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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但正由于此，它才有条件继承和发展中国历代书法艺术成就，加之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使清代书法艺术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中国古典书法的最后一个辉煌时期。乾嘉之际，由于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文人士大夫逃避政治，转而沉浸于金石考据之学，由此帖学渐衰，碑学崛起。碑学的发轫始于隶书的复兴。清代隶书是继汉代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隶书源自先秦篆书，萌生于战国，发展于秦，大盛于汉。自魏晋“二王”帖学书风定于一尊，隶书沦为附庸地位，千余年间少有书家专擅于此，“篆籀八分，几于绝迹”。嘉庆以降，书道中兴，隶书乘碑学大盛之风得以全面复兴，隶书创制进入历史全盛时期。此时书家宗法汉唐，取道高古，以古拙朴厚为风尚，涌现出许多擅长篆隶的书法大家，而且成就了一大批集收藏、鉴赏、考据、古文字研究和书法于一身的著名学者。吴大澂即是其中之一。吴大澂的书法以篆书最为著名，他将小篆与古籀文结合，吸收钟鼎铭刻精意，用笔苍辣，沉着雄厚，在清代书坛上是一位开风气的重要人物。吴大澂的隶书上追秦汉，以篆法入隶，苍涩浑润，高古脱俗，取法汉碑又能别出新意，笔力雄强，表现出深厚的功力。但流传于世的吴氏隶书作品极少，故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的《三关口筑路碑》就显得弥足珍贵。 三关口作为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咽喉要道，位于固原市泾源县，古名弹筝峡，又名金佛峡，俗称三关口。此“三关”据《民国固原县志》记载，一说为六盘、瓦亭、萧三关，一说为制胜、六盘、瓦亭三关，以萧关总摄三关。《三关口筑路碑》乃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期间，途经泾源县三关口时所记。碑文主要颂扬了时任泾、庆、平、固观察使魏光焘，督率将士齐力拓宽、修筑著名关隘金佛峡（今三关口），沟通东西交通的历史功绩。魏光焘（1837—1916），字午庄，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补平庆泾固化兵备道。光绪初补甘肃按察使，继升甘肃新疆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日军由海城分路进攻牛庄。牛庄是清军运送粮饷兵械的主要通道。魏光焘统率武威军誓死抵抗，重创数倍于己的日军，此次战役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最为惨烈的巷战，史称“牛庄之战”。 《三关口筑路碑》书法与历史价值并重。此碑系青石质，由大小相同的四块组合而成，碑高127厘米、宽76厘米、厚10厘米，碑面阴刻文字，前三块皆竖刻文字五行，第四块三行，共计184字。碑文整体宽博伟岸、古穆深沉，颇具雄杰之势。其文曰：“三关口为古金佛峡，山石荦确，杂以潢流，夏潦冬雪，行者苦之。坡南旧通小道，西出瓦亭驿，乱石歮路，车骑弗前。庆、泾、平、固观察使邵阳魏公，始以光绪元年二月开通此路，为道廿余里。凿隘就广，改高即平。部下总兵官萧玉元，副将魏发沅、杨玉兴，参将邹冠群、彭桂馥、岳正南、罗吉亮、徐有礼等分督兴作。凡用功八千余人，役勇丁四万余工，炭铁畚锸，器用功费，縻白金千两有奇。是年五月讫功。行人蒙福，去就安隐。督学使者吴县吴大澂采风过此，美公仁惠。勒石纪事，以示来者。大清光绪元年三月榖旦立。”全文落空处刻有光绪三年杨重雅补写的200余字行书题跋。文字略有残泐，其文曰：“雅于同治辛未入陇，其时金积初平，河湟未靖。恪靖伯甫从平凉进营安定，以午壮观察留镇平凉，治军严肃。行旅如归，心窃韪焉。抵郡之次日，道出萧关，北宋时用兵从处也。山石连涧禁容车，觉王阳蜀道，殆有以过之。