生们，从重庆来到上海担任学校音乐组的教师，杜鸣心依然跟随范继森学习，他同样是范老师最得意的学生。

人们常说，对于一个成功者来说，机遇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有了机遇还必须能够掌握机遇，杜鸣心就是这样一位既能够遇到机遇，也能够掌握机遇的人。1948年夏天，共产党员曹石峻与夫人钱挹珊（大提琴家）来到上海育才学校参观，曹先生是一位精通音乐艺术的商人，他的夫人则是世界大提琴泰斗卡萨尔斯唯一的亚洲学生。二人来到学校，观看了音乐专业的几名学生的演奏，其中，杨秉孙拉小提琴，陈贻鑫拉大提琴，杜鸣心弹钢琴。他们的演奏得到了曹先生和钱女士的高度好评，在了解了几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后，为了使他们得到更好的培养和提高，曹先生慷慨地表示要为他们找高水平的外籍教师，，尽管学费很贵（每节课二十美金，在当时相当可观）），但曹先生一点都没犹豫。他为杨秉孙请到了德籍小提琴家华丽斯培，陈贻鑫则跟随曹先生的夫人钱挹珊学习，而对杜鸣心，曹先生则为其精心挑选了俄籍钢琴家拉扎雷夫。杜鸣心在这位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专的钢琴名家的教导下，演奏技艺得到了飞速的提高。这里有个辈分谱很有价值：拉扎雷夫的老师是西洛蒂（Siloti 1863-1945），西洛蒂的老师是李斯特（Liszt 1811-1886）李斯特的老师是车尔尼(Czerny 1791-1857)车尔尼的老师是贝多芬（Beethoven1770-1827），由此看来，杜鸣心还应该算是贝多芬的第五代徒孙呢。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军即将跨过长江，对南京、上海展开攻击，此时，在上海居住的一批外籍专家纷纷离境出走，这其中也包括杜鸣心的老师拉扎雷夫。为了使杜鸣心能够继续学习，曹石峻先生又请来了上海著名女钢琴家吴乐懿为他上课，杜鸣心真是如虎添翼，学业与琴技都达到了更加的精致和娴熟的境地。此时，一位印尼朋友邀请吴乐懿与两位男女歌唱家一起赴印尼演出，吴乐懿便推荐杜鸣心前往担任钢琴伴奏，自此，20岁的杜鸣心开始走出国门，开始了他步入国际音乐舞台的旅程。

新中国给他带来新生机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杜鸣心也在这一年经过一番周折由印尼转道香港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他意外地与儿时的恩师贺绿汀相遇，贺绿汀当时任人民文工团团长（后来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前身），杜鸣心经他举荐，就留在了这个文工团工作。1953年，国家选送第二批赴苏留学生，与前一批不同，这次是要通过硬碰硬的考试来选拔。杜鸣心信心十足，钢琴专业通过了，他又大胆地要求改报作曲专业，急急忙忙地赶到作曲考场时，考试已即将开始，他最后一个进考场，却最先一个出考场，一段巴赫《创意曲》的听写题他做的快速流畅、天衣无缝，事后人们才知道，那是因他小时在育才学校上学时，贺绿汀先生为他打下的牢固的视唱练耳基础所致，巴赫那段曲子他早就会默写。

杜鸣心考取了，榜上有名的他被送往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在作曲系随著名作曲家伊凡诺维奇·米哈伊尔·楚拉基学习。楚拉基是名教授，同时还兼任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院长，他在苏联艺术界威望极高，也极其繁忙。莫斯科大剧院每晚都要上演不同的剧目，歌剧、芭蕾舞、交响乐应有尽有，楚拉基作为院长，每场演出都要亲自过问和监督，分身无术的他本无时间教授中国留学生，但当他看到杜鸣心的才华时，却义无反顾地收下了他。楚拉基只教杜鸣心这一个中国学生，上课的地点也常常在莫斯科大剧院的院长室内。他的教学极其严格，方法独特，态度认真。他为杜鸣心讲述音乐理论、作曲技法，对杜鸣心的每件习作都亲自审阅和批改，可以说，杜鸣心从楚拉基那里完整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西方作曲技法，从而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专业作曲家。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杜鸣心在楚拉基哪里就应验了这句话。楚拉基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最高管理者，杜鸣心在老师那里上完课后，往往“顺其自然”地留在那里观摩演出，而且还总是坐在高级包厢里（那里老有预留的座位），天长日久，他不知不觉地观看了许多世界著名的歌剧和芭蕾舞剧，而且都是一流水平的演出。说到“蹭”看演出，今天的杜老回忆起这样一件事，那一年，莫斯科大剧院上演苏联著名作曲家格里埃尔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后改名《大红花》），邻近演出时，杜鸣心和一位同学还没有票（这是一场很重要的演出，有领导出席），无奈在开演之前，他找到了他的老师，楚拉基听说他要看演出，直埋怨他为什么不早说，现在临近开演，又有重要领导出席，到哪去找票呀，正在为难之际，楚拉基灵机一动，将杜鸣心和他的同学领到一个老太太那里，只见他对老太太低语了几句，老太太就笑着把他俩带走了，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豪华包厢，老太太对他们提了两点要求，一.等观众全入场，场灯熄灭后才能进去，二.演出一结束，不等场灯亮起就必须先离开，杜鸣心和那个同学就这样看完了这部著名的芭蕾舞剧。事后他才知道，那个老太太是剧院里专门管包厢的，他们所进的包厢是当年沙皇的专用包厢，那间包厢长年不用，故他俩必须晚进早出，以防被场内的观众看见。楚拉基的精心安排，使杜鸣心无意之中当了一次沙皇，如今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杜老都会开怀大笑，且眼中流露出对老师深深的感激之情。

杜鸣心在苏联的学习非常刻苦，名师的教诲加上自己超常的努力，使他在作曲艺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获。他在这期间创作了钢琴独奏《变奏曲》、《练习曲》、《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管弦乐曲《牛郎织女组曲》、《节日序曲》、女中音独唱《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构思独特、写作规范，在楚拉基的眼里都是上等的佳作。

楚拉基先生是杜鸣心终身难忘的恩师，回国多年，他的心中始终怀念着这位把自己引上专业作曲道路的老人，1988年杜鸣心率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苏时，曾专门探望了身患重病的楚拉基，后来，楚拉基因病逝世，杜鸣心又常常心系着慈祥的师母，只要有人去俄罗斯，他都会特意托人给师母捎去一份礼物，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关爱和崇敬之情。

　　1958年，在苏联留学五年的杜鸣心终于学成回国，他被安排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师。此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上级委派杜鸣心和他的同学吴祖强一起，为纪念建国十周年创作献礼作品--芭蕾舞剧《鱼美人》。杜鸣心苦学多年，终于有了报效祖国、展示才华的机会，他与吴祖强携手奋战，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部三幕芭蕾舞剧的音乐。这部芭蕾舞剧的音乐写得很成熟，其中灵活地吸收了各种民间音乐素材，每段舞蹈音乐都富有个性，且全剧又有着戏剧性方面的相互贯穿，听起来清新流畅，和谐统一，是中国芭蕾舞剧音乐史上的成功之作。1959年该剧在北京首演，受到了广大观众和专业人士的高度赞扬。此事刚完，杜鸣心又接到了为国庆十五周年献礼的创作任务，这次还是与吴祖强合作，加上戴宏威、王燕樵、施万春，创作的剧目是人所共知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又是整年整月的连续奋战，全剧终于在1964年首演前由杜鸣心完成定稿。这部芭蕾舞剧音乐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划时代作品，它的音乐气势如虹，民族风格浓郁，交响戏剧性强，多年来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部舞剧由几个人分写，杜鸣心负责的是其中的第四、六场，人们熟悉的“万泉河水清有清”、“常青就义”等音乐都出自他的笔下。