光绪丙子奉移桂激，重出是关，见夫平平荡荡，向之巉岩奇仄者，今旦如砥如夫矣。读吴学使摩崖记，知观察以治军之暇，用军士平之。益叹观察之善将兵，且益叹伯相之善将也。今年冬观察重刻其祖族默深先生《海国图志》，告成，不远数千里驰价致赠。可见观察所志之大。而视天下事之可平一如此关也。因为向所藏子中而能置者，书以相质。丁丑岁十月杨重雅记。”《三关口筑路碑》勒成后镶嵌在三关口东崖壁上，“文革”之际被三关口附近村民搬回村里，未遭人为损毁。1981年固原县文物工作站（今固原博物馆）将其收藏。1994年固原博物馆石刻馆落成，将其陈列于内。1996年8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吴大澂于朴学考据之外别创出学者书法的独特风姿，其隶书远宗汉隶又变化汉隶，以碑法作隶，革新汉隶体势结构，将篆书笔势有机地糅合于隶书之中，使笔意秀劲、韵致超逸，创构出间架博大、方正古朴的隶书新书风。明清以来隶书作品，字体扁方匀整，波磔划一，竖有列、横成行，列间挤、行间宽，规格整齐划一。《三关口筑路碑》书法奇劲，结体宽博、横平竖直，波磔不显，中锋用笔，以篆作隶。每个字体大小、长短、扁方均不统一，左右对称错落参差，洒脱大度，潇洒自如，自然天成，与传统风格迥然不同。此碑落款颇具吴氏风格。吴大澂主要写篆书，但经常用隶书作款，笔无篆味，方正平实，波磔有形，体势匀整又凸显清代隶书的模式与风格。 《三关口筑路碑》空间排布均匀，体势方劲兼用篆体，转折圆中见方，不似标准篆书之整饬过度，毫无霸悍粗俗之气，笔意更接近于汉代隶书。在笔画上，抑制直画而放纵波画之势，向左右发笔，横、撇、捺三种笔画达到三分之一后顿笔，愈顿笔愈肥，横与捺改用提笔向上略挑，竖画和撇走笔略提。笔画形态方笔渐多，长画末端多用挑法，形成上仰的撇脚式尾巴，横捺呈微波起伏之势。在形体结构上，简洁凝练，多呈扁平状，蚕头燕尾，波磔明显。在运笔上，用肘书写，“平画斜结”，增强了艺术性，改变了篆体笔画向一个中心点“抱拱”的布局，而向四面八方分布与铺展，不再是万画同一匀停的单线法，线条匀净挺拔、外柔内刚、雅洁隽永；又兼规矩整齐，渊雅朴茂。字体似隶而体势多波磔，向左右分开，“渐若八字分散”，古意盎然别具天趣。笔法严谨持重、中锋涩进，碑意突出且自然生动，具有敦厚、坚挺之感，又兼气势夺人，集中反映了吴大澂的书法艺术成就，也体现了清代隶书对汉代隶书的继承与发展，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吴大澂（1835—1902）初名大淳，后为避穆宗载淳讳而改名大澂，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又别号郑龛、愙斋、白云山樵、白云病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授陕甘学政，以及广东、湖南巡抚等职。1877年亲赴山、陕襄办赈务，得左宗棠、曾国荃等保荐，次年授河北道。1880年，诏给三品卿衔，次年授太仆寺卿。1883年，法国从越南向中国扩张，他奉命会办北洋军务。1884年迁左副都御使，诏令赴朝鲜处理甲申事变，抵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活动。后赴吉林会同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使进行勘界谈判，收回黑顶子及其出海权。1888年，郑州黄河决堤，吴大澂参与治河成功。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澂时任湖南巡抚，“奏请统率湘军赴朝督战”，获清廷允准，“带勇北上”。诸将多“拥兵据要害，徘徊观望，乍却乍前，不能出死力以决一胜”。加以吴大澂本人虽“自请从军”却“不谙军旅”布署，致使“湘军力战而败，死伤过多，人心不振”，吴欲拔剑自裁未遂。清廷以吴大澂“徒托空言，疏于调度”，旋革职留任，寻命开缺。1898年，复降旨革职，永不叙用。1902年，《马关条约》巨额赔款的消息传来，他恳求把自己收藏的3200件文物精品捐献国家，以添补赔款之需，未得获准。吴大澂心怀郁闷，忧愤而终，享年68岁。 吴大澂精于鉴别和古文字考释，亦工篆刻和书画。其篆书远接“二李”（李斯、李阳冰），近师邓石如、吴熙载，广参钟鼎铭文，融会大小二篆，以大篆立其筋骨，以小篆敛其体裁，将瘦劲、厚重、朴茂融为一体，而笔墨又极其精炼，三美归一，形成了坚劲紧韧的艺术风格。