作为新中国重点培养的第一代作曲家，杜鸣心的创作是最为丰富多彩的，从苏联留学归国后，面对着祖国日益前进的步伐和巍峨秀美的大好河山，他的创作灵感似泉水般地喷涌不止，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除《鱼美人》和《红色娘子军》外，他分别创作了大型管弦乐《交响序曲》、大合唱《人民英雄纪念碑》及电影配乐《以革命的名义》等。十年动乱期间，他的创作受到了干扰，但仍与人合作创作了芭蕾舞剧《沂蒙颂》（与刘霖、刘廷禹合作）等作品。粉碎“四人帮”后，祖国迎来了新的春天，文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此时的杜鸣心欢欣鼓舞，大好的形势和美好的前程激发了他满腔的创作热情，唤醒了他巨大的潜在灵感，这段时期，他将主要精力投放在交响乐创作中，写出了交响诗《飘扬吧，军旗》、《青年交响曲》、交响幻想曲《祖国的南海》《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交响幻想曲《洛神》、小提琴与乐队《新疆之旅》、《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采）、等作品。此时，他的创作技巧日益娴熟，风格日益突出，想象力也日益丰富。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他获得了新的启发，这个时期的一系列作品都反映出他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的特征。此期间他创作了管弦乐组曲《心历其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大型民乐组曲《丹青韵》、管弦乐《台湾民歌组曲》、舞剧《玄凤》管弦乐《1997序曲》、交响诗《刘三姐》、民乐四重奏《飘红玉》、管弦乐《春天的故事》等。进入21世纪，年已七旬的杜鸣心“宝刀未老”，在专业上大胆探索实践，在创作上不断耕耘，相继写出了交响乐《长城颂》、京剧交响乐《杨门女将》、《第三钢琴协奏曲》、大型芭蕾舞剧《牡丹仙子》以及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冼星海》、三十二集电视连续剧《船政风云》等作品。

杜鸣心的作品有着独特的风格，既有西方传统技术，又有中国民族特色手法，为了创作带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他努力学习昆曲、梆子等戏曲音乐，，还学习评弹、京韵大鼓等说唱音乐。他非常重视创作与实践相结合，写《红色娘子军》时，他曾深入海岛采风，搜集了大量苗族、黎族民间音乐素材。创作《玄凤》时，他又远赴敦煌观看壁画，搜集西部民间音乐素材，正因为如此，他所创作的音乐才那样真实、动听和富有感染力。

育人树人桃李满天下
杜鸣心是著名作曲家，同时又是著名教育家。从他留苏归来至今，近50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师（中间短期调入中国舞剧团任专业作曲），目前仍然是该院的博士生导师。半个世纪以来，他坚持育人树人，甘当辛勤的园丁，为了发展中国的音乐事业，为了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作曲家，他不辞辛苦，甘愿人梯，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精力，教导着一代代的作曲家。他的门下英才云集，仅列几位人们便可略见一斑：石夫、王立平、郑秋枫、王黎光、张丕基、叶小钢、瞿小松、徐沛东、姚盛昌、刘索拉……。

　
如今的杜老仍然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年近八旬仍笔耕不辍，作品一部部地诞生，且都质量上乘、功力深厚、感人肺腑。而在教学岗位上，他目前仍然带着中央音乐学院的数位研究生，其中不乏在研的博士。

美好的春天是人们的向往，阳光雨露的滋润是人们的渴求，杜鸣心，一位内心永怀着春天的作曲家、教育家，他的思想是那样地纯洁，秉性是那样地质朴。他愿以自身的艺术带给人们永恒的春意，他愿以他的作品带给人们阳光雨露的养分……。他，一位从山坳中走出的作曲大师，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永葆青春的艺术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