同时以写小篆的笔法来写金文，化斑驳为光洁。其金文书法用笔稳健瘦硬，字形规范统一，结体方正匀称，精确严肃而有秩序。其行书似得力于李北海、黄山谷二家，碑意突出，且将作画的用笔融汇其中，气骨凝重，洒脱宽展。吴大澂虽然以书法名世，其画亦精，善画山水、花卉，用笔秀逸，尝仿恽寿平山水花卉册及临黄易访碑图尤妙。又以诗词及散文著称。著有《愙斋诗文集》《说文古籀补》《字说》《愙斋集古录》《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试验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等十余种行世。《清史稿》卷四百五十有其传。 明清之际，书学审美风尚转向对阳刚之美的追求。清代朴学与金石学兴盛。金石学的兴起在促使学者对古代碑刻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引发了书家对碑刻书法的关注。清初书坛依然是以帖学为主导，书风日趋靡弱浮华，矛盾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酝酿着变革求新的思潮。清中期以后，随着统治阶级地位的稳固和文化专制的压迫，要求个性解放、表现情感、宣泄情感的艺术思潮愈演愈烈，倾向于追求雄壮的艺术之美。碑学书家一方面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深刻的理性思考，直追隶书本源且涉猎广泛；在取法上逐渐由法帖转向金石拓本，汲取其古拙雄奇、新异意态，直指以金石气、质朴美为核心的方正劲健、拙朴险峭、紧结瘦硬的审美理想。清代隶书不仅表现为书家数量的增多，更重要的是继承了汉隶的优良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和创新特点。在体现隶书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丰富隶书的艺术表现力，形成了各自的审美观，使有清一代隶书在形式与内容上更具时代感。在经典体系建构方面，清代碑学书家创构出迥异于《阁帖》的一整套全新的书法标准和经典体系。同时，清代隶书创作更加注重文人化，学者化。许多隶书大家如郑簠、伊秉绶、金农、邓石如，吴昌硕等，又兼诗文、绘画，金石、篆刻之学。加之，万授一的《分隶偶存》、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给清代隶书的辉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另外，汉隶碑刻及拓本在清代除原有的保留外又不断有新碑出土，极大地丰富了隶书的创作视阈。 通览清代碑学书家复兴隶书的创制成就，无不清新儒雅、风格独具、领异标新。潜藏于篆隶复兴、碑学崛起之下的则是以考古辩证之兴为契机，追寻古法，以古开新，复兴书体，标举碑学尚“质”求“朴”审美意识的书学革命。而清代隶书赖以存“形”的核心点是抽象，有不可逆性和可约简性，具有表现为时间序列和线性构架的本体规律。从技术上讲，对篆隶书体、笔法的揣摩乃是清代书家风格变迁的一个转折点。书家上追秦汉碑刻，在坚持隶书基本法理的基础上，敢于融入篆籀、北碑甚或是行草的笔法，融会贯通，不断深化对隶书艺术价值的理解并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对传统隶书进行符合汉字构架的局部改良，赋予隶书以全新的艺术内涵。正是这样，较之唐宋以来隶书的程式与平庸，使清代隶书打破了传统隶书与其他书体的界限。碑学书家不仅在理论上倡导尊碑，而且着力于隶书作品的实践创制，用气象峥嵘、清新古朴、自然浑厚的书法，开创了完全迥异于帖学妍美之风的雄浑渊懿的隶书风尚，不仅为程式化、形式化的书坛开拓了继承与革新的广阔天地，也为稍后的隶书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领了有清一代隶书复兴的革命先声。（附图为《三关口筑路碑》拓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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